一声“黄头儿”，是文物工作者们对眼前这位89岁老人的亲切称呼。共和国考古事业，贯穿着黄景略先生的一生。当前我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工作井然有序，都离不开黄景略先生几十年在管理岗位上筚路褴褛的探索。谈起心爱的考古事业，这位在文物局工作了几十年的“黄头儿”，流露出无限的追忆和感动。

黄景略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6年毕业后进入当时的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工作。之后一边支援各地的考古项目，做了许多具体的田野工作，一边潜心从实践中提炼心得，不断思索如何将我国考古工作变得更加规范和完善。1982年，黄景略出任当时的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处处长，主持制订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极大地促进我国考古事业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

2010年10月黄景略在嘉兴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汇报会上（来源：南湖晚报，摄影：袁陪德）

百废待兴求发展 人才培养第一条

“刚解放那会儿，文化部文物局刚成立的时候并没有考古这一项，考古工作那时候还主要归中科院考古所承担，当时只有博物馆处处长裴文中捎带过问一下考古工作。”回忆起刚解放时我国考古工作的管理，黄景略如是说。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这种松散的管理结构微弱地维持着新中国当时非常薄弱的考古工作。

在当时，各地考古工作专业人员不够、管理工作乏人，规章制度缺失，以至于出现地方进行考古工作并不上报中央主管单位的现象；另一方面，在解放前尤为炽烈的盗墓之风在解放初期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文物流失严重，所造成的破坏无法估量。

在接下来的新中国大建设时期，中央下决心狠抓考古工作，立刻面临的就是人才奇缺的问题。黄景略回忆，当他195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工作的时候，整个处里22位同事，有从事文物保护、书画鉴定的，但真正搞考古的只有他一个人。作为稀缺的考古骨干，黄景略即被抽调去参加地方重大发掘项目的协调和人才培养工作中。

“我还清楚记得1952、53、54和55年的那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谈起这四期训练班，黄景略回忆得格外真切。为了保护文物，改变考古工作人才缺乏的困难局面，1952年，文化部联合中科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组织了四期训练班，邀请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相关领域的顶尖学者，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多名学员进行考古工作的集中培训，经过培训的学员迅速成为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与此同时，河南、陕西等文物大省开始针对重要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并逐渐做出了成绩，其他省份也陆续开展了一些田野考古调查。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的黄景略，也见证着这星星之光的诞生，并成为日后中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的燎原之火。20世纪80年代初，黄景略第一次把这四期训练班称为“考古的黄埔四期”。此言一出，立即得到国内考古界的广泛认可。

一时间，各地在“黄埔四期”的带动下，纷纷举办文物训练班。1958年山东举办训练班，黄景略也去当教员，为学员们讲课，还带队到日照两城遗址现场实习。文物训练班的效果让黄景略意识到，人才培养，是发展考古事业的先决条件。

1984年，担任文物处处长不久的黄景略组织在山东兖州举办了第一期“田野考古工作领队培训班”。“当时考古的专业水平不行，领队培训班好多学员也不是考古专业毕业的，但是在地方已经是主力和队长了。我说那就办个考古领队训练班，有领队资格才能做考古发掘！”黄景略回忆道。训练班的组织规划和考核由考古领队考核委员会负责，在黄景略、孔哲生、叶学明、严文明、吴汝祚、张学海、张忠培、郑笑梅、俞伟超等著名考古学家指导和严格考核下，经过连续6期的培训班，训练出一支本领过硬的考古领队“铁军”，一批中青年领队朝气蓬勃地走向全国各地的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考古领队培训班及时解决了领队的专业素养问题，为规范考古发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方法便延续至今，在各地到处开花，为我国考古事业持续提供着人才动力。 

孜孜调研学习 终成考古名家

留在文物处后，年轻的黄景略首要任务是到各地视察考古工作，协调经济建设与考古和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当时洛阳要盖纺织厂，那时候东周王城始终未找到，极有可能会被影响。黄景略去协调当地与考古所的关系，在洛阳考古工作站待了一年半。后来黄景略被调去河北燕下都遗址进行技术指导并协调关系。当地搞经济建设，需要在遗址中间修一条灌溉水渠，水渠将穿过遗址。在他积极有力的协调下，燕下都遗址幸免于难。

1960年到1963年底，黄景略由文物局派往山西支援侯马地区配合当地经济建设进行的考古工作，任副队长。他们发掘了曲沃古城西城城墙和牛村古城南铸铜遗址，勘探出晋国遗址的分布情况。黄景略带领山西的考古队员了解到曲沃古城建城时期、晋国遗址几座古城的关系以及铸铜手工业的分工、技术、性质等，为东周时期晋国文化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翔实资料，也为晋国遗址的保护提供了依据。在侯马遗址的实践过程中，黄景略具体负责业务工作，将所思所想汇聚成具体条文，涉及画图、清理等十几条规定，成为后来《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雏形。

1964年1月到 1965年7月，黄景略又被派往山东协助地方对临淄齐故城进行勘探，了解遗址的分布情况。他奔波往返在考古工地现场，为考古发掘贡献专业的指导力量。

“文革”开始后，黄景略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他协助湖北组织对江陵楚纪南故城进行勘探与发掘。此外，还指导了湖北宜都红花套、江西樟树吴城等遗址的勘探发掘。“文革”结束后，黄景略回到文物局继续从事文物管理工作，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处处长，一直干到副局长。他继续在各地考古调研，范围也不断扩大。

在20世纪90年代退休后，黄景略仍放不下考古，孜孜不倦地去各地考察指导遗址发掘。“退休已经三十年了，我各地方参观得多，看得也多。”当看到一些遗址因为农村平整土地遭到破坏，他也表达了担忧，“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是保护遗址，希望各地的管理者能注意到这些，特别是农村平整土地与遗址保护的矛盾。”

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以及去各地的调研活动带给黄景略更多的体会，他撰写了一系列考古研究及考古工作管理的文章。这些心血都被贯彻在对考古的管理中，也凝结在了关心一代代考古人才的培训中。

2012年4月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考察桐庐小青龙遗址（作者：陈淑珍，图片来源：浙江文物网）

懂考古，管考古，当考古工作管理的领路人

“怎么办？咱们得研究一个办法！”

1982年黄景略接任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处处长一职的时候，摆在他案头的问题一点不少。

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刚刚出台。黄景略作为文物工作者代表参加了条文的修订，对地方考古发掘的报批进行了制度化的强调，为中央统筹考古工作管理作了铺垫。

但是考古工作到底要如何管理？如何将《文物保护法》的内容在考古领域落地？1984年，在成都召开第一次考古发掘汇报会后，黄景略等人自重庆码头坐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同行的是张忠培、李季等专家学者。这条简陋的游船上，只有一个大通铺能让大家休息。船悠悠地在长江行驶，而船舱里面却在进行着深入激烈的考古工作管理大讨论。

就这样，当船驶到宜昌终点时，“黄头儿”带领着大家将考古工作条分缕析，讨论起草出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这是黄景略构思实施考古工作管理的第一步。自此，“管理工作有了眉目，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都清晰起来。

之后，黄景略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和办法：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90年《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管理办法》……涉及考古发掘的报批、田野工作规程以及水下文物保护等多方面。这些规章制度凝聚着黄景略等人的智慧，也浸透着许多考古工作者的心血。在各项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引导下，中国考古工作走上了稳步发展、规范管理的快车道。

多项由黄景略提出的的行政改革也在同时期并进。各地的考古发掘必须首先上报文物主管部门，经由完善的表格清单完成上报审批；考古工地需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严格考核工地的现场管理；考古发掘现场的验收和保护根据条例得到规范。各项规章制度全面有效地指导着考古工作，以至于后来的古代建筑修缮管理办法等，也模仿着考古工作管理的办法制定。而黄景略，正是这些开创性举措的领路人。

黄景略在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

“如今各地都有了考古力量，我对中国的考古事业的发展抱有很大希望！” 这是黄景略先生对中国未来考古事业的寄语。

（来源：国家文物局；作者：张怡  贾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