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上午，9位国内外专家发言交流，案例经典、发言精彩，与会者收获满满。

河南大遗址保护利用基础与模式的探讨

河南省文物局局长  田凯

河南现有不可移动文物65519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8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20个。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占4座（郑州、开封、洛阳、安阳）。

河南境内的古代聚落、都城遗址、帝王陵寝等大遗址分布密集，十三五时期国家确定的152处大遗址河南涉及22处，数量居全国首位。

田凯介绍，河南的大遗址相对集中、整体连片、时代连续、内涵丰富形态多样，遗址特别是都城遗址在发展上连续不断形成今天的中原主要城市框架，而且遗址更多的是深埋于地下的土遗址，地上遗存较少。

根据大遗址的特征，河南省大遗址保护围绕强化基础工作，彰显遗址价值，探讨保护模式，着力发挥作用等方面展开工作。近年来河南大遗址保护探索的经验表明，大遗址保护只有坚持“以人为本”，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保护实践，让大遗址的文化内涵“活”起来，才能为文物工作全局营造积极、良好的发展氛围，并最终推动大遗址保护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斯图德尼察修道院（12世纪）从文物古迹保护到景观管理

塞尔维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建筑保护师  内维娜·德布约维奇·里斯蒂奇

内维娜·德布约维奇·里斯蒂奇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是一条确保遗产永久性之路，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识别遗产新价值的过程。文化遗产除了具有历史、建筑和艺术价值之外，有些还涉及独特的精神和宗教价值，以及组成遗产的地点和环境的价值，这些价值和环境彼此关联，不能分割，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至关重要。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创立者斯特凡·纳曼亚大公创建的斯图德尼察修道院一直备受尊崇，代表了纳曼亚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内维娜·德布约维奇·里斯蒂奇以1986年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的斯图德尼察修道院（12世纪）为例，介绍了识别遗产价值的方法和步骤，有利于促进改进保护的实践。作为中世纪最高级别的修道院，斯图德尼察修道院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其文化、历史、建筑、艺术和保护措施等方面。她谈到，为提升斯图德尼察修道院的国际名声，需要更深入研究修道院的环境，保留修道院的文化和宗教传统。

在为斯图德尼察修道院编制《特殊用途区域的空间规划》和《管理规划》时发现，文化景观作为一个整体价值体系出现了有形价值、无形价值、文化价值、自然价值和精神价值。为了保护这些价值，她认为需要当地社区群众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使遗产整体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与保护管理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赵云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从时间跨度、空间分布、遗产类型等方面，对中华文明成果进行了全景呈现，至2018年底，中国拥有世界遗产53项居世界第二位。赵云表示，中国依据国内各层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实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上位法，建立了政府为主、民间力量积极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保护格局。

赵云说，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传播，直接推动了中国文物保护视野的拓展，同时，中国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创新。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既符合国际规则和要求，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其中最突出的是基于大量实践的议事协调制度（尤其针对超大规模系列遗产申报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等方面的成果和经验。

赵云介绍，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实践展现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大运河遗产规模巨大，包含3000余公里河道，涉及沿线35个城市。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的申遗项目。

“针对复杂的保护管理现状，中国议事协调机制、保护管理规划体系、遗产监测方面的经验和成效在大运河申遗和保护中得到了充分应用和发展。”赵云表示，2014年，包含31个组成部分的大运河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突出普遍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申遗成功后，大运河沿线部分城市以运河文化为主题，以运河遗存保护为核心，对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重点加快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建成一批运河休闲公园、运河文化博物馆和展示馆，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了公共文化空间。

近期斯皮思城堡缓冲地带的土地利用保护规划问题

斯洛伐克科希策文化遗产局自然资源保护专家  罗伯特·基拉尔

“土地使用（城市）规划是保护和发展受保护地区重要而有效的工具。” 罗伯特·基拉尔说，斯皮思城堡及其邻近区域相关遗迹是斯洛伐克一处独特的、风景如画的遗产地，包括多个完整的历史遗迹、遗产和广阔的缓冲区。该遗产于1993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自2017年起，斯皮思城堡缓冲区内泽赫拉村的新土地使用规划一直在准备中。罗伯特·基拉尔介绍了泽赫拉村的规划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由于大部分领地都具有文化和自然景观价值，这大大限制了新建成区扩展的可能性。城堡、教堂和宅邸的视觉外观必须作为文化历史景观价值加以保护。二是聚落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根据泽赫拉村城市规划面临的挑战，科希策文化遗产局做出了强烈的保护决定，避免在距教堂约700米的南部视野范围内建造任何建筑物。另一方面，该视野区域内平坦的南部田地也被规划出来，用于扩大聚落居住地。

罗伯特·基拉尔在发言中，深入分析了受保护区域制定的相关管理规定，以保护遗产景观的突出文化价值。通过与科希策文化遗产局的合作，确定了列入保护遗迹名单的特色景观的土地使用要求，并根据附近罗姆人聚居地区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规划了新的住宅区。其中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是，目前已完成对城堡下方区域高级路网的追踪。

罗伯特·基拉尔说，泽赫拉村土地利用规划将在几个月后通过，希望这能成为一个长期有效的工具，保护和鼓励斯皮思城堡景观的视觉完整性和真实性特征。

龙门石窟的预防性保护

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  余江宁

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城南的伊河两岸，现存2345个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宝库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技和鉴赏价值。

余江宁介绍，1949年以来，针对石窟本体方面存在围岩崩塌、洞窟渗漏、雕刻品风化三类典型病害，龙门石窟开展了近七十年的保护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实施了“奉先寺的抢险加固工程”“龙门石窟五年综合治理工程”，完成了大规模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奠定了龙门石窟文物保护区和文物游览区的基本框架。2000年龙门石窟“申遗”成功以后，相对于抢救性保护，龙门石窟陆续开展了一系列有计划的、预防性的保护研究工作，“保护管理规划”“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石窟保存状况调查”“数字龙门”“龙门石窟洞窟考古报告”等项目为龙门石窟的保护管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龙门石窟而言，预防性保护概念并不是突然之间产生的，是在抢救性保护工作的经验和积累上发展而来，龙门石窟正经历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发展阶段。”余江宁说，预防性保护有利于建立健全龙门石窟保护工作的框架，深入了解石窟文物病害的发生、发展，研究石窟文物风险防范与控制技术，进而科学构建石窟文物风险监测与评估体系，提升龙门石窟科技保护和管理水平。

余江宁说，目前，龙门石窟在保护研究管理上仍存在诸多困难，石窟的病害远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治理，科技保护的水平亟待提高。他表示，今后，龙门石窟将进一步加强预防性保护工作力度，提升科研水平，切实保护好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水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 姜波

沉船、港口与贸易品，是考古学家解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金钥匙。20世纪后半叶以来，沉船考古成果尤其令人瞩目，著名者如广东川岛海域的“南海一号”（南宋时期）、韩国新安沉船（元代）和印尼的“黑石号”沉船（晚唐）等，这些水下考古新成果，揭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新篇章。

姜波介绍，中国海域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以泉州后渚沉船、“南海一号”和“华光礁一号”最有代表性，三者均是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高峰时期——宋元时期，发现地点恰在起航港、“放洋之地”（古人对出海通道的称呼）和远洋航线上。从航向来看，“南海一号”与“华光礁一号”是从中国港口满载出海的商船，后渚沉船则是从东南亚归航泉州的海舶，这些发现，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

姜波认为，“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海上丝绸之路水下考古最为重要的成果，该沉船1987年在广东川岛海域被发现，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并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这是世界上首次采用沉箱整体打捞沉船。目前，“南海一号”的室内发掘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考古发掘显示，“南海一号”是一艘满载出航且保存完好的南宋海船，船体残长约22米，最大船宽近10米，总计有14个隔舱。船舱里各色货物码放有序，品类繁多，此外，船内还发掘出大量的个人物品，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船体左舷外发现的一个小木盒，里面盛放了70余件金器。截至2016年1月5日，总共出土文物14392件（套），其中瓷器13497件套、金器151件套、银器124件套、铜钱约17000枚等等。另据最新的样品检测数据，“南海一号”上已经发现丝绸遗留的化学成分，“海上丝绸之路”名不虚传。

骨头海湾——奥赫里德湖上的帕拉菲特遗址

北马其顿文化部“16+1”文化合作协调中心战略规划顾问  伊凡娜·达摩瓦斯卡·捷克夫斯卡

“骨头海湾遗址的故事与马其顿整个领土范围内的湖边桩屋和湿地是分不开的。” 伊凡娜·达摩瓦斯卡·捷克夫斯卡说，马其顿湖泊和湿地是史前巴尔干半岛中部重要的区域。

伊凡娜·达摩瓦斯卡·捷克夫斯卡介绍，根据在紧邻湖泊或河流地带开展的考古发掘情况，以及过去十年间进行的水下考古发掘活动，目前已经对远古时期生活在帕拉菲遗址的人们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

在奥赫里德湖水域骨头海湾遗址开展的水下考古发掘活动是马其顿北部最早开展的水下考古调查活动之一，标志着正式开始对这些水下文化遗存进行考古研究、保护和保存。在面积为8500平方米的骨头海湾遗址地，发现了青铜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史前帕拉菲特聚居遗址。

从开始进行调查研究至今，在湖底约3至5米的地方共发现了约6000个木桩遗存，它们很有可能建造在一座公共平台上，也就是说，这个平台共支撑了约20个用木材建造的史前住宅建筑。由于这一遗产地的湖底建有密集的木桩，并保存了大量关于该聚落居住形态的各类实物文化遗存，我们可得出聚落布局的相关结论。

“在骨头海湾遗产地开展的水下考古研究是巴尔干半岛开展的最全面的调查研究之一。为此，2008 年至 2009年，对存在于青铜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湖居进行了重建。”伊凡娜·达摩瓦斯卡·捷克夫斯卡说。

良渚古城遗址考古研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主任 刘斌

良渚古城遗址八十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充分揭示了遗址的重要价值，证明它是良渚文明的都邑性遗址，是实证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是规模庞大的世界级城址，遗址的价值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

刘斌介绍了良渚古城遗址发掘、保护的过程，在各方面的配合和努力下，考古中心建设，培养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人才，出版学术著作等工作扎实开展。积极保护、整体保护、科学保护等良渚古城遗址的文物保护也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而不断推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12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正式启动，良渚博物院展陈完成更新换代，良渚国家考古公园建设也已大体成型，良渚古城遗址已进入全面展示和利用的新时代。

波兰的预防性考古研究

波兰国家遗产局首席考古专家  阿格尼尔斯卡·昂尼斯佐克

格尼尔斯卡·昂尼斯佐克介绍了波兰以发展为导向的考古研究体系。

格尼尔斯卡·昂尼斯佐克认为无论小村庄还是大城市的考古遗产，都反映了这个地方的独特性特征。所以，考古遗址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的原有物质，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物质却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受到了破坏。考古是真正可以起到预防作用的，因为它采用非入侵式的方式研究遗址并确保它们在多年之后仍完好保存。预防性考古是为了防止信息的丢失。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时，需要制定一个全面完善的体系来管理考古遗产，并尽最大努力为子孙后代保护好这些遗产。

阿格尼尔斯卡·昂尼斯佐克强调，考古过程中从规划阶段到普查、大规模考古挖掘、对结果进行科学分析，再到考古结果的发布，应用系统性方法是具有相当优势的。特别是考古结果的发布和宣传，其方式应更具多样性，例如使用多种交流方式，将科学社群及更广大的公众群体纳入其中。为了使抢救性考古能够真正做到在防止遗迹的信息流失，并具有预防性，长期保护必须适用于所有考古文献类型，包括文物、纸质文档和电子化。

（来源：国家文物局；作者：李瑞 徐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