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南阳；襄阳；汉墓；汉文化传播

汉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带来了社会政治经济上的高度统一，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我们对于考古学意义上的“汉文化”的解读也多在“大一统”的语境下进行。但同时，汉代的疆域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范围，将许多原本的“化外之地”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而东周列国长期的分裂局面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原本的齐、楚、燕、赵等地遗风尚存。这就使得汉初的文化形态以多元结构为表现特征，至西汉中期才综合成“汉文化”的完整形态，并且逐步发展出新的特点[1]。但实际上，在文化统一的背景下，汉代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从未消失，对于“汉文化”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达。面对汉代复杂多样的区域特征，把握各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所表现出的共性与差异性，讨论汉文化的传播方式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汉文化的整合过程，本文即以南阳、襄阳地区[2]为例，通过对比两地汉代墓葬文化来讨论汉文化从中心到地方的传播模式。

南阳与襄阳属于同一地理单元即南阳盆地的范围内，南阳大致位于盆地中心偏西北，襄阳处于盆地西南与汉水河谷相交的边缘。俞伟超先生认为典型的、核心的汉文化面貌有两个来源，“西汉时期以长安等关中地区的遗存为中心，东汉时期以洛阳等豫西地区的遗存为中心” [3]。南阳—襄阳一线正是关中、中原地区南下荆楚的交通要道。

南阳于汉代称“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 [4]。由南阳沿武关道经武关、商州、蓝田可直抵长安。秦人对于武关道早有经营，与楚地的交流多通过武关道来实现。秦昭王曾于武关设伏，将前来赴约的楚怀王擒住，以此要挟楚国割地，未遂，“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 [5]。秦始皇二十八年出巡，“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6]，走的也是武关道。秦末，刘邦采用张良建议，先占据宛，“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 [7]，其行军路线与武关道相合。武关道可容纳多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以及始皇出巡，其通行条件是十分优越的。

南阳与洛阳之间也有大道相连，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均有巡幸南阳的记载[8]。严耕望先生曾对洛阳南下诸道进行考证。其中东道即三鵶道，由洛阳伊阙南行于鲁阳、三鵶谷中，至南阳、襄阳。中道多有分支，但其主线经叶县通南阳、襄阳[9]。《襄阳耆旧记》载，襄阳“为楚国之北津也。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 [10]，即为这一路线。长安、洛阳两条路线于南阳交汇，再经襄阳由汉水到达长江中游，从而实现沟通南北的作用。

与长安、洛阳之间的交通路线保证了南北交流的顺畅，同时也确保了汉文化来源的单一性。南阳、襄阳与关中、中原之间以秦岭、伏牛山相隔，与长安之间的武关道多从山中穿行；与洛阳之间，三鵶道险峻难行，宛叶走廊较为平坦，但是仍然“窄狭多草木，颇为深险” [11]。道路沿途并无较大的政治经济中心，这就为我们研究汉文化的传播减少了干扰因素，南阳所接受的汉文化因素应当直接来自于长安与洛阳。

南阳、襄阳地区现有的汉代墓葬材料十分丰富。墓中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包括仿铜陶礼器、日用陶器、模型明器等，根据其器形和器物组合的演变，结合对于文化因素来源的分析，大致可将这些随葬陶器分为四大组。

A组 战国文化因素。战国时期的器物传统在西汉仍然流行，其中尤以秦、楚文化最具有代表性。陶鍪、陶尖底釜以及铜蒜头壶、铜扁壶、铜鍪等是常见的秦式器物组合（图一，1~6）。秦昭襄王十五年，白起取宛，秦国势力正式控制南阳、襄阳地区，并于昭襄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二十七年赦罪人迁之南阳[12]，移民行动加强了秦文化在该区域内的影响力。而在此之前，南阳、襄阳地区长期处于楚文化的势力范围内，受楚文化影响颇深，西汉早期墓葬中所出的扁腹高足鼎（图一，7）、细长颈的壶（图一，10、11）等均可见于当地战国晚期楚墓（图一，8、12），准确来说是在秦国控制下的楚遗民墓，其器物形态虽然已与典型的楚式器物（图一，9、13）有所差别，但仍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关联。此外，还有一些巴蜀文化因素，如圜底陶釜[13]，以及中原文化因素[14]。

B组  汉文化因素。指以都城长安、洛阳地区为代表的典型汉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融合了一些地方传统。以鼎、盒、壶和模型明器组合为主要特征，根据核心器物群的器物形态和组合关系的演变，又可以分为三小组。

Ba组  以鼎、盒、壶为主的仿铜陶礼器组合（图二，1、4、7）。该组中的陶鼎为弧腹圜底矮蹄足，与西安地区西汉早期出现的陶鼎非常相似，应当是由战国秦楚等各文化因素整合后形成的。陶盒的盒身与盒盖大小相近，盒盖大多带有抓手，盒身平底或圈足，常见于楚墓中。陶壶长颈、鼓腹、圈足，可见于当地更早时期的战国墓地中。鼎、盒、壶组合的出现被认为是汉文化形成期的典型特征[16]，但显然，南阳、襄阳地区的仿铜陶礼器组合仍然是关中典型汉文化（图二，3、6、9）与本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图二，2、5、8）。

Bc组  模型明器组合包括仓、井、灶、磨、圈等。模型明器被认为是汉文化在西汉的新发展，作为随葬器物中的一个组合类型完全固定下来是在西汉中期之后，但在此之前，不成套的各类模型明器已在南阳、襄阳地区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曲尺形陶灶、陶囷等，可追溯至江陵楚墓中。进入汉代后，其形制仍然得到延续，保持着地域特点，与关中墓葬所出并不完全相同。

C组  鄂西北地方文化因素。即陶双耳罐，为鄂西北地区的特征器物，从战国直至整个汉代都十分流行，器形未曾发生明显变化（图四）。

D组  南阳文化因素。在原有的Bb组仿铜陶礼器和Bc组模型明器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模印花纹、博山盖、立熊式三足等形制特点，尤其在陶鼎、陶盒、陶仓、陶磨等器物中表现明显，可看作是汉式器物在南阳的变形（图五）。

南阳和襄阳在汉代随葬器物组合的演变上有着很强的一致性。两地在西汉早期都流行以Ba组仿铜陶礼器和C组双耳罐作为核心的两组器物组合，这两组器物大多单独出现，并不共存。与此同时，A组战国文化因素器物仍然在墓葬中出现。大约从文景时期开始，Bb组仿铜陶礼器组合逐渐代替Ba组在南阳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双耳罐进入到仿铜陶礼器组合中，与之共出，A组器物基本消失。这一变化在襄阳出现的相对较晚，可能在汉武帝中期以后。西汉晚期，仿铜陶礼器继续流行，Bc组模型明器开始成组出现，并逐渐成为随葬品的核心，一直延续至东汉晚期。同时，D组南阳本土文化因素器物显示出非常强劲的态势，不仅在南阳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襄阳地区同样如此。从东汉中期开始，仿铜陶礼器组合完全消失，但双耳罐仍然存在。

在南阳和襄阳的汉代墓葬中，随葬器物组合的演变都显示出了以仿铜陶礼器为代表的汉文化的确立以及与双耳罐为代表的当地文化传统相互融合这一主题，但仔细对比仍能发现两地之间的不同。

其一，南阳受到了更深程度的汉文化影响。鼎、盒、壶的器物组合模式占据了统治地位，双耳罐进入仿铜陶礼器组合的现象并不多见[21]，与襄阳地区鼎、盒、壶与双耳罐共出的组合模式相比，显示出了更为明显的汉式风格。

其二，南阳发展出鲜明的自身特色。Bb组仿铜陶礼器中带有人面纹的蹄状鼎足在西汉晚期发展为立熊式足，与博山盖等共同构成了D组南阳特征器物的主体特征。这组风格鲜明的器物在王莽时期冲击了襄阳原有的随葬器物体系，将原本的器物风格完全取代。同时，这种立熊式足在西安和洛阳的西汉晚期墓中都可以看到，也可能是这两地受到了南阳地区的反哺，可见其影响之广泛。

通过对于随葬器物的梳理可以看到，南阳对来自都城地区的汉文化，以融合为主要应对方式，在有所扬弃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发展出了新的风格。而襄阳器物形制改变的动力则似乎直接来自于南阳的影响。以陶鼎为例，可以看到至少两次南阳向襄阳指向明显的文化输出，一次为大约武帝时期的人面纹蹄状足鼎（即Ba型向Bb型的转变），一次为西汉晚期的博山盖立熊状足鼎（即Bb型向D型的转变），均改变了襄阳原有的器物形态。由于墓葬缺乏明确的纪年材料，我们并不能完全确定南阳与襄阳在墓葬时间上的早晚关系。但是这两种陶鼎在南阳地区较之同一时期所出的其它陶鼎，在数量比例上占有绝对优势，器物演变序列清晰，组合完整。而在襄阳地区所占比例相对较少，并与其他式样的陶鼎共同流行。由此推断，应当是南阳将新式的器物传播至襄阳，南阳是授予方，襄阳是接受方。换言之，南阳接受的汉文化来源是都城地区，并对其进行了融合改造。而襄阳所接受的汉文化是改造过后的南阳式汉文化，在此基础上可能有所消减，也没有发生二次改造。

南阳与襄阳在文化演变模式上的不同，于墓葬形制上也有明显表现。在两地从土坑墓向砖室墓、椁墓向室墓的转变过程中，南阳发展出了大量特征鲜明的画像石墓。其中又以回廊式的墓室结构最为特殊。年代较早的如赵寨砖瓦厂墓[22]（图六），主墓室为长方形，两侧各有一侧室，前部有前室，但还未形成完整的回字形结构，被认为是回廊式画像石墓的雏形，年代在西汉中期的昭宣年间。王莽天凤五年冯孺人墓[23]（图七），主墓室为长方形并列双室，主墓室两侧及后侧建有相通的回廊，并与主墓室前部呈横长方形的前室相连，使得墓室平面结构呈完整的回字形。这种回廊式的墓葬结构来源于木椁墓，后逐渐扩散至崖洞墓、砖室墓、石室墓中，在西汉早中期多为诸侯王、列侯等高等级贵族使用。有无回廊是区别大型墓和中小型墓的重要标准[24]，南阳画像石墓中出现回廊结构，显然也是受到了西汉诸侯王墓葬的影响。画像石墓在南阳地区出现于西汉中期，兴盛于王莽及东汉早期，直至东汉晚期衰落，南阳周边以及洛阳附近的画像石墓应当都是受到了南阳的影响。襄阳地区同样发现有画像石墓，但数量不多，且并没有发现回廊式结构，是学习南阳的结果。

汉文化的传播是中央政府对于各地区控制力加强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一种表达，对于这种文化扩张，各地区作为接受方，因其自身政治地位、经济发展程度、内在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而做出不同反应。南阳与襄阳对汉文化所表现出的应对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源头可能是在区域范围内的地位差异。

南阳较之襄阳，一直是区域中心之所在。秦昭王三十五年，置南阳郡，郡治宛，并设宛县[25]。至汉高祖入关中时欲攻宛，南阳陈恢愿降，此时已称宛为“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 [26]。西汉宛仍为南阳郡治。王莽时期，“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大夫，职如太守” [27]。东汉时期，宛县成为“南都”。

南阳始终与中央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断向权力中心输送官员是维系两者之间纽带的最直接的方式之一。据统计，西汉南阳籍官吏二千石以上12人[28]，其中不乏累世为官者。如杜周为武帝时酷吏，官至御史大夫，列三公。其子两人为郡守，少子杜延年“居九卿位十余年”，官至御史大夫。其孙杜缓官至太常；杜熊“历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杜钦“以材能称京师”，官至议郎。其曾孙杜业官至太常、上党都尉，另有“钦子及昆弟支属至二千石者且十人”。直到光武帝建武年间，“杜氏爵乃独绝。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能及也” [29]。

至刘秀起事，南阳豪强世族作为其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此后的东汉统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东汉南阳籍六百石以上官吏122人，居全国首位[30]。其中在中央担任公卿的人数也是各郡国中最多的[31]，仅光武一朝，任三公者10人、九卿者13人[32]，以至于有“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 [33]之说。这些官员所在的家族多世代为官，多有“世吏二千石”之类的记载，如阴识、邓晨、樊宏等。其中又以邓禹最有代表性，其家族自光武帝一直延续至桓帝时期，“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34]。这种累世公卿的局面是汉代选官制度决定的，但也将官员与其家族紧紧捆绑在一起。这些官员及其家族子弟长期活跃于中央政治权力中心，客观上促使南阳地区始终与都城地区保持联动。

其次，南阳在经济上的繁荣，使墓葬文化的融合与创新拥有了雄厚的财力支持。南阳商贾盛行，司马迁称其为“夏人之居也”，“俗杂好事，业多贾” [35]。班固亦认为南阳“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 [36]。南阳孔氏为冶铁大族，西汉初年鼓励私人经营铸钱、冶铁、煮盐，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37]。武帝时期，冶铁业收归官营。孔仅被任命为大农丞，主管盐铁官营事宜。官至大司农，列于九卿[38]。此外于宛县设工官、铁官[39]，其铁器的生产和销售，不仅要满足于南阳本地的需求，还要面向全国。王莽时期“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 [40]。南阳发展成为仅次于长安、洛阳的商业都市。

西汉晚期召信臣任南阳太守，“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 [41]。此后建武七年，太守杜诗“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 [42]。农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庄园经济的繁荣，大地主阶层逐渐壮大，刘秀外祖父樊重即为“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 [43]。

两汉南阳籍官吏的构成，总的来说以世代官宦之家为大宗。也有出自富商大贾家庭者，如李通“世以货殖著姓”，“居家富逸，为闾里雄” [44]。大庄园主也会以官僚公府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樊重即因“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 [45]而受到称赞。一部分南阳豪族摆脱了一般的大地主、大商人的身份，与国家权力有了直接的关联，实现“士族化” “官僚化” [46]。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豪族集团成为南阳上层社会的主要构成，既接受着最新的来自都城的思想观念和流行风尚，又具备强劲的经济实力，成为了南阳文化改革的主力。前文所述郁平大尹[47]冯孺人墓，大尹为王莽时期的职官名，相当于郡太守，秩二千石。虽然两汉时官员等级制度几经变化，但二千石应为当时官阶的最高一秩[48]。这座墓葬采用回廊形制可能是一种僭越[49]，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确定回廊式墓葬结构的使用者应当属于南阳当地的社会上层。南阳特色随葬陶器的使用更为广泛，普遍存在于各个等级的墓葬中，但其最早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很可能与回廊式画像石墓相同。南阳地方特色的器物组合和画像石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最为兴盛，时间上也正与南阳籍官吏在政治上的强势以及南阳在经济上的繁荣相契合。

与之相比，襄阳则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襄阳地区在汉代大致分属邓县和襄阳县，邓县属南阳郡，襄阳县属南郡[50]，处于边缘交界地带。这一地区的情况较少见于史书记载，《襄阳耆旧记》载有襄阳习郁，为黄门侍郎，曾随光武帝巡幸黎丘，拜大鸿胪，封襄阳侯[51]。但书中其余所载仍以东汉晚期人物为多。在经济方面也乏善可陈，与南阳欣欣向荣的商业贸易和农田水利建设相比逊色不少。襄樊地区受到历史背景、发展环境与社会资源等因素的限制，无法像南阳那样成为区域内的政治经济中心，既缺乏与中央政权的密切联系，也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缺少文化传播和改造的动力，表现在墓葬中即为其朴素而滞后的形制风格。

综合南阳和襄阳的汉代墓葬材料可以看到，汉文化从都城向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并非是如“涟漪”一般由中心向周边的扩散，各个地区所受影响的程度也和与核心区域的距离没有必然联系。这为我们解释汉文化的传播过程提供了一个思路，即汉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梯级性。当汉文化进入某一区域后，先由区域中心，如南阳，完成对文化的融合改造，使其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以及风俗传统等相适应，再以区域中心为原点，向周围的一般地区传播。区域内的一般地区如襄阳，往往因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而缺乏文化融合与改造的能力，从而选择直接接受由区域中心传播而来的改造好的文化传统，其本身可能并不与作为汉文化核心区域的长安、洛阳有太多的接触。同时旧的传统在这些一般地区也往往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在这种模式下，汉文化的传播就应当是以长安、洛阳地区为起点，以各区域的区域中心为发散点向外扩散，从而形成了在文化统一背景下汉代墓葬文化面貌在各区域间的不同和区域内的一致。

汉文化的实际传播情况复杂多样，南阳、襄阳地区代表的是除京畿地区外距离都城最近的区域文化圈，受到的都城影响直接而深刻。距离都城较远的，如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巴蜀地区，显示出相似的梯级传播模式，但又有所不同。巴蜀地区在汉魏晋时期流行的崖墓被认为起源于关中地区的土洞墓，是土洞墓与四川地区多山地貌相适应之后的一种变形[52]。崖墓最早出现在川西成都平原，成都地区作为与关中联系最密切、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中心，完成了从土洞墓到崖墓在开凿技术上的开发以及在墓葬形制上的整合，并以此为中心向外扩散，其影响覆盖了云南、巫山等地区，并向北回传至汉中[53]。在关中土洞墓的传播过程中，大规模移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是南阳、襄阳地区所没有的。关中一直有“就食蜀汉”的传统。秦汉之际，“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54]。西汉末年，关中天灾不断，政局混乱，更始二年，赤眉军火烧长安，“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 [55]。而蜀地为公孙述所占，富饶安定，使得“关中豪桀吕鲔等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述” [56]。流民也多将蜀地作为避难之所。虽无文献的明确记载，但整个两汉期间，关中向蜀地的迁移应当从未停止，蜀地在汉代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一些县、城的增置可能就缘于数量庞大的移民[57]。那么由这些移民带来土洞墓传统是很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传播包括实体的传播和观念的传播，前者指某种实物，后者指某种思想认识[58]。考古遗存层面上的汉文化的统一，一方面是基于大规模移民、贸易等达成的实物或技术的传播；另一方面可能是基于由中央到地方在思想上达成的对于丧葬礼制的共识，如对于儒学礼教的推崇、道教黄老思想的流行等，在这些共识之下，再由各个区域对自身原有的文化传统进行改造，而并不是器物实体的直接传播。有些地区虽然在传播路线上与都城之间有其他文化区域间隔，但并没有受到这些中间文化区域的影响，可能也缘于此。如江陵地区，其与长安、洛阳之间以汉水及其沿线为最主要的通道，汉文化从传播路线上来说应该由两京经南阳、襄阳，顺汉水南下到达长江中游。但在江陵地区的汉代墓葬中，几乎未见南阳特征器物组合的存在，汉文化从都城到江陵，可能是思想观念上的隔空传播，而非器物实体在空间距离上的层层递进。这种思想观念上的隔空传播很可能也是中央到地方实现文化统一的重要方式之一。

（作者：陈昊雯，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