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题凑墓结构体系及空间功能的演变
发布时间：2022-08-16
“以木累棺外，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这是被大家普遍接受的“题凑”定义。目前，考古发现的题凑墓共17座，皆为两汉时期的墓葬。其中3座为石质题凑，其他均为木质题凑。前人对于题凑墓的研究主要围绕墓葬形制和构建方法[1]，也涉及对题凑作用的探讨，可归纳为显示身份等级、保护梓宫和死者、模仿生前建筑、防盗等[2]。关于题凑墓内部结构与文献对应的问题，则集中于回廊性质的认识和文献中“便房”对应结构的讨论[3]。随着题凑墓材料的不断丰富，墓葬形制的发展演变更加清晰，为讨论墓内各结构的性质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本文在梳理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阐明题凑墓变化的关键点。从变化发展的角度对题凑墓的结构体系进行总体观察，并重点关注墓葬内椁、回廊等结构（空间）的演变过程，进而思考结构的改变所带来的空间功能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对文献所载“便房”和“外藏椁”以及题凑墓所代表的竖穴墓系统向横穴墓系统转变所带来的变化等问题提出个人看法，望求教于方家。现已发现的西汉时期题凑墓共14座，分属汉长沙国、燕国（广阳国）、常山国、中山国、广陵国、江都国、六安国、定陶国，墓主多为诸侯王或王后。以长沙国境内出土数量最多，时代序列较完整，从西汉早期至晚期均有发现，其他地区发现的题凑墓则主要集中在西汉中期。这些题凑墓既有地域特点，又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故以下根据时代早晚并分地区对墓葬情况进行介绍。为便于描述墓葬结构，本文沿用报告中常使用的“椁”来指代题凑与棺之间的木质结构，其中少数墓葬内、外椁的认定与报告稍有不同；对内、外椁板紧贴的墓葬，椁内空间统称为“椁室”；对墓葬形制进行描述时，将“题凑”视作一个单独的结构进行介绍，暂不将其与外椁统称。1.西汉早期 该时期的题凑墓见于河北和湖南两地，共5座，分别为石家庄张耳墓、长沙望城坡渔阳墓[4]（图一）、长沙咸家湖曹
墓[5]、长沙象鼻嘴一号墓[6]（图二）、长沙风盘岭汉墓[7]。
张耳墓的形制最为简单，题凑内侧与椁板紧密相贴，棺椁之间的区域用来放置器物，没有隔板划分区域，与常见竖穴木椁墓并无明显差别。长沙地区的四座墓形制较为相似，有两个特点。其一，题凑内侧紧贴外椁木板；其二，题凑内部的回廊（以下简称内回廊）设有隔板进行分隔。题凑内部的回廊实际是墓葬外椁和内椁之间的区域，用来放置随葬品。另外，多数墓葬在墓道靠近墓门处放置一对插有鹿角的偶人。题凑木枋的材质有柏木和楠木两种，各墓题凑木枋尺寸不一，如曹墓木枋尺寸为1.19米×0.4米×0.4米，望城坡渔阳墓木枋尺寸为0.98～0.99米×0.2～0.5米×0.38～0.48米。题凑的垒砌方式也略有不同，例如象鼻嘴一号墓木枋层层叠垒，四角采用上下交错重叠，而曹墓的四角则没有交错。2.西汉中期 该时期的题凑墓见于北京、河北、江苏和安徽，共6座，分别为北京老山汉墓[8]、定县40号墓、盱眙大云山一号墓[9]、高邮神居山一号墓[10]、高邮神居山二号墓、安徽六安双墩一号墓[11]。盱眙大云山一号墓、高邮神居山一号墓形制相似，墓葬形制有四个特点。一是题凑结构与椁壁分离，独立于椁外，为了使题凑更稳固，题凑使用外搭框架；二是外围出现了回廊结构（以下简称外回廊），题凑内部空间变得复杂；三是内椁出现了空间划分，脚端划分出专门放置器物的区域（以下简称前室），头端则放置木棺（以下简称棺室）；四是外回廊出现上、下分层（图三）。高邮神居山二号墓总体特征与盱眙大云山一号墓相似，唯没有设置外回廊。
北京老山汉墓墓主为燕王后，墓葬形制有三个特点。其一，题凑结构没有与椁板紧密相贴，独立于墓葬内，内面及四角放置立柱，形成框架结构；其二，内、外均有回廊，且回廊均为整圈贯通，没有划分隔间；其三，内椁出现了空间划分，情况与盱眙大云山一号墓一致。定县40号墓墓主为中山怀王刘修，该墓形制特殊，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前、后室均分隔出左、中、右三室，具体情况不详。安徽六安双墩一号墓墓主为六安庆王，该墓葬特点与其他西汉中期墓葬相似。一是题凑外加置一圈外回廊；二是题凑木枋与外椁板分离，题凑与椁室之间的空间形成内回廊，且内、外回廊均分隔成小间。题凑木枋的材质有柏木、楠木和梨木，江苏地区题凑墓木枋尺寸约为0.9米×0.4米×0.4米，老山汉墓为0.9米×0.1米×0.1米，六安双墩一号墓为0.92米×0.25米×0.23米。另外，江苏地区三座墓的题凑木枋设有榫卯结构，其他墓葬未见。题凑转角处的垒砌方式各异，如老山汉墓题凑上下交错垒砌[12]，六安双墩一号墓则无交错，盱眙大云山一号墓转角则为平面呈辐射状，类似于古代建筑中翼角椽的处理方法[13]。3.西汉晚期 该时期题凑墓见于北京、湖南和山东，共3座，分别为北京大葆台一号墓[14]、长沙风盘岭汉墓[15]、定陶灵圣湖汉墓[16]。北京大葆台一号墓墓主为广阳王，墓葬形制与北京老山汉墓相似，不过题凑没有框架结构（图四）。长沙风盘岭汉墓墓主为长沙王，墓葬平面呈“凸”字形，为前、中、后三室的布局。定陶灵圣湖汉墓墓主推测为丁姬，墓葬平面呈正方形，墓葬外围、回廊内侧和棺室皆由题凑结构构成（图五）。外围题凑之外还包裹有一圈青砖，椁室顶部铺两层青砖。该墓以棺室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第一、二层题凑墙体相当于普通木椁墓的内、外椁，内、外椁之间的区域被划分成四个边厢，最外层题凑墙与外椁之间的回廊被分隔成多个小室。长沙风盘岭汉墓和定陶灵圣湖汉墓的形制均较为特殊，尚未发现与之相似的题凑墓。
题凑木枋的材质有柏木、楠木，木枋尺寸亦不固定，如北京大葆台一号墓木枋尺寸为0.9米×0.1米×0.1米，定陶灵圣湖汉墓木枋尺寸为1.15米×0.16米×0.07米。题凑木枋垒砌方式依旧各异，长沙风盘岭汉墓题凑木枋没有密集垒砌，而是与填土混筑而成；北京大葆台一号墓为使木枋平稳、牢固，会加垫薄木片、木条或木屑；定陶灵圣湖汉墓由三个薄枋木榫卯拼合成一件，再层层独立垒叠。东汉时期题凑墓发现较少，已知有3座，另有个别墓葬的某些部位使用黄肠石作为建筑构件，但并未有题凑形制，如河南偃师永宁路M4[17]、洛阳涧滨东汉黄肠石墓[18]。总体来看，东汉时期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明显，故选取保存较完整的墓葬举例介绍。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年代在东汉早中期，该墓葬平面形制与西汉时期的题凑墓相似，主体呈方形，由两圈回廊、前室和主室构成，墓道处多出一耳室[19]（图六）。墓葬最外围的一圈用黄肠石围砌，内部墙体皆为砖砌。外圈回廊将前室也包裹在内，内圈回廊仅包围了主室即棺室。该墓的两圈回廊均未划分隔间。近期发掘的徐州土山二号墓形制与定县北庄汉墓较为相似，平面呈方形，由前室、后室和回廊组成，回廊围绕后室（棺室），墓道两侧各有一耳室[20]。
山东济宁肖王庄一号墓年代在东汉中期，墓葬为横前室墓，主体呈“凸”字形，靠近墓门处的墓道两侧各有一耳室[21]。黄肠石包裹在墓葬的最外围。黄肠石内构成一圈回廊，将前室和后室包裹在内（图七）。
题凑从出现至消失，一直是表明墓主身份等级的一种墓葬结构。西汉早期，包裹于墓葬最外围，外侧为墓圹，内侧紧贴墓葬外椁板，实际可将题凑和外椁板看做一个整体，共同构成墓葬的外椁。所谓题凑的内回廊，实际是外椁（题凑）和内椁（棺）之间的区域，先秦时期一直是放置随葬品的区域。西汉时期的墓葬并不例外，只是在这一区域用隔板进行了划分，或设置门户结构，更似地上建筑的结构，属于一种“第宅化”的表现[22]。这种做法在楚墓中已经出现，而西汉时期最早进行回廊分隔的题凑墓也是位于楚文化影响下的长沙地区。西汉中期是题凑墓发展的重要节点，主要有三个变化。一是西汉中期以后长沙地区以外的题凑墓开始流行外回廊，使整个墓葬有更多的储物空间，大部分墓葬外回廊不划分隔间；二是题凑木枋与外椁板分离，题凑结构不再依附于椁板而独立存在；三是多数墓葬内椁内部出现分隔，形成前室与棺室。此时期无论外回廊还是内回廊，皆用来放置陪葬品。西汉晚期的题凑墓发现较少，除北京大葆台一号墓继续延续本地传统以外，另外两座墓则在形制上突破了以往的平面呈长方形、单室结构等特点，且出现了砖木混筑的现象。根据已知题凑木枋的材质看，多数如文献所言采用柏木，也有使用楠木、梨木的情况。部分题凑墓选用楠木来做木枋可能是因为取材更为方便，且楠木切削容易，性耐腐[23]，可以满足构筑墓葬的需要。文献记载“黄肠”的尺寸为一尺见方，相当于23厘米左右。实际情况则相差较大，木枋尺寸从10厘米到50厘米不等。西汉时期的题凑还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比如，湖南地区的题凑墓自始至终都未出现外回廊；江苏地区三座墓的题凑木枋尺寸一致，且皆为楠木；北京地区的两座墓虽然时代有差距，但内部结构相似，木枋尺寸一致。东汉时期的题凑与西汉相比出现较大变化，首先是建筑材质上的变化，由木材变为石材；其次是墓葬平面形制的变化，前室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并变为横长方形，墓室整体呈“凸”字形；再次，题凑位于墓葬最外围，用来构建墓葬外部轮廓；最后，位于墓道一侧的耳室开始流行。题凑墓也因而完成了由竖穴墓向横向室墓的转变。相较于西汉，题凑墓的形制和构筑方式较为统一，各区域间差别不大。题凑墓的改变则是整个墓葬形制变革的缩影。题凑墓出现之初，其实是一种复杂化的竖穴木椁墓。《礼记·檀弓上》记载：“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24]。《汉仪注》曰：“天子陵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楩椁，柏黄肠题凑”。宋人刘敞认为：“以次言之，先亲身者衣被，次梓宫，次便房，次题凑，次外藏，则当以如说为是也”[25]。王先谦为《汉书》补注时认为此说出自汉仪注，宜以为信[26]。可见，对于竖穴木椁墓来说，棺椁乃至墓室结构之间应是一种层层相套的关系。又《汉书·霍光传》：“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27]。《汉书·佞幸传》：“又令将作为（董）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28]。显然，文献中对于题凑墓结构的描述依然是按照由内而外的逻辑行文。题凑墓只不过是在外椁（题凑）与棺之间加装了一圈或数圈隔板，题凑之外加装回廊，从而形成了一个层层包含的多重结构。虽然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但竖穴式的题凑墓始终是在这一葬具层层套叠的体系下发展。对于西汉时期题凑墓内部结构的研究，应当遵循这一体系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西汉时期题凑墓的形制演变主要围绕内椁、回廊、题凑三个结构（空间）进行。其中的核心问题可归纳为三点，一是题凑与椁板的关系；二是内椁结构的变化，即祭奠空间的出现；三是储物空间的演变。1.题凑与椁板的关系 题凑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与外椁板的关系，其他诸如木枋形制、叠垒方式等因墓而异，对墓葬内部空间的塑造影响较小。西汉早期题凑结构均与外椁板紧贴，就实际情况而言，题凑与外椁板共同构成了墓葬的“外椁”。这也符合椁的定义“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二者基本作用是一致的，即“开廓辟土，无令进棺也”，保护墓葬结构的稳定进而保护死者的亲身之棺。而“内回廊”其实就是外椁与内椁之间的一个空间，并非一个实有结构（这一时期尚未出现外回廊）。此时期，长沙地区题凑墓的内回廊多数已出现划分隔间、设置门扉的情况。再看内椁，此结构一般为三面用木板垒砌，一面开门，以往的报告多称之为形结构。长沙象鼻嘴一号墓稍显特殊，独立的形结构以外还有两圈椁板，划分出两重内回廊（见图二）。此时期，也非所有题凑墓皆有此结构，如时代最早的“张耳”墓，题凑之内只有棺柩，并无其他结构。
西汉中期之后，题凑墓的结构愈发复杂。首先是题凑与外椁板的分离，二者不再紧贴共同构成外椁。如此，题凑内部的圈层增多，如盱眙大云山一号墓、高邮神居山一号墓，题凑内的多重回廊实则是题凑、外椁板、内椁板两两之间的空间。当然，也有墓葬依然呈现出只有一圈内回廊的简单情况。即“题凑”自身相当于墓葬的一层“外椁”，原本的外椁板或与内椁板紧贴构成椁室，如六安双墩一号墓；或单独构成椁室，如北京大葆台一号墓。关于题凑内回廊结构，已有自命名的情况。高邮神居山一号墓内回廊的门板上刻有“中府第×内户”“食官第×内户南壁”等文字，内回廊放置有漆耳杯、陶瓿、沐浴用具等。“中府”与“食官”为王国职官，内回廊中的小隔间似在象征王国官署。《汉书·田叔传》云：“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颜师古注曰：“中府，王之财物藏也”[29]。可见，中府乃诸侯王财物所藏之处，与该墓内回廊的功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对应。长沙望城坡渔阳墓内回廊主要放置漆器、竹笥、木俑、乐器等，门板上刻有“户一”“户二”字样。“”通“刑”，有学者认为“刑”又可作“正”解，“刑户”即“正户”，即“正藏之户”[30]。
南阳唐河“天凤五年”郁平大尹画像石墓虽非题凑墓，但依然有内回廊，与题凑墓形制十分相似。在回廊南侧的门楣上刻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藏阁”字样，显然将回廊自命名为“藏阁”。“阁”字有夹室的意思，用以储藏食物。《礼记·内则》：“大夫无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阁，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阁三，士于坫一”。郑玄注：“阁以板为之，庋食物也。达，夹室”[31]。又《檀弓上》：“曾子曰：‘始死之奠，其余阁也与’”。郑玄注曰：“阁，庋藏食物”[32]。《汉书·霍光传》：“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祀已，与从官饮啗”[33]。可见，“阁”可以视作用来放置祭奠用品或食物的库藏，阁室的数量还与身份等级相关。“藏阁”或许与此含义相似，即墓中放置供死者使用的器物或食物的房间。虽然此墓多次被盗，随葬品原始位置已不明，但根据类似回廊墓的情况来看，回廊确实多放置陶器，其中不乏盛放粮食的陶容器。因此，无论从题凑墓本身结构出发，还是通过回廊自命名进行分析，题凑墓的内回廊其实只是在层层套叠的墓葬结构体系下出现的储物区域，并非一个独立的空间结构。另需注意的是，无论题凑与椁板的关系如何变化，题凑内部的圈层如何增加，题凑与棺之间的形结构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内椁。2.内椁的结构变化 此阶段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内椁出现了空间划分。以北京大葆台墓和老山汉墓为例，形结构被门板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部放置器具，后部安放棺柩——即以往所称的前室和棺室（见图四）。从前室放置的器物多为案、盘类，且老山汉墓此区域左、中、右呈“品”字形放置了三个漆案来看，这一区域放置的器物多为祭奠、供奉之用[34]。对于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和高邮神居山一、二号墓来说，虽然内部结构更为复杂，但题凑以内，棺以外，依然存在形结构（发掘者称为“内椁”），同样也是被门板分成前、后两部分。且大云山一号墓和神居山一号墓的内椁内壁、盖板及底板通体涂朱，似在有意突出此结构。虽然细节处理上与北京地区的两座汉墓有些差别，但内部放置的器物与功能是类似的。文献中虽然没有涉及西汉时期题凑墓内空间功能的记载，但根据墓葬的实际情况看，此时题凑墓中的形结构已然分化出了专门用来祭奠的空间，所谓棺前设奠早已有之[35]。3.储物空间的演变 题凑墓外回廊的出现，拓展了墓葬内部的储物空间。由考古材料可知，西汉早期诸侯王墓外往往另置外藏坑，陪葬车马、兵器、陶俑等。例如长沙望城坡渔阳墓在主墓周围发现了3座外藏坑，山东章丘危山汉墓有外藏坑3座。西汉中期题凑墓出现了外回廊，与此同时诸侯王墓的外藏坑开始明显减少[36]。根据六安双墩一号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和老山汉墓、高邮神居山一号墓外回廊出土的器物看，主要为陶容器、人俑、车马器、乐器等。仅就这一点看，题凑墓中的外回廊与外藏坑在作用上确有相似之处。加之西汉中期之后，帝陵外藏坑的数量也开始减少。成帝在安葬元帝时提出，“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37]。由此所带来的结果势必是外藏坑进一步减少，甚至被取消[38]。既然帝陵的外藏坑大幅度减少，“同制京师”的诸侯王们在修建自己的墓园时多少会有所顾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如若没有足够的外藏坑用来埋藏器物，则只能缩减陪葬品数量或是在墓葬内部寻求解决方案，而外回廊作为墓内较大的储物空间，恰好可以满足因陪葬坑缩减所带来的随葬品放置问题。因此，就题凑墓而言，西汉中期外回廊的出现可能与陵墓外藏坑减少的大趋势有关。就功能而言，外回廊可能逐渐代替了外藏坑的作用。进入东汉，题凑墓从木椁墓体系发展到室墓体系，从木制结构演变为砖石结构。这也是继西汉中期之后，题凑墓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一重要节点。前文已论，西汉题凑墓其实是在葬具层层套叠的体系下发展，而东汉题凑墓已经完成了横穴室墓的转变，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前、后室格局，不再适用于之前的体系。此阶段题凑墓内部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前室、耳室的出现和外回廊的消失。1.祭奠空间的独立存在 东汉题凑墓的前室为横长方形，占据整个墓葬的前半部分。与西汉中期在内椁划分出的前室不同，东汉题凑墓的前室是一个完整独立的空间，而不是简单的隔间。从徐州土山二号墓的前室出土器物来看，西侧摆放有玉石祭奠用品[39]，说明前室应当是墓葬中的祭奠场所。后室即棺室，放置有两具套棺，即夫妻合葬。东汉题凑墓前室的独立，意味着“祭祀空间和埋葬空间在构造上达到完全分离状态，确立了祭祀前堂和后棺室的相对独立空间时，标志着室墓的成熟”[40]。2.耳室的出现及回廊功能的变化 耳室的出现可追溯至西汉时期的崖墓。东汉题凑墓中新出现的耳室往往放置车马明器、日用类陶器、陶家畜等，如土山二号墓东耳室为庖厨间，西耳室为车马室。就放置的器物类型看，与西汉时期题凑墓的外藏坑、外回廊作用相似。随着外藏坑与外回廊的消失，耳室逐渐承担起了二者的作用，用来放置“厨厩”一类的器物。此时，依然保留下来的内回廊整圈贯通不再做隔断，其功能性较之西汉有所降低。如济宁肖王庄一号墓的回廊宽度仅有0.8米，且回廊两端入口被甬道壁堵住，显然该墓回廊无法通行，亦无法放置随葬品。土山二号墓回廊处的券砖上写有“徼道”字样，“徼道”一词本指代地上道路，《汉书·佞幸传》：“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班固《西都赋》云：“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经营，修除飞阁”[41]。该墓回廊除放置有成组陶器外，还葬有一人，又自称“徼道”，功能定位略显模糊。综上，题凑墓内部空间的发展演变，是两汉时期墓葬形制由竖穴墓体系向横穴墓体系转变的缩影。虽然题凑墓内部结构愈发复杂，但演变过程主要围绕祭奠空间的出现和储物空间的转变而展开，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1）从西汉中期开始分隔出较为明确的祭奠空间，发展到东汉时期作为祭奠场所的前室完全独立；（2）外藏坑开始减少的同时，外回廊开始出现，至东汉外藏坑、外回廊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出现了功能相似的耳室；（3）西汉时期作为重要储物空间的内回廊，在东汉时期其性质和作用也变得模糊，有些题凑墓的内回廊甚至毫无实际作用。学界关于题凑墓内部结构的讨论已是百家争鸣，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墓葬结构与文献描述对应的问题上，即文献中的“便房”“外藏椁”究竟与题凑墓中哪种结构相似。在此问题基础上，又引发了关于题凑墓中回廊结构性质的讨论。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看，将题凑墓的结构与文献对应大体是可行的，思路也基本正确。之所以存有争议，是由于文献记载较为简略，加之题凑墓的形制较为复杂多样，从而对文献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之所以对文献存在多种解读，是因为忽略了题凑墓在不断变化和成熟，其内部结构也不会是一成不变。因此，对于题凑墓内部结构的研究，应当从其自身的结构体系、功能以及发展来看它们的性质问题。1.便房 前引《霍光传》：“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从“梓”“枞木”皆为木制名称来看，此处“便”字或也是如此。如淳引《汉仪注》：“内梓宫，次楩椁，柏黄肠题凑”。或可推测“便房”与“楩椁”应当指代同一墓葬结构，因而“便”与“楩”当互通[42]，作“楩木”解是可信的。另外，“便房”后所用量词为“一具”，且是由天子赐予的葬具之一，由此来看当为一个实有结构，而非仅仅是一个由其他结构形成的空间。加之，“便房”与“楩椁”或可互通，根据文献的行文逻辑，可以确定“便房”应位于棺与题凑之间。西汉早期题凑墓结构较为简单，前文已述早期题凑墙与外椁板相贴，实际构成墓葬的“外椁”。因此，符合既在棺以外、又在题凑以内条件的结构，对于多数墓葬而言只能是形结构（见图一、图二）。从文献看，“便房”一词仅在霍光、董贤和陈汤三人的传记中出现，三者均为西汉中、晚期人物。因此，题凑刚出现之时“便房”的概念可能并没有产生，即便在稍晚时候产生，最可能就是题凑与棺之间的形结构。西汉中期之后，题凑墓的结构愈发复杂，题凑以内、棺以外的结构常常不只一个，此时文献记载中也出现了“便房”。虽然题凑内部的圈层增多，但题凑与棺之间的形结构却是从早期至晚期一直存在的。此时形结构出现前、后分隔，前室具有了祭奠的功能，后室用来放置棺柩，但二者的主体框架始终是同一个木制结构（见图三、图四）。“便房”在稍晚文献中被描述为设置祭奠、拜谒的场所，在此阶段已然初现端倪。至于题凑墓的内回廊，并非一个实有的独立结构，主要功能为储物，与“便房”的位置、结构相差甚远。至东汉，题凑墓完全转变为横穴室墓，用来描述西汉时期竖穴墓葬棺、便房、题凑层层相套的体系不再适用。根据《续汉书·礼仪志》：“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另有“合葬：羡道开通，皇帝谒便房，太常导至羡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谒，伏哭止如仪。……诸郊庙祭服皆下便房”[43]。“羨道”即墓道，皇帝通过墓道继而进入便房进行拜谒。此时的“便房”应当是供生人拜谒之处，因而东汉时期的“便房”应当是指墓内的横前室，位于棺室的前方，用来放置祭奠器具。总体来看，题凑墓中“便房”结构的变化是逐渐适应墓葬由竖穴向横穴转变的过程，是墓葬逐渐“第宅化”的产物。虽然“便房”作为祭奠空间而存的记载最早仅见于《续汉书》，但其滥觞似可追溯至西汉中期开始划分前、后室之时。也正是因为题凑墓经历了竖穴和横穴两种墓葬形制，从而使得后人对于“便房”的理解出现了差异。2.外藏椁 “外藏椁”一词始见于《汉书·霍光传》，按照文中记述的逻辑顺序，其位置当位于题凑之外。加之文献中明确指出霍光被赐予十五具枞木外藏椁，则外藏椁应当是个可以量化的结构，而非一个空间概念。前文已论，两汉时期题凑之外的储物空间，有一个从外藏坑到外回廊再到耳室的演变过程。从帝陵及诸侯王墓的情况看，外藏坑在位置和形制方面均符合“外藏椁”的定义。不过帝陵外藏坑的内涵较之诸侯王墓更为丰富，除却“婢妾”“厨厩”之属，还代表或象征“宫观及百官位次”[44]。又据《汉旧仪》云：“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45]。《皇览》亦云：“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46]。“方中”“内方”将羡道包含其中，应当指代整个地下墓葬[47]。由此看来，“内方”“外方”与“正藏”“外藏”在墓葬语境下，含义应当是相近的。“外藏椁”中的“外”，最初应当也指墓葬（墓圹）以外。就外回廊而言，虽然放置的器物依然属于“婢妾”“厨厩”之属，但其所处位置依然是在墓圹以内；且外回廊并非一个可以量化的椁室，即使回廊可以层计数，理论上也无法修筑十几圈之多。如此，若将“外藏椁”概念套之以所有的题凑墓，恐难以一概全。就题凑墓而言，外回廊可能逐渐代替了外藏椁的作用，但将其直接与外藏椁划等号则有些不妥。至东汉，题凑墓的外回廊消失，外藏坑也不再使用，耳室成为集中放置车马、陶器的空间。墓葬也已经脱离了竖穴木椁墓棺椁层层相套的体系，内、外藏的概念已经不适用于横穴室墓。正如段清波所言，东汉时期外藏系统最终消失[48]。“题凑”是两汉时期高等级墓葬所采用的一种构筑墓室的方式。西汉时期的题凑墓属于竖穴木椁墓，墓葬结构体系表现为棺、椁、题凑等葬具内外套叠的方式。题凑墓主要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汉中期以后长沙以外地区开始在题凑外围加筑回廊；二是西汉早期题凑结构与外椁板紧密相连，共同构成墓葬的外椁，至西汉中期，题凑结构与椁板分离，题凑作为单独的结构存在于墓室之内；三是内椁进行前后空间的划分，出现了祭奠区域。整体来看，题凑墓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分隔出的空间也越来越多。西汉晚期的定陶灵圣湖汉墓在题凑结构的外围加筑了一圈青砖，墓顶部也有青砖覆盖，实际是一座砖木混筑的墓葬，体现出西汉晚期整个墓葬形制和建筑用材上正在发生转变。从题凑的营建方式和建筑材料看，同一王国的题凑墓之间较为相似。木材多数如文献所言为柏木，亦有楠木、梨木，可能与原料获取有关。至于为何总是选用黄肠柏木作为题凑木枋，尚难有定论。就文献记载来看，柏木常作为地上建筑的原料，如齐桓公做柏寝台，汉长安城有柏梁台。另《汉书·东方朔传》云：“柏者，鬼之廷也”[49]，意以松柏之树为鬼神廷府。柏木有较为丰富的内在含义，“黄心柏木”的选用可能需从多个方面考虑。东汉时期题凑墓属于横穴砖石墓体系，题凑墙位于墓葬最外围，内部结构则用砖来砌筑。墓葬主要由题凑墙、前室和棺室组成，前室为横长方形，是一个独立的祭奠空间。部分墓葬内回廊已无实际作用，外回廊消失，墓道两侧流行耳室。此时期，各诸侯国题凑墓的形制与构筑方式也较西汉更为稳定和一致，两汉之间题凑墓的变化符合墓葬结构演变的大趋势。题凑墓有一套自身完整的发展体系，西汉时期的题凑墓其实是一种棺椁层层套叠的多重结构，其发展演变并没有脱离竖穴木椁墓的本质。东汉时期，题凑墓的墓葬结构从竖穴墓的内外套叠式演变成横穴墓的前、后室形式。因此，关于题凑墓内“便房”和“外藏椁”之类结构的讨论，应当是在这一体系下进行历时性的观察，二者均不是一成不变的。“便房”的出现可能要晚于题凑，早期并非所有题凑墓都有这一结构。西汉中期便房内部出现了空间划分，前室的祭奠功能也已显现。东汉时期便房则转变为墓葬的横前室，从而完成了祭奠空间的完全独立。外藏坑与文献中的“外藏椁”最为接近，而外回廊与耳室则是与外藏坑功能相近的替代品，各自流行的时代也不相同。两汉时期，题凑墓从竖穴木椁墓逐步演变为横穴砖石墓，从而突破了由内而外层层套叠的墓葬结构，而这种变化的先声应该是西汉时期一些诸侯王的大型崖墓。对于苏北、豫东地区诸侯王常使用的大型崖墓而言，多数墓葬更加适合以横穴室墓的体系来看待，与此同时亦有少数墓葬保留了部分竖穴墓葬的结构。如河南永城保安山M1、M2[50]，主室外围开凿有回廊，回廊开凿工整且墙壁处保留有加装隔板的凹槽，当具有放置器物的实际功能。另外，M2还凿建了东、西两条墓道通向墓室，这一结构在崖墓中并不常见。可见，保安山汉墓虽属于横穴崖墓，但似在有意模仿竖穴墓的形制。除此以外，徐州地区发现的大型崖墓则要比上述三座墓葬更加“第宅化”，部分墓葬脱离了轴对称的布局，营建了厕所、浴室等附属墓室，明显与题凑墓系统不同。由此可见，部分西汉时期的大型崖墓显示出从竖穴木椁墓体系向横穴室墓体系的过渡，可以看作是高等级墓葬形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变体。另外，根据帝陵外藏坑多代表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来看，汉代诸侯王墓葬除“第宅化”的特征之外，部分墓葬内部结构可能也具有王国官府的象征。如高邮神居山一号墓内回廊的门板上刻有“中府”“食官”等文字；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道壁龛处放置陶俑，部分绶带所系半通印上写有“中郎”“郎中”[51]字样。从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外藏坑中出土的封泥和铭文来看，这些陪葬坑也代表官府机构[52]。虽然帝陵内部的结构不得而知，但根据诸侯王墓情况，可以想见帝陵内部的结构可能有较为系统的规划。总之，帝王陵墓与一般墓葬不同，不仅是安葬死者的方寸之地，同时还是政治集权和礼仪规范的重要载体[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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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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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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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耿建军等：《徐州土山二号墓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21年1月15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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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吴曾德等：《就大型汉代画像石墓的形制论“汉制”—兼谈我国墓葬的发展进程》，《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23] 成俊卿等：《中国木材志》第380页，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
[24] 《礼记正义》卷八《檀弓上》第2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25] 《汉书补注》卷三十八《霍光传》第4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6] 同[25]。
[27] 《汉书·霍光传》第2948页，中华书局，1962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28] 《汉书·佞幸传》第3734页。
[29] 《汉书·田叔传》第1983页。
[30] 同[3]f。
[31] 《礼记正义》卷二十七《内则》第851页。
[32] 《礼记正义》卷七《檀弓上》第198页。
[33] 《汉书·霍光传》第2940页。
[34] 《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204页。
[35] 韦正等：《两汉墓葬陶礼器的变化与原因试探—两汉之变之一端》，见《古代文明》第1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36] 刘瑞、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第3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7] 《汉书·成帝纪》第302页。
[38] 马永赢：《从“将作大匠”看西汉帝陵的变化》，《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
[39] 同[20]。
[40] 《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92页。
[41] 《后汉书·班彪列传》第1341页，中华书局，1965年。
[42] a.同[1]b。
b. 高崇文：《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再研究》，《北京文博》2008年第2期。
[43] 《续汉书》志第六《礼仪下》，见《后汉书》第3144页。
[44] 焦南峰：《汉阳陵从葬坑初探》，《文物》2006年第7期。
[45] 《续汉书》志第六《礼仪下》，见《后汉书》第3152页。
[46] 同[43]。
[47]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48] 段清波：《外藏系统的兴衰与中央集权政体的确立》，《文物》2016年第8期。
[49] 《汉书·东方朔传》第2845页。
[50]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51] 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第92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52] 同[48]。
[53] 韩国河：《究古代陵寝之道，结精力弥满之实—读〈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中原文物》2017年第6期。
（作者：焦阳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文刊于《考古》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