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化遗产保护分论坛”在深圳举行。本次分论坛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国家文物局考古司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协办，广东省委宣传部、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承办。围绕新时代考古成果、全面加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建好用好国家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与活态传承等话题，多位专家学者现场展开对话，为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聚焦新时代考古成果 看早期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中华文明有哪些突出特性，新时代的考古成果中如何体现早期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论坛上“从新时代考古成果看早期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议题受到关注。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是中国历史研究、也是世界文明研究的重要课题。

2002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以下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2004年正式启动，是国家“十五”到“十四五”重大科研项目，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理念，共有20多个学科、数十个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

“20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4处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介绍，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确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历史这一事实，取得了显著成果。

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如果依据这样的标准，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的历史。

王巍说，通过对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可知，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这“文明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随着世界各地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的进展，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己古代社会发展特色的文明形成标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文明三要素”桎梏。

“研究团队根据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实际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王巍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另外一个成果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揭示：万年奠基，栽培农业出现，定居村落形成；八千年起步，农业初步发展、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六千年加速，社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大型中心性聚落和规模较大的墓葬的开始出现；五千多年进入，大型都邑性城址和权贵阶层的大墓的出现、社会分化显著；四千年王朝建立，良渚文明和石家河文明由于环境的变化等原因，文化和社会内部发生变化，转向衰落，区域性文明进程出现挫折，中原地区持续崛起文明进程进入以中原地区夏王朝为引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中华文明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

“这个遗址规模很大，有600多万平方米，总体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已经有50多个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在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详细介绍了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南佐遗址。

南佐遗址核心区由9座大型夯土台围合，面积约30万平方米，紧邻夯土台外侧发现2道环壕，核心区东、南、北三面约1000米处还发现外环壕遗迹，但目前尚不能确认为封闭的环壕。2021年考古调查初步了解1号夯土台残存面积约880平方米、残高2至3米。

“核心区北部发现大型建筑基址、联排房屋等重要遗迹，其中大型建筑F1包括前厅、后堂，仅室内面积已达630平方米，墙壁、地面均为多层白灰面；F2出土白色堆纹陶、白衣陶、白陶、黑陶、朱砂彩绘陶，大型彩陶罐、带塞盖喇叭口平底彩陶瓶以及大量水稻遗存，显示了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韩建业介绍，南佐遗址是黄河流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对于认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探索早期国家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为新石器晚期龙山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约4500至3900年。从1978年开始的40余年来，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玉器等文物。

“我们重要的工作就两个方面，一个是宫城及其城门，一个是1号宫殿基址的发现，我们十多年就干这两件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说，1号宫殿基址，整个宫殿的夯土台子的面积是6500平方米，是迄今史前时期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基址，在这个夯土基址之上，目前残留下来的也足以震撼我们。

“我们对1号宫殿做了复原，陶寺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之中，整个规划都在按部就班进行，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也大概会在十月开馆。”高江涛说。

石峁城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北岸的梁峁台塬之上，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向内拱卫，巍峨壮观，气势恢宏，结构清晰，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和区域政体中心。

“从2012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石峁的城址结构逐渐清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介绍。

“2016年皇城台考古工作启动，发掘地点分别位于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台顶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孙周勇说，皇城台位于城址中部偏西，为一处四围包砌石砌护墙的高阜台地，是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之核心，三面临崖，一面以“皇城大道”与内城相接。

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以及藏玉于石、杀戮祭祀等特殊迹象，以及石雕、陶鹰、卜骨、陶瓦、口簧、玉器等珍贵文物，不仅彰显了皇城台的核心地位，而且暗示着石峁城址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具有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双重角色。

孙周勇说，连续九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作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石峁遗址考古成果不断刷新着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高度。

殷墟，商朝都邑、甲骨文故乡、世界文化遗产地。

“殷墟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和繁荣的巩固阶段。殷墟的宫殿宗教区与王陵区，可以证明殷墟已经进入到了王国阶段，这是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见证。”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席教授唐际根介绍，殷墟外围地区也发现了很多重要的遗址，比如陶家营遗址，在新发现的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些研究，比如中轴线布局等。

与会专家一致表示，要更全面地展示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绚丽风采，更加深刻、准确地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特点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为坚定文化自信，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加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既要全面又要系统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

“加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既要全面又要系统。”论坛上，专家一致认为。

“当前，未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被损毁的情况还存在。”从新华社高级记者、《瞭望》新闻周刊副总编辑到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30多年一直关注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王军说。在多年研究与调研经验，王军分析了当前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与问题，他举例说，2008年施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了历史建筑保护名项，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只涉及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事项，在执行中还是有些古建筑被拆除了，有的地方对风貌保护区、风貌建筑的保护力度不够，存在任意改变的情形；传统村落普遍存在人口与产业空心化问题，导致传统村落中的古老建筑失管失护；传统技术工匠培养机制不健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的基层力量过于薄弱。

“因此，需要完善法律法规，实现应保尽保。编制古老建筑保护条例，形成文物保护单位、普查登记在册文物，以及历史建筑在内的古老建筑保护体系。”王军建议，编制文化景观法，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提供法律保障。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们实施了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在保护过程中，坚持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为本的原则，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一级巡视员董红梅坦言，虽然保护体系还很不完善，缺人、缺经费、缺法律支持、缺体制机制等等，但是在不懈努力下，把8000多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了国家级保护名录，实施了挂牌保护。形成了内容和价值丰富、保护完整、活态传承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南京大学国家文化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姚远也表示，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要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保留历史原貌，不搞过度修缮、过度开发，更不能搞拆真古迹、建假建筑。“这是我们的时代使命，要让居民在胡同街巷里能过上现代生活，让文旅融合有效促进传统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我的建议是我们不仅仅要保护单栋建筑，还要保护环境，创造这个古建筑能生存下来的环境。”谈到城市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双聘教授赵燕菁说，我们提出了“双速城市”的概念，旧城和新城分开发展，实现空间分离，整个城市必须大扩张的前提下，在速度上老城维持老的增长速度，这样既保护了老城，又实现了新城的发展。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说，人民城市人民建，要充分发挥文化教育、宣传普及的重要作用，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来。

“现行的法律我们也应该充分的利用起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说，2016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的《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其中，明确了致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严重损毁或者灭失的；多次损毁或者损毁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的以及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曹劲认为，破坏文物不能以罚代刑，以赔偿了事，要严格执行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对文物毁坏的处罚措施。

日前，广东公布了四条考古游径，珠三角考古游径、粤东考古游径、粤西考古游径、粤北考古游径，涉及12个地市24处重要考古资源点。“让群众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只有这样文物保护的事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曹劲说。

“40多年前，我被布达拉宫的文物所吸引，从建筑行业投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查群见证了40多年来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历程。“现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事业正在经历最好的时期。更多的人才加入这个行业，我们要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做好文物保护人才的培养工作。”

“专家研讨、思想碰撞，为我们如何实现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指明了五个层次的保护方向。”听了专家们的发言后，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总结道。

一是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在《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中，综合考虑文物保护的具体管理要求，与其他法律衔接等方面内容。二是资源名录的系统性，我们正在筹划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摸清资源家底后，如何把调查登记对象依法认定为具有法律保护身份的不可移动文物，如何将新的遗产品类纳入到文物保护的法律体系之下，是我们这次普查要解决的问题。三是空间规划的系统性，规划保护对象从文物保护单位，扩展到不可移动文物，十四五期间将编制完成国家、省市、县三级不可移动文物空间利用规划。四是保护策略的系统性，《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近日出台，这是一个小切口，但触动的是系统性保护的大思路，保护策略的系统性是我们下一步要谋划的重点。五是保护力量的系统性，做好文物保护，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缺一不可，要进一步形成合力。

邓超表示，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以古今交融、今古辉映的城乡样态，承载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图景，以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滋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