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观察

梵净山。

中国大运河。

福建土楼。

第四十二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近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落下帷幕。这次大会上，共有19个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另有1处重大边界调整被接受），包括13处文化遗产，3处自然遗产和3处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至此，世界遗产的数量达到了1092处，分布于167个缔约国。同时大会还审议了153处遗产地的保护状况。

通过参加为期10天的大会，通过与各缔约国的交谈讨论，在遗产保护方面，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中国如何用自己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实践讲好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故事？

中国的遗产保护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的两个项目泉州（刺桐）史迹和梵净山今年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泉州（刺桐）史迹经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讨论，被认为具有世界遗产的潜在价值，但仍需做进一步工作，被要求补充材料。梵净山经过委员会讨论，因符合世界遗产的第十条标准，具有完整性和良好的保护状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五十三处世界遗产和第十三处世界自然遗产。至此，中国已拥有36处世界文化遗产、13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展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多样性、生物和生态的多样性，也反映了中国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展现的平衡性，符合2004年中国在苏州召开的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所主张的实践世界遗产全球战略，鼓励自然和混合遗产申报的理念。

在保护状况的审议中涉及中国的项目包括武当山古建筑群、拉萨布达拉宫古建筑群、孔庙孔林孔府、左江花山岩画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在委员会的相关决议中尽管肯定了中国在遗产保护方面的努力，但仍要这几个项目在2019年2月1日之前提交进一步的保护状况报告。

在保护状况审议的最后，大会特别根据咨询机构和世界遗产中心报告对中国大运河、德国的卡罗琳娜修道院和城堡、俄罗斯的雅罗斯拉夫尔历史城市中心等三处遗产地进行了表扬，鼓励缔约国为保护遗产所付出的努力。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大运河的决议指出：“由于遗产构成要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国政府在保护管理这一遗产方面所做的努力尤为重要。中国协同中央与地方各个层面的保护、管理，对监测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和评估。委员会对中国对这一遗产的保护充满信心”。

对于这样一个穿越中国东南两个大型城市群，处在经济最活跃地区的超大型遗产地，在保护、管理方面无疑具有极大难度。大运河保护规划已纳入相关各地城乡规划；运河沿线已完善了法律法规建设；对可能的威胁进行了持续监测，对历史村落进行了保护，启动了生态环境改善计划。国家文物局对缓冲区以外环境的规划提供了指导意见；持续的考古研究丰富了对大运河的认识；监测并改善了水质；文化展示和市民公园，改善了遗产的展示，提高了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国家文物局持续组织的保护培训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大运河的保护有效地促进了遗产区及周边地区的环境改善和文化展示，提高了遗产地及周边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一项伟大成绩，也是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贡献。从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类型的角度，大运河具有活态遗产的特征，它与当代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关系，部分区段仍是当地人民生产、生活场所，一些区段仍然进行着繁忙的运输活动，保护工作不仅涉及众多部门、地方政府，更涉及运河沿线数以亿计的人民生活，中国对大运河的保护经验显然具有世界意义。

在遗产保护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中国大运河等三个世界遗产项目的赞扬反映了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保护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和推动。从教科文组织的角度，世界遗产的保护已不再仅仅是保护那些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对象，那些伟大的纪念物，宏伟的建筑群，重要的遗迹遗存、历史城镇、文化景观、文化线路，或是壮丽的自然景观、地球演化历史的见证，珍稀物种的栖息地，生态多样性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更是关注文化与自然的融合，关注物质文化的遗存与非物质文化传统的融合，特别强调文化遗产对于当代生活和当代世界发展的意义。

从全球视野看，无论是“新千年宣言”，还是“2030议程”的核心目标都是保障和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国机构，其根本任务是在思想和智力上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样的目标展开。从文化领域看，1988年至1997年，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马约尔发起的“文化十年”项目核心内容就是确定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作用，包括认识发展的文化维度，承认和丰富文化认同，拓展文化参与和推动国际文化合作。作为“文化十年”项目的组成部分“重新发现丝绸之路”更是有力地促进了文化领域国际间的交流、对话和合作。对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目标的追求，使教科文组织各类项目展现出共同的发展趋势。《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作为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更是表现出从追求保护具有突出的世界性价值（突出普遍价值OUV）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局部性目标，向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跨越。

对教科文组织而言，由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构筑了一个包容绝大多数国家的世界性对话交流平台，其作用也从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发展为建立在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基础上的193个国家之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这种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有利于各个国家与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理解，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世界遗产自身发展而言，教科文组织越来越强调遗产的整体性，要整体地认识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关系，整体看待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强调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相关的咨询机构则提出“活态遗产”的概念和“以人为核心”的遗产保护途径。这种趋势在教科文组织2014—2021年的中期战略报告关于遗产保护的部分中也有所表述，教科文组织指出“遗产具有社会价值，表达了人类的身份和归属”，这些遗产“是我们继承自历史，并希望传之后世的财富。这些财富应当用于促进社会稳定，和平建设，危机后的重建和发展的战略”。“遗产与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安全的水资源，冲突，以及不平等的粮食供给、教育和健康保障，移民，城市化，社会边缘化和经济不平等等问题密切相关”。基于这个出发点，遗产最重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人类文明辉煌成果的见证，更是人类数千年可持续发展经验的记录。

世界遗产中心在第四十二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工作报告介绍了世界遗产促进各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包括：非洲相关遗产地社区通过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把遗产保护作为推动非洲大陆可持续发展的工作；亚洲地区通过当地社区参与遗产的保护和修复，通过生产创意产品促进可持续发展；阿拉伯地区把冲突后遗产的修复作为促进地方社区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促进因素；欧洲和北美地区则根据“世界遗产与可持续旅游计划”的框架对部分国家旅游活动进行评估，促进社会发展；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则通过跨国项目，促进保护和管理的培训，促进当地社区参与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形成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世界遗产中心在工作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了要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纳入到整个世界遗产的相关工作计划当中。世界遗产中心还特别成立了世界自然遗产与可持续旅游部门。

遗产名录体现最独特的价值

在新加入的世界遗产中既有土耳其的哥贝克力石阵这样万年前的神庙遗址，也有丹麦的冰与海之间的因纽特人狩猎场；既有墨西哥的特瓦坎—奎卡特兰山谷这样与玉米驯化相关的生态环境，也有伊朗法尔斯地区的萨珊王朝遗址。或许有人会质疑一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是否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并质疑这样的项目是否会影响世界遗产名录的可信性。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本身就意味着我们承认各缔约国对自己遗产价值的认知，而各个缔约国也都是慎重选择把自己最独特、被认为最有价值的项目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也使中国具备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条件。为了使委员会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使更多缔约国能够参与委员会的工作，目前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的任期都已缩短至4年，而最小间隔期则为一个法定任期的6年。此前中国曾在1991—1997年，1999—2005年，2007—2011年先后三次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经过6年，中国在2017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上竞选并再次当选委员会成员国，今年是中国代表团重回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第一年。

在2018—2021年的4年中如何更积极地发挥作用，中国不仅需要关注世界遗产的发展趋向，把握世界遗产所体现的价值观，更需要用自己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实践讲好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故事，将中国最独特、最有价值的项目推荐给世界，同时为世界提供中国的遗产保护经验。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吕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