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汉时期，具有相对较高等级的列侯墓葬获得较多地发展，封土的普遍使用即是内容之一。封土的形状与尺寸、筑建与配套设施、功能与作用及和封土有关的陪葬墓与陪葬坑等，从多个方面体现出西汉列侯墓葬的内容内涵及发展演进，较好反映出与墓葬及墓主等级相对应的墓葬封护与措施、制度和要求、设施修建与功用等有关的内容，对认识汉代列侯墓葬的发展可提供相应的参考和借鉴。

汉代是古代墓葬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封土作为墓葬的重要构成，得到较为普遍的应用。而从西汉至东汉，封土又经历了方圆之变，这在帝王陵墓及中小型墓葬中均有明确体现。列侯墓葬作为汉代墓葬的组成部分，基本都使用封土，且封土的高度和面积还是墓葬等级、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关于封土，学界已有较多的研究，主要涉及封土的起源或产生、发展与影响等[1]，也有学者对秦汉帝王陵封土进行了分析和探讨[2]。这些对开展汉代列侯墓葬封土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截止目前，发现和大致确认的西汉列侯墓葬已有一定数量，但缺少与西汉列侯墓葬封土有关的专题研究。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古与文献资料，对西汉列侯墓葬封土及有关设施进行分析。

一、考古发现概况

大致可确认的西汉列侯墓葬中，较多墓葬的封土因破坏不存；有些虽有留存，但已失去原貌，仅存封土局部。也有一些西汉列侯墓葬封土仍具规模，而且发现了相关设施。

陪葬长陵的咸阳杨家湾M4、M5[3]。M4封土用五花土，杂以黄土，撒以少许木炭，略经夯筑而成。封土已遭破坏，现残留四分之一，高4米，面积约300平方米。封土内部有建筑遗存，封土下南墓道口外西侧有两个南北排列的长方形陪葬坑。另外，在墓室口上封土下发现小陶俑1件，高约10厘米（图一），前面放两个鸡蛋，旁边有两块板瓦搭成的“棚子”；距小陶俑20多米处放置有三个摆成三角形的鸡蛋。M5的封土较完整，呈覆斗形，底部面积400多平方米。封土底部墓口四角有东西南北相对的四个坑，有的呈不规则形，深1.8米，底部留有少量朽木和树皮痕迹，推测原应立有木柱（图二）。

陪葬安陵的鲁元公主墓与其夫宣平侯张敖墓，封土均应为覆斗状[4]。鲁元公主墓封土平面呈长方形，底部东西长131～136、南北宽108～110、顶部东西长43、南北宽14米（图三）。该墓西部偏北发现一陪葬坑。宣平侯张敖墓封土底部东西长52、南北宽45.7、顶部东西长9.5、南北宽9米。

茂陵陪葬墓中，有14座较大规模的墓葬保留封土，形状有覆斗形、圆丘形、山形等[5]。卫青墓（M11）、霍去病墓（M12）的封土均为山形，底部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卫青墓底部边长分别为东110、南88.3、西107.2、北72.6米，顶部南北15、东西6米，高25.5米（图四，1）。霍去病墓（M12）封土上置有大量巨石，底部边长分别为东94.1、南59.2、西93.4、北57.6米，顶部南北15.1、东西8.8～9.9米，高19.3米。霍光墓（M27）、上官桀墓（M28）的封土为覆斗形，底部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霍光墓封土底部边长分别为东60.7、南70.2、西62.6、北59.1米，顶部边长为东11.5、南12.7、西12.1、北13.1米，高17米（图四，2）；上官桀墓封土底部边长分别为东25.7、南35.6、西27.2、北36.5米，顶部边长为东7.4、南16.8、西6.4、北16.6米，高7米（图四，3）。金日磾墓封土为覆斗形，底边东西34、南北44米，高约5米（图四，4）。阳信冢（M23）的封土为两次堆积形成，南部先形成南北向覆斗形封土，后倚其北侧二次堆积，形成一较低的平台，封土底部边长分别为东与西皆118.3、南65.4、北59.2米，顶部南北14.2、东西6.3米，高17米[6]（图五）。

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原封土堆高约7米，封土夯层平面上发现有曲尺长条形分界线，并有木橛钉，有清楚的夯窝痕迹，为圆形夯锤所致，直径7～8厘米不等[7]。石家街汉墓，现存封土近椭圆形，底径约45、顶部宽约28米，高约7.5米；推测原封土应为覆斗形，经夯筑，夯层厚15～20厘米，由中心向北侧倾斜[8]。

河北邢台南郊汉墓，有高大封土堆，墓室南边1.5米处有一与之平行的狭长方形坑，和墓室之间无通道，应是封土下的陪葬坑[9]。南皮芦庄子西汉墓，原应有覆斗形封土[10]。

山东聊城阳谷吴楼M1，封土已遭破坏，残高0.9米，略经夯打，夯层厚度不一，未见明显的夯窝[11]。济南市西郊腊山汉墓原有巨大封土堆，后被破坏[12]。

江苏徐州市北郊宛朐侯刘埶墓（簸箕山M3），残存封土不高，四周以石块垒砌墓垣，封土及周边散落较多建筑残片，两侧各有一座陪葬墓[13]（图六）。火山刘和墓，封土直径约20米，现存高度1.5米，周围有石砌墓垣[14]。东南郊拖龙山刘习墓（M1），封土径约10米；夫人墓（M2），封土径约6米[15]。南郊拖龙山M3，封土高约1.3米，上有两层略呈方形的石砌墓垣，边长分别为6和10米（图七）；M4（夫人墓）有高约0.4米的封土[16]。东北郊荆山村M4，封土残留较少，封土下竖穴口部东侧有一陪葬墓（M4P1），西侧壁与竖穴壁齐，较浅，深0.8米，有木质葬具，脚部有陶器[17]。仪征烟袋山汉墓（M1），墓上有较大的封土堆，高4.6、底径21.8米[18]（图八）。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原封土应为覆斗形，高7～8、南北长约40、东西宽约20米，夯土层清晰，有清楚的夯窝，每层厚8～10厘米[19]。

安徽阜阳汝阴侯墓（M1）与夫人墓（M2）原封土高出地面约20米，东西长约100、南北宽约60～70米，有两个尖顶状突出，被称为“双古堆”[20]。M1封土的南部发现陶马头三组，每组4件，可能有陪葬坑。两座墓封土均经夯实，M2封土中有铁质夯头，土质为原坑土拌外来土形成的五花土。

湖南长沙杨家大山刘骄墓有夯筑的封土，略呈圆形，现直径约20、高5.4米[21]（图九）。马王堆西汉墓地，地面残存土冢两个，中间接连，形似马鞍，故名“马王堆”，东西二冢大小相仿，高约16、底径约40米，顶部圆平，直径约30米[22]。M1位于东土冢的中间，现存封土厚约4米，顶部圆平，至墓室底部约20米，封土与墓口交界处有厚约20厘米的白膏泥层；M2与M1的封土堆中心相距约36米，现存封土堆底径31米，顶部圆平，至墓底深14.25米（图一〇）。砂子塘西汉墓有长腰形封土堆，长24、宽21米，高约7米，是用黄沙泥和红洗沙泥错叠夯筑而成[23]。永州鹞子岭泉陵侯墓与夫人墓位于第三封土堆下，夫人墓（M2）在南，封土高约5米[24]（图一一）。怀化沅陵县虎溪山M1，封土残长8、高1.6～3米[25]。

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M1）覆斗形封土高约7米，封土下有两层方形大型夯土基座，下层基座和夫人墓（M2）共用，M2封土局部叠压M1封土[26]（图一二）。萍乡莲花县老虎坳罗汉山西汉墓，封土高达10米，面积200余平方米，主要由黄壤构成，夹杂红壤，经夯筑，质地紧密[27]。

二、形状与尺寸

封土的形状和尺寸可以反映相关的时代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与墓葬及墓主等级相对应的特征和内涵。

（一）形状

已公布资料的西汉列侯墓葬中，封土形状大多为覆斗形。有些形状较为明显，顶部和底部的平面形状均为长方形且底部明显大于顶部。有些遭不同程度的破坏，或残留局部，或顶部下凹，或呈椭圆形、长腰形，一些相连的封土还类似马鞍状，甚至有顶部较尖者。这些封土原来均应为覆斗形，因水土流失及人为破坏，使得覆斗形封土形成目前所见的形状。覆斗形封土的使用时间长，分布地域广，是对前代封土形制的继承和延续。西汉帝陵中除文帝霸陵[28]无封土外，余皆为覆斗形封土；诸侯王墓中使用覆斗形封土者占比也极高。西汉列侯墓与夫人墓较多使用覆斗形封土应是墓葬等级和墓主身份地位的显现和象征。陪葬茂陵的卫青墓、霍去病墓，山形的封土形状在一定程度上应是对覆斗形封土形状的调整，与墓主抗击匈奴建功有关。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圆形封土，如徐州市东南郊的拖龙山M1与M2、扬州烟袋山M1、长沙杨家大山刘骄墓等。城固县饶家营村张骞墓的封土则呈馒头状。这其中有些墓葬封土可能原为覆斗状，也因水土流失等原因而形成现今看到的圆形封土。徐州地区的一些西汉列侯墓葬及较多等级较高贵族官吏墓葬的封土多有石砌长方形墓垣，但现存形状各异，其中一些看上去为圆形的封土，原应为覆斗状，当然，也有一些列侯墓葬的封土本就是圆形，可能与封护墓葬的实际需求有关。一些具有相应等级的贵族官吏墓葬也使用了圆形封土，如徐州东郊东甸子西汉早期偏晚阶段的M1，圆形封土上也有石砌的圆形墓垣[29]。圆形封土的使用和逐步推广对于东汉时期的普遍流行做了铺垫。

与合葬形式相对应，单独使用封土的列侯墓与夫人墓较多，其中有些距离较近，可能会出现连冢现象。因各自封土均有自身的高度，交界点并非列侯墓与夫人墓封土的最高点，加之后期的水土流失等导致呈现出马鞍状等形态。还有一些列侯墓与夫人墓距离不远，但埋葬时间不同，就会形成时代晚者局部叠压或打破时代早者封土的情况，南昌海昏侯刘贺夫人墓的封土即叠压刘贺墓葬的封土，阜阳双古堆M1（列侯墓）局部打破M2（夫人墓）的封土，这些均为判断墓葬的早晚提供了证据。另外，还存在列侯与夫人死后共葬一墓、共用封土的情况。

（二）尺寸

关于西汉列侯墓葬的封土尺寸，文献中有相应记载。东汉郑玄注《周礼·春官·冢人》引《汉律》有相关描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30]云梦睡虎地M77[31]、荆州胡家草场墓地M12[32]出土的汉简《葬律》均载：“（徹侯）坟大方十三丈，高三丈”，以上所记列侯墓葬封土的高度并不统一，而且相差一丈。按照汉代一尺约相当于今23.1厘米进行粗略换算，十三丈大致为30米，三丈约7米，四丈约9.24米。目前所知西汉列侯墓葬的封土多遭破坏，相当部分的现存封土与原尺寸存在差异。综合来看，封土的尺寸与墓葬及墓主的身份有关，如一些同穴或同坟异穴合葬墓的封土可能略大；墓主身份地位较高者，封土规模相对大一些；一些始封列侯的墓葬封土规模要大于同一世系嗣封列侯墓葬的封土规模等。虽然较多的西汉列侯墓葬封土在尺寸方面没有超过《汉律》及《葬律》记载的尺寸要求，即没有“逾制”，但也有一些在底面尺寸和高度方面超过了相关规定。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对比来看，可能存在三种可能：第一，对于列侯墓葬封土规模和尺寸大小的要求可能存在不同，很难以一个时间段的规定来衡量不同时期是否逾制，《葬律》出土于一般地方官吏的墓葬之中，对应的两座墓葬大致在西汉文景时期，所记内容与该时期有关列侯丧葬有关，《汉律》的较多内容也是在西汉早期制定的。第二，《汉律》及《葬律》所记内容是相对普遍的制度，不包含一些特殊的因素，而西汉早期有一些列侯与朝廷关系密切，一些列侯的身份地位较高或具有特殊性，在封土规模和尺寸方面可能会存在不同于制度要求的现象，西汉中晚期，相似的情况也同样存在。第三，西汉时期的较多列侯还享有相对较高的政治权力，堆筑规模稍大的封土可以较好满足丧葬需求。根据“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33]，可知中央对列侯的丧葬是有所管控的，但仍有一些会超出规定，或可说明在相应范围内，列侯墓葬封土的规模和尺寸略大是被允许的。因此，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可较好体现出西汉列侯墓葬封土有关特征，也反映出西汉列侯墓葬发展的特点。

关于西汉列侯墓葬的封土尺寸与规模，还有三点内容需要说明。一是虽有部分列侯墓葬的封土尺寸和规模可能会逾制，但更多数量的西汉列侯墓葬，封土的尺寸和规模遵守相应制度。换言之，排除特殊性外，较多的是制度要求下普遍性内容。二是对应规模和尺寸的封土在修建过程中需要相应的人力，《汉书·景帝纪》载：“列侯薨……其葬，国得发民挽丧，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34]而根据封土尺寸和规模看，在相应数量人力的前提下，会有较长的堆筑时间。当然，这其中也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有些具有特殊性的列侯墓葬需区分对待，即可能在人员上有所增加，而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及不同葬地环境也会影响到治坟人数的增损及多少，还会影响到治坟时所用时间的长短。三是特殊性中的突出内容，宣平侯张敖原为异姓诸侯王，后贬为侯，死后陪葬于惠帝安陵，而其夫人是惠帝姐姐鲁元公主，地位较张敖要高，所以形成了夫人墓封土大于列侯墓封土的情况，这是西汉列侯墓葬中一个特例。

三、筑建与配套设施

封土筑建是墓葬封护的重要组成，涉及到用土及夯筑等内容，有的西汉列侯墓葬还会使用相关设施，以求服务于封土的筑建和保护。

（一）用土

西汉列侯墓葬封土的用土大多应是就近取材，如萍乡莲花县老虎坳罗汉山西汉墓，封土主要由黄壤构成，夹杂红壤；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封土是用黄沙泥和红洗沙泥错叠夯筑而成。就土坑墓来讲，开挖墓坑的土加上在附近区域的取土可构成封土的原料。阜阳双古堆M2封土经夯实，其土质是原坑土拌外来土形成的五花土。石坑墓多位于山上特别是山顶，附近土少石多，封土多取自山下并运至山上，这在徐州地区西汉列侯墓葬中有明显体现，封土多为纯净的山下耕地用土，而这类土便于夯筑也是原因之一。

（二）夯筑

较多封土夯筑坚实，应与封护要求有关，因此会有清晰的夯层和清楚的夯窝。从夯窝来看，基本使用圆夯，较多是一定长度的木棍下固定圆形金属质夯锤，竖向木棍的一定高度或许还有横杆，其上附带增重的物品，这样便于行夯且起到较好的夯筑效果。阜阳双古堆汉墓封土全部为五花土，夯筑结实，夯层厚约0.14米，圆形夯窝排列整齐，夯土中夹杂绳纹瓦片及陶器残片；在封土内出土2件铁质夯头，呈圆杯形，微凸圜形底，直径6.5厘米，与夯土留下的夯窝大小吻合。也有的西汉列侯墓葬如杨家湾M4，封土用五花土，杂以黄土，撒以少许木炭，略经夯筑而成；聊城阳谷吴楼M1的封土略经夯打，形成夯层厚度不一、夯窝不明显的情况。

（三）配套设施

考古发现西汉列侯墓葬封土的配套设施有台基、墓垣等。

1.台基

有些列侯墓葬如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与夫人墓，在封土下使用台基。这样可有效保证封土从底部向上堆筑时的水平，也可保证封土形状的形成，防止塌陷，并能有效保护墓穴。这两座墓距离较近，使用了同一个台基。

2.墓垣

墓垣是人为筑砌围绕墓葬封土的矮墙，多具有闭合性，或紧邻封土，或叠压在封土之上，主要起到保护封土、减少水土流失等作用，可被视为墓葬封土的保护性设施[35]。已公布封土资料中，使用墓垣的墓葬基本为有山地区的石坑墓，以徐州地区的部分西汉列侯墓葬最具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汉列侯墓葬在墓垣使用方面的地域性。徐州地区的西汉列侯墓葬，砌建墓垣的材料为形体不是太大的块石，封土下部边缘会有一层，因其形状易于保存，对于有效辨识封土形状可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与墓葬等级和墓主身份地位相对应，徐州地区的西汉列侯墓葬大多还会在封土中部偏下砌建另一重墓垣，这又为分析墓葬等级提供参考。以徐州市南郊拖龙山M3为例，有双重墓垣，封土平面形状近似方形，整体形状应是覆斗状。

3.其他配套设施

有些墓葬封土的夯层平面上发现有连接夯层边沿的曲尺长条形分界线，并有木橛钉，且有用绳绑住木板两端的现象，如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这种夯筑方法在杨家湾M4、M5封土的夯筑中也存在，与保证封土夯筑质量及封土形状的形成有关。

长沙马王堆M1，封土与墓口交界处有厚约20厘米的白膏泥层，形成墓口与封土的界限，也与保护墓口及保证夯筑质量有关。

杨家湾M5封土底部，墓口四角有东西南北相对的四个坑，平面或呈不规则形，较深，原应立有木柱，或与封土夯筑时保护墓口、保证夯筑质量有关，但更可能与墓口搭建的临时设施有关。

另外，有些单体墓葬的封土还经两次堆积形成，排除二次葬的可能性，应与加固封土有关。另如陪葬茂陵的霍去病墓，封土上置有大量巨石，一方面可能与墓主的身份等级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保护墓葬的实际需求。

四、功能与作用

封土对于墓葬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墓葬的象征和标志，也是保护墓穴乃至墓室的最直接设施，还是区分墓葬内外的界限和设施。西汉列侯墓葬的封土兼具以上三种作用，与墓葬等级、墓主身份地位相对应。

有些墓葬的祠堂紧邻封土或在封土边缘附近，还有的如咸阳市秦都区龚家湾M1[36]，祠堂类祭祀设施很可能是局部打破封土，反映了墓祭设施与封土的关系，这样可充分满足祭祀时墓主受祭、连通墓外与墓内的理想功能。上文所述霍去病墓封土上置有大量巨石，可能与相应礼制有关系。

有的墓葬在封土内有建筑，如咸阳杨家湾M4。该墓封土下还有陪葬坑。其他类似的还有邢台南郊汉墓等。咸阳杨家湾M4的封土下墓室口上发现的陶俑、鸡蛋、瓦棚及距小陶俑20米处3个摆成三角形的鸡蛋，当是有意而为，推测应与相关丧葬活动有关，可能是取鸡、吉同音，寓意吉祥，也存在相关祭祀仪式的可能。

一些墓葬的封土与墓口交界处有白膏泥层，可起到保护墓口的作用。另外，同坟异穴合葬墓是封土共用功能的体现，连冢可起到连接的作用等。

五、有关陪葬墓与陪葬坑

一些西汉列侯墓葬的封土中或封土下有陪葬坑，数量不多。其中封土下陪葬墓主要发现于西汉楚国都城彭城附近的西汉列侯墓葬中，陪葬坑在西汉早期帝陵陪葬墓及部分地方列侯墓葬的封土中或封土下皆有发现。

（一）陪葬墓

徐州市北郊宛朐侯刘埶墓（簸箕山M3），封土下墓坑两侧各有一座陪葬墓，编号为M4、M5，形制皆为无墓道长方形石坑竖穴，规模小，其中一墓出土有漆陶钫、鼎等。二墓具有一定等级，墓主可能是宛朐侯刘埶的其他配偶。

徐州市东北郊荆山村M4，封土下竖穴口部东侧有一陪葬墓（编号为M4P1），西侧壁与竖穴壁齐，较浅，深仅0.8米，有木质葬具，脚部有陶器。墓主可能为列侯的其他配偶。

由此，封土下陪葬墓的等级不是太高，且以女性为主，体现出陪葬者与列侯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列侯的等级身份。

（二）陪葬坑

陪葬阳陵的杨家湾M4封土下南墓道口外西侧有两座南北排列的长方形陪葬坑，K5在南，K6在北，皆为车马坑。二坑均深1.8米，四周用方形花砖铺砌，内套用枋木做成的大木箱，箱盖上再铺一层花砖，掩土夯实。K5长9.7、宽1.85、深1.4米，内放5套车马，出土车马饰及武器187件。K6长9.5、宽3.6、深1.3～1.55米，内置8辆车，分南北两排，每排2辆为一组，其中有车盖的4辆，四匹马的4辆，两匹马的2辆，坑内出土铜、铁、骨制的车马饰及武器467件。

陪葬安陵的鲁元公主墓，封土西部偏北发现一陪葬坑，很可能在封土下的相应位置。

安徽阜阳汝阴侯墓（M1）封土的南部发现陶马头3组，每组4件，应有陪葬坑，且位于封土中，但具体情况不详。

河北邢台南郊汉墓的墓室南边1.5米处有一与之平行的狭长方形坑，与墓室间无通道，为封土下的陪葬坑，长14.2、宽1.4米，坑内有砖壁和铺地砖，内有一堆牛骨和猪骨、猪牙等，为祭祀坑的可能性最大。

可以看出，封土下有陪葬坑的西汉列侯墓葬相对略少，陪葬坑的数量和种类亦较少。西汉晚期的邢台南郊汉墓陪葬坑实际上应为祭祀坑，另外3座墓葬的时代基本为西汉早期，陪葬品为车马。除鲁元公主墓外，另外3座墓葬均是列侯墓而非夫人墓，这一方面反映出西汉列侯墓葬等级较夫人墓要高的普遍特征。但就鲁元公主墓来讲，其本人及墓葬的等级均高于其夫宣平侯张敖，封土下有陪葬坑应属正常；另一方面，虽然西汉时期尤其西汉早中期，列侯墓葬封土外还有一定数量陪葬坑，但封土下有陪葬坑的情况并不常见，而且与墓道内陪葬坑及耳室等相比，可反映出陪葬坑逐渐内移的特征，封土下陪葬坑在发展演进方面或许具有过渡的功能。当然，无论是封土下的陪葬墓，还是封土中或封土下的陪葬坑，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列侯墓葬（含夫人墓）等级较高的特点。

综合来讲，西汉列侯墓葬对于封土的使用具有普遍性，对应的内涵也较为丰富，并与墓葬及墓主身份等级相对应，体现出发展内容和时代特征，可为认识汉代列侯墓葬的封护与措施、制度和要求、有关设施的修建与功用等提供参考和借鉴，也对全面认识西汉列侯墓葬乃至汉代列侯墓葬的发展和演进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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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尊志（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柴怡（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文博》 2024年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