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背景下的茧形壶源流蠡探
李银德
[摘要] 茧形壶是战国秦汉时期常见而又造型别致的容器，在我国西周中晚期出现后，一直沿用至辽代，前后使用近2000年，有着完整的发展谱系；其材质有陶、铜和费昂斯等。公元前1000年，塞浦路斯即出现带把茧形陶器，日本、韩国和埃及也有这种茧形壶。从茧形壶器形比较、出现年代的先后，以及洛阳唐代墓道壁画所反映的茧形壶作为丝绸之路上常见的储水器等方面综合分析，我国的茧形壶可能源自塞浦路斯。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茧形壶可能源于我国，埃及的茧形壶也源自塞浦路斯。
[关键词] 茧形壶；丝绸之路；战国秦汉；塞浦路斯
茧形壶是战国秦汉墓葬和遗址中常见的器物之一，在考古报告中还被称为卵形壶、鸭蛋壶、蚕茧壶、茧形瓮等。其造型特点为小口广腹、腹部呈蚕茧形，具有容积大、不易倾覆、承受力强等特点，是盛水、酒等液体的理想容器。材质以陶为主，也有少量铜、费昂斯等。
别具一格的茧形壶向为研究者所关注，既往的研究中名实的讨论是重点之一。孙机认为：“汉代将茧形壶、蒜头壶、横
形壶、扁壶等盛酒之器统称为
。”[1]李零指出：“此类器物，其实就是古书称为‘椑’‘榼’或‘椑榼’的器物。汉代的‘椑’‘榼’有方圆之异，圆体分卵形和圆筒形两种。……（茧形壶）其实只是其中的卵形壶。”[2]
茧形壶研究的另一重点是文化属性和流行地域问题。王学理等认为：“茧形壶是独具秦文化风格的一种储酒器，出现于战国初期，流行于战国中期之后到秦统一，均系陶质，一般出土于中型秦墓中。”[3]杨哲峰在肯定其为“秦式器物”的同时，指出“种种迹象表明，茧形壶的最早发源地很可能就在关中地区”。梁云指出：“茧形壶非周人传统器物，对周文化而言可能也是外来文化因素，其最初的来源还不清楚。……战国中期它在关中秦墓中突然出现并广为流行，也应当是吸收三晋文化的结果。”[4]李零在《三件有趣的茧形壶》一文中指出它流行于战国时期的秦国、后来的秦代和汉代，是秦文化的典型器物。段清波指出茧形壶在地域上多出现在秦文化的中心区域和秦文化的扩张区域，年代上出现于战国中期，西汉中期之后便销声匿迹。[5]
学者们还对茧形壶的起源进行了谨慎的讨论。李零认为它有更早的来源和更晚的延续，甚至在华夏地区以外也有发现，但未进一步阐述。段清波指出在遥远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存在一种与秦文化中几乎一致的茧形壶，并进行了初步讨论，不过未能关注其他国家的茧形壶资料。
上述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对茧形壶的学术探索，国内考古发掘资料的增加，国外相关信息的不断丰富，为茧形壶的来源和延续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可能。1998年，笔者在法国卢浮宫第一次见到类似茧形壶的器物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不断关注考古发掘的新成果，搜集相关资料，与同好讨论请益，尝试从更广阔的时空审视和思考茧形壶问题。这里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以供方家批评。
茧形壶的类型、分期和分布，杨哲峰论述颇详，他将茧形壶的发展分为五段，其中第一段不早于战国中期，第五段为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这里将我国茧形壶的发展大致分为滥觞、鼎盛和延续三个时期。
（一）滥觞期（一期）
一期为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是茧形壶的产生阶段，即茧形壶发展的滥觞期。目前较早的茧形壶都发掘出土于陕西，其次是山西。这一时期茧形壶的出土地点和数量总体仍然较少，但器形都很大，小口圜底。
1983年陕西扶风县齐家村西周中晚期7号窖藏，出土的1件茧形壶（82F齐家J7∶5）高55.5、口径14.7、体长59.5、体高47、腹深54、颈高4.6厘米。通体饰交叉粗绳纹，以口颈为中心、不等距离地向两侧划有弦纹11圈。弦纹之间，最大距离为11、最小6厘米（图一：1）。[6]1974年陕西武功回龙村发现的驹父
盖窖藏中也出土2件粗绳纹茧形壶[7]，质地、造型和纹饰都与齐家七号窖藏出土的茧形壶相似，年代也基本相同。
1990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渭城区渭阳镇任家咀发掘了242座秦墓，墓地时间跨度长，六期互相衔接，中间无缺环。其中第一期的年代为春秋中期，第三期为战国早期，第六期最晚到秦代。任家咀一期的M56和三期的M128都出土1件茧形壶，均为泥质灰陶，圜底；颈部变化是由阴线旋纹演变为凸棱纹。M56∶8侈口细颈，短横腹，腹饰十道交错绳纹，中间用抹光带隔开（图一：2）；M128∶2侈口短颈，圆鼓腹，腹饰十道短横绳纹，中间用抹光带隔开（图一：3）[8]。
山西侯马铸铜遗址中，1964年发掘的XXⅡ号遗址，泥质黄褐陶茧形瓮在遗址的中期偶见，晚期稍多。Ⅰ式茧形壶（XXⅡT637H118∶1）残，口部规整，绳纹细密；Ⅱ式茧形壶（XXⅡT679H398∶3）小口颈矮直，口部粗糙。腹部呈茧形，圜底。饰粗中绳纹，浅乱横向交错，被旋纹切割成多段。口径10.3、腹长60、腹径42、高44厘米（图一：4）。遗址中期为春秋晚期（约公元前530～公元前450年）至战国早期，晚期为战国早期（约公元前450～公元前380年）。[9]
（二）鼎盛期（二期）
二期为战国中期至西汉。战国中期茧形壶开始在关中秦墓中广为流行，秦代和西汉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亦即茧形壶发展的中期。中期茧形壶在器形、数量和质地等方面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具体有如下特点。
1、圜底茧形壶减少
二期圜底茧形壶仍然流行，甚至西传至新疆的伊犁，不过数量已逐步减少。二期新出现铜圜底茧形壶。
（1）陶圜底茧形壶
铜川枣庙墓地有圜底（图二：1）和圈足Ⅱ式茧形壶[10]，凤翔高庄M39[11]、凤翔西村（图二：2）[12]、耀县M11[13]、临潼上焦村[14]以及河南三门峡[15]等都出土了圜底茧形壶。咸阳塔儿坡战国墓出土的茧形壶（图二：3、4）[16]多有戳印铭文，西安南郊山门口战国墓[17]、西安尤家庄秦墓[18]、半坡战国墓（图二：5）等也都出土了圜底茧形壶。[19]
这一时期大型圜底茧形壶仍然流行。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陕西考古所渭水队在咸阳以东长陵火车站一带调查试掘出土战国茧形壶8件，陶质有细砂和粗砂灰陶之别，3件Ⅰ式的形制较小；Ⅱ式小口大身，口下有一道凸出的细轮纹，口径10～13、腹径52～65、高48～54厘米（图二：6），器颈下也有戳印陶文。[20]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从葬坑K7出土了大量茧形壶，长高均达60～70厘米（图二：7）。[21]秦始皇陵西侧“丽山飤官”建筑遗址T7窖穴中出土2件圜底茧形壶，高57、腹宽56.5、腹长71厘米[22]，是目前发现的茧形壶中最大的一件（图二：8）。
杜陵陪葬坑主室南厢出土茧形壶（K1∶165）1件[23]，小口尖唇，茧腹圜底，素面（图二：11），是帝陵中陪葬最晚，也是出土圜底茧形壶中最晚的一件。
个别圜底茧形壶还出现附加装饰，如1969年新疆伊犁昭苏夏特M38出土1件茧形壶，肩饰附加泥条（图二：12），通体敷红色陶衣，被认为是乌孙文化的早期陶器[24]，年代相当于西汉早期。
（2）铜圜底茧形壶
临潼新丰战国墓M17出土1件铜茧形壶。侈口束颈，圆腹圜底。腹饰纵向凹弦纹（图二：9）。通高4.5、口径1.44、腹径4.2、高4.05、盖径1.56～0.56厘米，盖正中有圆穿孔，是典型的模型明器。[25]
此外，香港关善明收藏1件战国费昂斯圜底茧形壶（图二：10），长3.2、宽2.7、高3.0厘米。棕色费昂斯胎质，部分纹饰因风化脱落。顶部开口，中空。外壁通体作平行凸环纹，彼此距离轻微分隔，起伏有致，凸出的环纹上以玻璃彩料饰蓝色小点。整体纹饰及造型略欠规整。该器以“陶芯成形法”制成，经检测，成分中含较高的氧化铅和氧化钡，是铅钡费昂斯，毫无疑问应为中国制造。[26]
2、圈足茧形壶流行
二期出现圈足茧形壶，并逐步成为主流，还出现了壶盖。
（1）圈足茧形壶
A.陶圈足茧形壶
茧形壶最早的圈足出现于战国中期。如铜川枣庙墓地的Ⅱ式茧形壶（M6∶2），圆口平沿外折，束颈，底部有泥条盘成的矮圈足（图三：1）。[27]四川成都羊子山M172（图三：2）[28]、侯马东周M12（图三：3）[29]、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从葬坑K7也出土了圈足茧形壶[30]。
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晚期秦人墓的圈足茧形壶（M11∶3）敞口直唇，长颈圈足（图三：4）。[31]陕西凤翔高庄、湖北云梦睡虎地也出土了圈足茧形壶，年代都是战国晚期至秦代。湖北荆州高台秦汉墓[32]、秦始皇陵园岳家庄汉墓M2[33]、云梦西汉早期M47茧形壶的圈足都矮而略外撇[34]；甘泉西汉早期M6盘口宽沿下撇，束颈高圈足外撇（图三：5）[35]。咸阳杨家湾汉墓M4墓主为周勃或周亚夫，其陪葬坑K2出土5件大型茧形壶，腹径达70厘米。[36]河南三门峡M21（图三：6）、山东临沂银雀山M4等都出土了圈足茧形壶[37]，年代都不晚于西汉早期。
B.铜圈足茧形壶
2006年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M3出土1件铜茧形壶（图三：7），敞口束颈，颈部29枚贝纹连为一周，颈肩部饰铺首。通体饰瓦棱纹，每隔一瓦棱内饰蟠螭纹。绳纹圈足，器底部铸有铭文“鞅”字。口径9.3、腹径28.4、底径15.4、高25.6厘米。[38]
（2）圈足带盖茧形壶
战国晚期圈足茧形壶出现壶盖，并一直流行至新莽时期。
A.陶圈足带盖茧形壶
湖北随州汉墓出土茧形壶的壶盖表面微鼓（图四：1）。[39]徐州奎山汉墓[40]、后楼山M5（图四：2）[41]出土西汉早期圈足带盖茧形壶，徐州碧螺山M5（图四：3）[42]、贾汪官庄汉墓（图四：4）[43]出土西汉中期偏晚带盖高圈足茧形壶。汉阳陵K13B区西段大型陶仓东侧7米范围“南部放置茧形壶12件，分两排东西向摆放。茧形壶和陶缶器内残存有禽类动物骸骨”（图四：5）。[44]河南济源桐花沟汉墓、三门峡市三里桥汉墓出土的圈足带盖茧形壶（M22∶2），盖有子口，盖面略弧鼓，盖小于或大于壶口。[45]山东海曲汉墓群中出土的茧形壶，因详细资料未发表，形制不明。[46]
B.铜圈足带盖茧形壶
铜圈足带盖茧形壶数量不多，均为明器。
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汉墓群M1出土1件铜圈足带盖茧形壶，盖残，壶身残高5.5、口径2.1、圈足长3.2～1.2厘米。根据墓内出土西汉五铢和货泉钱币，其时代应为新莽时期或东汉初。[47]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带盖铜茧形壶（图四：6），盖面微微隆起，盖中部圆台上有鼻钮。通高7.27、腹长6.27、宽5.7厘米。[48]造型总体上与马家塬“鞅”铭茧形壶相同，颈部有一圈穿贝纹，腹上近肩部有铺首御环，但是器身凹棱中没有蟠螭纹，矮圈足外饰绳纹。
3、矩足茧形壶
矩足茧形壶，仅山东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1件（YM1∶13），圜腹下有4个“L”组成矩形矮足（图五：1）。器身横长46、直径24.5、高32.5厘米。[49]
（三）延续期（三期）
三期的年代是唐代至辽代，为茧形壶的延续阶段，也是茧形壶发展的晚期。这一时期的茧形壶如草蛇灰线，若隐若现。
东汉以后直至隋代茧形壶渺无踪迹，唐代虽然没有出土茧形壶实物，但唐墓壁画尚有茧形壶出现。2005年河南洛阳洛南新区发掘的葬于神龙二年（706）的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墓道西壁有胡人牵驼图。画面正中为一匹高大雄健的载物骆驼，前面牵着缰绳的胡人高鼻深目、络腮胡须，头戴高尖番帽，身穿翻领束腰短袍、小袖细衫，脚穿长筒靴正迈步前行。驼背上除卷起的一匹匹丝绸外，还醒目地悬挂着一个茧形壶（图六），风尘仆仆地行走在丝路上。[50]这件茧形壶圈足外撇，高颈壶口有盖，与西汉早中期茧形壶的造型相同，使我们相信当时茧形壶仍有使用，或作画者稔熟茧形壶是胡人行走丝绸之路的常用储水器，才信手绘于墓道壁画中。正如唐墓出土的三彩骆驼背上常常携带长颈瓶、胡瓶和扁壶等，同样表明了外来物品的传入。
二、我国茧形壶的谱系和特点
我国的茧形壶都是考古发掘品，年代明确，数量众多，器形演变清晰，谱系完整，特点鲜明。
（一）我国茧形壶的谱系
出土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最早的茧形壶出现于西周中晚时期的关中扶风、武功一带，春秋中期出现于咸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已扩散至山西侯马。战国中晚期开始向西至甘肃的天水、崇信；陕西除咸阳外，向周围扩散至铜川、凤翔、甘泉、临潼；向南至成都和湖北的云梦、荆州、随州；向东扩散至三门峡、侯马等地。西汉时期继续东扩至江苏徐州、连云港，山东临沂、日照等地；向西甚至扩散至遥远的新疆伊犁。唐代壁画显示茧形壶仍然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使用的器物，抑或遥远的文化记忆。辽代仍然制作和使用茧形壶。
虽然我们还不确定出土的西周中晚期茧形壶就是年代最早的，但从谱系上说这种小口短颈横向长圆腹、腹饰纵向绳纹带的圜底茧形壶符合类型学的初始特征；稍后演变到大口短圆腹、腹饰绳或席纹、间以纵向带状抹痕或弦带纹的圜底茧形壶。
战国中期开始，茧形壶出现圈足，圈足矮且以泥条盘筑而成，并逐步成为秦汉以降茧形壶的主流。此后，虽然茧形壶圜底与圈足并行，但前者逐渐减少，直至西汉中期消失。汉代的茧形壶除杜陵出土的1件外都有圈足，并从矮圈足向高圈足发展，而且圈足呈越来越高的趋势。为保持稳定性，高圈足还发展为外撇的喇叭形圈足。如汉初三门峡火电厂M21出土的茧形壶圈足外撇[52]，汉阳陵高圈足上部稍内凹，下部外撇，形类喇叭[53]。茧形壶颈部的变化，也是从短颈向高颈发展。大同辽代茧形壶的高颈和喇叭高圈足的尺寸几乎相等。
战国晚期铜茧形壶开始有盖，西汉时期陶茧形壶带盖的现象较为常见，盖有大于、等于和小于壶口径的三种情况。
（二）我国茧形壶的性质与功用
茧形壶的性质有实用器和明器两种，其中战国及以前和秦代为实用器，汉代彩绘茧形壶为明器。一期的茧形壶都是实用器，器形较大，主要功用应为储水。二期即战国中晚期至汉代的部分茧形壶仍然体量巨大，在帝陵的陪葬坑或相关遗址中出现，可能用于盛酒等，如秦始皇陵“丽山飤官”遗址内窖藏出土特大茧形壶，其功能与墓葬出土的小茧形壶不同，可能是实用的大型储酒（水）器。汉阳陵从葬坑茧形壶和缶内还残存有禽类动物骸骨，说明茧形壶可能不仅仅用于储存液体。同时，茧形壶器形的演变朝着变小的方向发展，可能是为了适应军旅生活的需要，类似今天的行军水壶。腹部纵向弦纹、绳纹带间部分有磨拉痕迹，推测当时用绳索环绕颈部后再两两向下兜往腹部，打结后可以背挂。[54]
从二期开始出现明器茧形壶，一般与随葬的仿铜陶礼器配伍，形成较为固定的器类和数量的组合关系。如徐州西汉早期与陶鼎、盒、壶、钫相组合，而与战国时期的实用器组合，如任家咀M128的盆、鬲、茧形壶组合不同。明器茧形壶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部分器形非常小，几乎不具备实用功能，如临潼、东海尹湾出土的铜茧形壶和传世的费昂斯茧形壶等；其二是彩绘，全器都以白、红、绿、紫等粉彩绘制纹饰，表现出汉代明器的重要特征。
毫无疑问，茧形壶因秦人的使用而得到推广和扩张，从战国开始成为王陵和帝陵的随葬品，如神禾塬的秦陵陪葬坑、秦始皇陵“丽山飤官”遗址、汉阳陵和宣帝杜陵从葬坑，以及杨家湾M4列侯等级的墓葬都出土了茧形壶，表明茧形壶在关中的地位一直很高。不过颇为令人费解的是，关东高等级墓葬中却未见使用。即使在茧形壶较为流行的徐州地区，迄今楚王墓中无一件出土，宛朐侯刘埶墓也不使用茧形壶随葬，只有刘氏宗室以下身份的墓葬使用茧形壶随葬。
（三）我国茧形壶的工艺、制度与装饰特点
茧形壶器身浑圆一体，我们观察秦汉时期出土的残破茧形壶，可以发现，其实际是由茧形壶身、两端头、口颈、圈足以及盖几部分组成的。工艺上茧形壶身是主体，工序上应先轮制壶身，成形阴干后湿粘其他几个部分，壶盖单独制作。
战国中期茧形壶的生产制度开始形成，茧形壶上出现文字或符号标识。咸阳塔儿坡出土的三个茧形壶都出现“咸西”字样（图七：1、2、3）都出现在茧形壶上，可能说明某个工匠或相同里名的工匠，以生产某一种陶器为主，并兼及其他陶器。即“西里”的工匠只生产茧形壶，“
里”以瓮为主，“
里”以罐为主，等等。这表明某里的工匠或某个工匠的生产有细致分工，以便于监督和管理。产品上戳印自己作坊的标记，是“物勒工名”制度的体现，同时也可以扩大产品影响。咸阳黄家沟战国墓M50：7圈足底部有戳印文[55]（图七：4），咸阳东长陵火车站茧形壶颈下也有戳印陶文。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从葬坑K7出土了大量茧形壶，多数刻有宫殿、官署、纪年、地名、工匠等文字。
甘肃崇信县锦屏镇刘家沟村战国墓出土茧形壶，长颈折沿，圈足内有阳文“卤”字戳记（图七：5），口沿刻有“
”纹饰和刻画阴文“二斗”（图七：6）。“卤”字铭文或表明其为卤县之市所属制陶作坊的产品，“二斗”为其容量。[56]天水马家塬铜茧形壶底部有铸铭“鞅”字（图七：7），其义尚不能确解。秦陵飤官遗址茧形壶残片上有刻画“丽山口反”陶文（图七：8），湖北高台汉墓西汉初茧形壶（M6∶2）壶腹有“上官”刻铭（图七：9），等等，都是茧形壶生产、管理和使用制度的反映。
陶茧形壶的装饰也有其自身发展演变轨迹。颈、圈足由阴线纹发展到凸棱，如咸阳任家咀颈部由阴线弦纹演变为凸棱纹，湖北随州茧形的颈饰凸弦纹，足饰凹弦纹等。腹部装饰的发展规律为：细绳纹→细绳（席）纹宽带纹（抹痕）→弦（带）纹涂朱→弦纹彩绘或髹漆→素面弦纹。[57]汉阳陵茧形壶和陶缶内壁涂红色朱砂，表面饰有彩绘[58]；杨家湾M4茧形壶通体彩绘，围绕两端圆球面，运用蟠纹特征，组成两组相对应的纹饰缠绕弯曲（图八：1）[59]；甘泉西汉早期M6通体以橘红、粉白彩绘弦纹、宽纹带和流云纹[60]；济源西汉中期茧形壶（M63∶1）盖饰三组红、绿彩卷云纹，腹有四组绿、紫色卷云纹，间隔以纵向的红彩带（图八：2）[61]。徐州奎山汉墓出土的圈足带盖茧形壶，腹部饰竖弦纹，黑地绘红白色条状带，内绘云气或鸟纹；颈部凸棱下、圈足下部都饰白色宽带纹。[62]徐州白云山汉墓、临沂银雀山M4出土的陶茧形壶通体以髹漆装饰。这些装饰都是卷云纹和几何纹，几乎不见动物或人物图像。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西汉茧形壶，彩绘云气纹保存得非常完整（图八：3、4）。
茧形壶或茧形器在东西方都大量存在。域外目前主要发现于塞浦路斯、埃及、日本和朝鲜半岛。
（一）西方的茧形壶
与丝绸之路东传的一些器物受美索不达米亚影响不同，茧形壶可能来源于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制作的一种有线描同心圆纹桶状罐，造型同于茧形壶，只是在颈腹间有把，是中东这类形制器物的起源，年代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900年（图九：1）、公元前750～公元前600年（图九：2、3），前者可能来自库伦古剧场（KOURION），它是塞浦路斯最著名、最有特色的遗址之一。这种器物大约用于装酒、水或者橄榄油。欧洲的一些博物馆如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都收藏有较多这种茧形壶。日本平山郁夫收藏的丝绸之路文物中，也有一件公元前8世纪左右塞浦路斯岛的单耳几何纹陶茧形壶，高32厘米（图九：4）[63]。
这种壶的特点是器身呈茧形，圜底是其主流，侈口平沿，颈肩间有把。由于颈部需接把的上端，矮颈无法接把，所以这种壶都是高颈。口沿和颈间凸棱装饰竖线纹、水波纹和带纹，把的两侧装饰带纹、中间饰平行线纹等。器身装饰以竖向分割为主，一般分为正中主体纹饰区、两侧和两端纹饰区。中区以两侧竖纹带隔出竖向空间，中间的纹饰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饰1/2或1/4的同心圆纹或上下排列多个同心圆纹、菱形纹、平行线纹、三角纹和花卉等；二是饰行走觅食的鹳；三是人物等，如制作于公元前7世纪塞浦路斯的绘有环形纹饰的双色壶，图案为一位男子戴一顶圆锥形帽，带领束腰宽松外衣，左手抓着一只鸟，右手拿着象征权力的权杖；四是饰四叶纹间太阳纹等。两端基本都饰同心圆纹。这种茧形壶装饰的繁简往往与使用方向有关，即有把的一侧中部只在把下有纹饰，两侧的纹饰往往会省略一些；无把的一侧纹饰饱满、繁褥。
（二）东方的茧形壶
日本和朝鲜半岛都有茧形壶，尽管其在本国另有名称。
1、日本的茧形壶
公元500年前后日本出现的茧形壶是一种粗陶器，是丧葬仪式用器，称作须惠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1件，器物的特点是茧身造型，口较大、矮束颈、圜底，器身饰横绳纹（图九：5）。须惠器最初用于墓葬，也有可能先在葬礼上饮食使用，然后随墓主入葬。器物是在专门的转轮上制作的，并在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下烧制。日本沏冢原古坟、山町古坟、上石津古坟、小锅古坟等都曾出有这类器物。
2、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有一种釉陶茧形壶，也是一种粗陶器，上面常有刻画纹和戳印纹装饰。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明人称其为粉青花器。大英博物馆陈列的1件，器身呈茧形，侈口矮颈，但两端略收作平面。器身装饰较浅的竖凹弦纹，两侧作横向短平行纹（图九：6）。端面类似于玉璧，中区饰双同心圆纹和放射波纹，外区为多道弦纹。15～16世纪的朝鲜王朝常常使用这种点缀釉下铁褐斑纹的茧形酒器。
3、埃及
20世纪早期埃及的达克拉绿洲仍在使用一种古物壶，被称为“拉长”的器物，可以看出是茧形壶的变体，而且其变化只是器身稍小和两端较尖，辨认并不困难，堪称茧形壶的活化石（图九：7）。据记载，它可以用来运输水、酒、蜂蜜，或作为牛奶罐。今天，埃及哈里杰绿洲的妇女依然用这种壶制作黄油。
我国茧形壶的发展体系明晰，自西周中晚期出现，连续使用至王莽时期。在间隔几百年后，唐代或在使用，辽代仍在使用，前后存续2000年左右的时间。这改变了过去认为茧形壶出现于战国中期，消失于西汉中期的认识。茧形壶从最初的圜底向圈足、矩足发展，从矮圈足向高圈足，再向喇叭口高圈足发展，谱系清楚，在我国陶器谱系和陶器发展史上堪称范例。
段清波、任雪莉都曾指出塞浦路斯发现过茧形壶，实际上同类器物在日本、朝鲜半岛和埃及都有存在。过去西方学者认为，日本这种新的制陶（茧形壶）技术是从朝鲜半岛引进的，现在看来可能并非事实。汉代茧形壶使用最晚的时间是新莽时期或东汉初，连云港东海尹湾是茧形壶使用的最东部，地理位置濒临东海。从地理区位和年代学上，我们更有理由认为茧形壶由此东传日本。确实，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通，有自辽东半岛陆上更安全、莱州半岛海上航程更捷径的优势[64]，而且半岛北部乐浪郡的汉墓迄今也未发现茧形壶。鉴于未发现朝鲜半岛此前存在茧形壶的事实，日本的茧形壶从半岛传入便无从说起。而当15～16世纪茧形壶在朝鲜半岛出现时，中国和日本都已不再流行茧形壶。在年代上，辽代的茧形壶虽然与朝鲜半岛的茧形壶更接近，但造型上朝鲜半岛的茧形壶与日本的更相似，所以我们认为朝鲜半岛的茧形壶应当是由日本传入的。至于两者在时空上的距离，或许只能从文化基因传承、文化传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方面来理解。
塞浦路斯的茧形壶未上釉，但有彩绘，这种精致的装饰反映了文化的混合以及拥有者的较高社会地位。塞浦路斯在公元前1500年被希腊殖民，然后被腓尼基人殖民，在公元前709年被亚述人占领，说明这些茧形陶器是在希腊、腓尼基人殖民时期当地的器物，是塞浦路斯的原创作品。目前塞浦路斯最早的茧形壶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我国扶风西周中晚期茧形壶比其年代晚约200年。如果从前丝绸之路欧亚草原已经频繁交流的背景分析，我国西周茧形壶完全有从西方传入的可能。王辉认为“在西周早中期，西周西部的一些方国与欧亚草原和近东就有一定的文化联系”[65]。也许洛阳唐代王孺人壁画中，驼背上悬挂的茧形壶正是揭开其传播方式的钥匙。不过正如青铜传入我国一样，茧形壶在我国也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并西传至新疆昭苏，东传至日、韩。至于埃及的茧形壶，无疑应该是从西方传入的。
近年来对丝绸之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研究兴盛未艾，舶来品是研究热点之一。如葛嶷、齐东方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66]，任雪莉、史雯的蒜头瓶源于西方裂瓣纹研究[67]，我们揭示的中国境内商末周初至汉代的深腹杯也源于西方[68]，等等。茧形壶独特的造型，与我国商周时期的容器颇不相类。我们对其来源于西方的可能性进行初步的探讨，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关于茧形壶的最早起源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索”[69]；茧形壶的传播路线也需要进一步勾勒。这些都有待于来者。
附记：在本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得到英国剑桥大学费兹威廉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林政升博士、南京博物院左骏研究员的鼎力帮助，特此鸣谢！
注释
[1]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第319～321页。
[2] 李零：《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第348页。
[3] 王学理、尚志儒、呼林贵等著，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编《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第243页。
[4] 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文物出版社，2008，第37页。
[5] 段清波：《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二）》，《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6] 周原扶风文管所：《扶风齐家村七、八号西周铜器窖藏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
[7] 周原扶风文管所：《扶风齐家村七、八号西周铜器窖藏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
[8]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家咀秦墓》，科学出版社，2005，第272、284页。
[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第387～388页。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枣庙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11] 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12] 雍城考古队李自智、尚志儒：《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13] 马建熙：《陕西耀县战国、西汉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3期。
[14] 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15]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司法局、刚玉砂厂秦人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3年第4期。
[16]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按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塔儿坡战国秦瓮棺葬墓发掘简报》，《文博》1998年第3期认为年代上限为战国中期，此据报告中的分段和年代。
[17] 王久刚：《西安南郊山门口战国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
[1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尤家庄秦墓》，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第219～220页。
[19] 金学山：《西安半坡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20]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2年第6期。
[2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园遗址田野考古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5期。
[22] 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西侧“丽山飤官”建筑遗址清理简报》，《文博》1987年第6期。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第84～86页；图三八：5。
[2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第377页。
[2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临潼新丰——战国秦汉墓葬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上册第51页，下册图版七三：5。
[26] 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第132～133页。
[2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枣庙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28]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2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几处东周陶器墓》，《文物季刊》1996年第3期。
[3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园遗址田野考古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5期。
[3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32]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第88、90页。
[33] 王学理：《秦始皇陵园汉墓清理简报》，《文物》2004年第5期。
[34] 湖北省博物馆：《1978年云梦秦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3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西延铁路甘泉段汉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
[36] 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37] 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临沂银雀山四座西汉墓葬》，《考古》1975年第6期。
[3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2006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9期。
[39]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城北西汉墓》，《文物》1989年第8期。
[40]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奎山西汉墓》，《考古》1974年第2期。
[41] 徐州博物馆等：《江苏徐州铜山区后楼山西汉墓M5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2年第2期。
[42] 徐州博物馆：《徐州碧螺山五号西汉墓》，《文物》2005年第2期。
[43] 徐州博物馆：《徐州贾汪官庄汉墓群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8年第6期。
[4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帝陵东侧11-21号外藏坑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
[45]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三里桥秦人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3年第4期。
[46] 何亮德、郑同修、崔圣宽：《日照海曲汉代墓地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世界》2003年5期。
[47] 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第157页。
[48] 资料蒙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马麟先生提供，特此感谢。
[49] 郭文铎、杜学民、徐淑彬：《银雀山、金雀山西汉墓葬》，解放军出版社，2004，第140页。
[50]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唐安国相王孺人壁画墓发掘报告》，河南美术出版社，2008，第55页。
[51]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和平社辽金墓群发掘简报》，《文物世界》2018年第5期。
[52]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河南三门峡市火电厂西汉墓》，《考古》1996年第6期。
[53] 陕西省考古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第80页。
[54] 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文物出版社，2008，第44页。
[55] 秦都咸阳考古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56] 陶荣：《甘肃崇信出土的秦戳记陶器》，《文物》1991年第5期。
[57] 杨哲峰：《茧形壶的类型、分布与分期试探》，《文物》2000年第8期。
[5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帝陵东侧11-21号外藏坑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
[59] 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6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西延铁路甘泉段汉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
[6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济源市桐花沟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2期。
[62]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奎山西汉墓》，《考古》1974年第2期。
[63] 王春法主编《平民情怀——平山郁夫藏丝路文物》，安徽美术出版社，2019，第27页。
[64] 李水城、艾婉乔：《先秦时期莱州湾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新线索》，《中国文物报》2016年7月15日，第6版。
[65] 王辉：《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胡人”形象》，《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
[66] 葛嶷、齐东方主编《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67] 任雪莉、史雯：《从蒜头壶看中西文化的交流》，《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5辑，岳麓书社，2019，第323～328页。
[68] 李银德：《丝路背景下深腹杯的渊源与传播》，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甘州区黑水国遗址保护管理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编著《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20，第88～108页。
[69] 杨哲峰：《茧形壶的类型、分布与分期试探》，《文物》200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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