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王侯死后的装敛方式和装敛用具，与死者生前的地位和身份直接相关，尤其是玉衣的使用与否、玉衣联缀之“缕”在材质上的差异，更是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其差异。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常用的敛服，并且因死者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异。据《续汉书·礼仪志》载：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34)。同时，某些达官显贵经皇帝特赐也可享用玉衣装敛。考古发现表明，这种玉衣制度在西汉时期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有的诸侯王和列侯也使用金缕玉衣，如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高邮天山广陵王刘胥夫人墓、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等诸侯王及夫人墓，都发现了金缕玉衣；邢台南曲炀侯刘迁墓也发现了金缕玉衣。西汉列侯墓中，咸阳杨家湾4号墓和5号墓、绵阳双包山2号墓等则出土有银缕玉衣；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发现有玉衣残片。海昏侯刘贺墓的装敛方式及用具的情况尚未详细披露，但据实地观察，尸骨上面呈“十”字形覆盖6块大玉璧，尸骨下铺有用包金丝线连缀的方形琉璃片组成的琉璃薦席，薦席下按每排5个、上下20排的方式铺设金饼；头部有镶嵌玉璧的漆面罩。这是此前发掘的诸侯王和列侯墓中从未见到的一种装敛方式。用薦席和玉璧装敛，或许是西汉列侯墓的装敛方式之一。随葬品是古代墓葬的必备之物。西汉时期在“事死如生”的观念下，王侯陵墓的随葬品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不乏珍稀、精美之物，成为墓主人生前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识。据报道，截止到2016年2月底，海昏侯刘贺墓已清理出土各种文物1万余件（套），包括青铜器、铁器、金器、玉器、陶器、漆木器、简牍等，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品质之精美，为迄今西汉列侯墓考古所仅见，尤其是成套的鎏金编钟、孔子及弟子画像的漆木家具、大量的金饼以及麟趾金和马蹄金等，更是令人瞩目(35)。由于棺柩等的室内发掘尚未结束，考古资料的清理尚在进行之中，这里仅就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略作讨论。

问题之一，关于车马陪葬。考古发现表明，西汉王侯陵墓流行用车马随葬(36)，并且一般是3辆车马，如北京大葆台1号墓和2号墓、济南洛庄汉墓11号陪葬坑等，均为3辆实用真车马。但是，也有例外，如临淄齐王墓随葬4辆，满城中山王刘胜墓随葬6辆，夫人窦绾墓随葬4辆；大云山1号墓西南侧的2号陪葬坑随葬实用真车马5辆（另外，陵园东南隅的7号陪葬坑随葬明器车马50余辆，其中已清理出土4辆）(37)；永城柿园汉墓墓道内随葬实用真车马2辆（另有明器车车马2）(38)；安徽六安王墓的西南方有一座车马陪葬坑，残存4辆车和8匹马的残迹(39)等。不过，汉宣帝和元帝时期的诸侯王陵都是随葬3辆，说明有时代差异(40)。过去一般认为“只有诸侯王一级的才有大型实用真车马，列侯以下未见”，但也有特例。此前已经发掘的20余座西汉列侯墓中，有2座墓用真车马随葬，即杨家湾4号墓随葬有实用真车马(41)，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的前椁室内随葬实用驷马车2辆。这次发掘的海昏侯刘贺墓，陪葬坑中埋葬5辆实用的真马车和20匹马，是列侯墓用真车马随葬的第三个实例，并且是随葬车马最多的一例。值得注意的是，杨家湾4号墓发现有银缕玉衣，墓主人被推定为绛侯周勃或条侯周亚夫；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也用玉衣装敛，而张安世作为昭宣时期的重臣，曾与霍光一起先是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后又共谋废王，尊立宣帝，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秋薨，“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谥曰敬侯。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42)，可见其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但海昏侯刘贺则截然不同，先是为昌邑王十三载，后又当了27天的皇帝终被废，卒时只是一个行踪受到监视的海昏侯，按常理说是不可能用真车马陪葬的，但用5辆实用真车马陪葬又是事实（另在椁室内还随葬多辆偶车）。况且，清理出的车马具如盖弓帽、杠箍、龙虎首轭饰、辕首饰、衡饰、衔镳、当卢等多鎏金错银，制作极其考究，与《续汉书·舆服志》所载“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虡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赐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中的“王青盖车”相似。看来，刘贺是把他做昌邑王时的车马用来陪葬了。

问题之二，关于编钟编磬陪葬。用实用的编钟编磬陪葬，也是西汉时期诸侯王陵一种常见的做法。譬如，济南洛庄汉墓14号坑为乐器陪葬坑，随葬有编钟一套计19件，其中钮钟14件、甬钟5件；编磬六套计107件，其中，20件一套的4套、14件一套的1套、13件一套的1套(43)。盱眙大云山1号墓的西回廊随葬完整的实用编钟和编磬各一套，编钟包括钮钟14件、甬钟5件；编磬为玻璃质，计20件（另外，出土明器铜编钟三套计19件，明器陶编磬一套计22件）。但是，此前发现的西汉列侯级别的墓葬中，虽然有的也用编钟和编磬随葬，但那都是明器，如徐州宛朐侯刘埶墓出土编磬一套9件，但均为长不足10厘米的陶质明器(44)；沅陵虎溪山1号墓出土明器陶编磬一套12件。西汉列侯墓中，此前尚未见到随葬实用编钟和编磬的实例。然而，海昏侯刘贺墓椁室内的乐器库出土实用的编钟2套、编磬1套。很显然，海昏侯刘贺墓用编钟和编磬随葬，显然超出了列侯的规制而与有的诸侯王墓相近，这无疑与他曾长期做昌邑王有直接关系。

问题之三，关于钱币及金饼陪葬。西汉时期，用钱币陪葬是上至帝王、下至官吏的常见葬俗，只不过陪葬钱币的数量多少不同而已；但用金饼陪葬，则仅限于帝王和皇族贵戚等。这当然都与死者的身份地位直接相关。

就迄今发掘清理的西汉王侯陵墓来说，除了大多被盗掘而实际情况不明外，出土钱币的墓也有不少。譬如，北京大葆台1号墓残存钱币300余枚，2号墓残存钱币约60公斤；满城刘胜墓随葬钱币2317枚，夫人窦绾墓随葬钱币1890枚；徐州北洞山楚王墓（西汉早期某代楚王之墓）出土钱币52640枚，重207公斤(45)；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钱币17.6万枚(46)；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半两钱10万余枚(47)；永城柿园汉墓（西汉早期某代梁王或王后之墓）墓道内有一处钱币窖藏，窖藏内堆满半两钱等钱币，钱币成串放置，每串1000枚左右，计出土钱币约225万枚，重5500公斤(48)；长沙风蓬岭1号墓出土五铢钱163枚等。列侯墓中，阜阳汝阴侯墓出土半两钱33枚；永州泉陵侯刘庆夫人墓出土有半两钱和多种型式的五铢钱，但数量不详；绵阳双包山2号墓出土半两钱40枚。

用金饼随葬，主要见于诸侯王陵，而列侯墓罕见。随葬有金饼的诸侯王陵，满城刘胜墓随葬金饼40枚，重719.4克；夫人窦绾墓出土金饼29枚，重438.15克；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小金饼40枚、大金饼2枚，大马蹄金2枚、小马蹄金2枚，麟趾金1枚；献县河间王后墓出土金饼1枚，重250克(49)；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出土金饼20枚，重4262.5克(50)；河南永城柿园汉墓2号侧室门道外出土金饼1枚，重83克，系盗墓时所遗漏；长沙401号墓出土金饼1枚，重254.125克(51)；长沙风蓬岭1号墓（西汉晚期刘氏长沙国某代王后墓）出土金饼19枚，每枚重250.5克(52)。列侯墓中，随葬金饼者此前仅见西安张安世墓一例；其他列侯墓多用明器的泥金饼随葬，如绵阳双包山2号墓出土泥金饼230余个(53)。

这次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五铢钱约200万枚，重约10吨(54)；金饼2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计358枚；金板20枚；另外，据称棺内尸骨下还铺有金饼约100枚。海昏侯刘贺墓，无论钱币的数量还是金饼及马蹄金、麟趾金的数量，不仅为迄今所见西汉列侯墓出土钱币之最，而且与诸侯王墓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此前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和列侯墓大多被盗掘，其随葬钱币及金饼的真实情况已无法得知，但无论如何，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钱币和金饼等数量之多，都远远超出了迄今所知的列侯墓乃至诸侯王墓，其背后的动因令人深思。

三、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总体观

根据上述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海昏侯刘贺墓内涵复杂，从西汉王侯陵墓的丧葬制度来说，存在诸多矛盾现象，具有多重性格。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点。

其一，海昏侯刘贺墓属于列侯墓。如前所述，海昏侯刘贺墓的墓园结构、形制、大小，墓前寝类建筑、祠堂等祭祀设施，祔葬墓，墓外陪葬坑的设置，封土及其大小，墓室形制、结构及规模大小，棺椁的结构及大小，使用两重木棺等，都表现出属于列侯墓的特征。因此从主体上说，海昏侯刘贺墓是一座列侯墓，并且是一座要素完备的列侯墓。

其二，海昏侯刘贺墓具有“王气”(55)。毫无疑问，海昏侯刘贺墓从整体上说属于列侯墓，但在某些方面又超出了一般列侯墓的规格而具有诸侯王的气势，主要表现在：陪葬坑中5辆实用真车马随葬；墓圹内用枋木整体构筑方形木椁，木椁中央构筑主椁室、主椁室外围四周用木板分隔成12个器物库、主椁室内又用木板分隔出棺室的椁室结构；成套的实用编钟和编磬的随葬等。就随葬品来说，以往的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列侯墓的随葬品也很丰富，但与王墓相比，大型铜器、鎏金铜器和大型玉器较少，金银器也主要是一些小件饰品”(56)。但是，海昏侯刘贺墓的情景却完全不同，随葬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多大型器、多精美之器，具有鲜明的诸侯王墓的特点和气派。

其三，海昏侯刘贺墓所见倾其所有陪葬于墓中的废帝心结。海昏侯刘贺墓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随葬品的丰富和精美，尤其是200余万枚钱币、458枚金饼、马蹄金、麟趾金以及20枚金板等的随葬，更是超出迄今所见任何一座西汉王侯陵墓。尽管当时有赙赠制度，其中有的可能是赙赠品，但绝大部分应当是刘贺生前所拥有，尤其是从第一代昌邑王刘髆继承下来的财宝、器具和物品等。就刘贺的生平事迹来说，先是做昌邑王，后来又继承了帝位，但仅仅27天便被罗织种种罪名而被废；废后回到昌邑国，其活动仍受到监视；后来被封为海昏侯，但“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57)，就国江南豫章郡苟且偷生，但即便如此，后来又因扬州刺史举报，原来四千户的食邑又被削去三千户。这样的经历和境遇，使得刘贺临终前无疑充满了愤懑、忧郁、无助、无望之心。也正是这样的心结，加之刘贺死后朝中大臣“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58)，使得刘贺去世后埋葬之时，将其生前所有几乎全部进行陪葬，随他而去。车马钟鼓如此，金银财宝如此，奏章副本等统统如此。

总而言之，海昏侯刘贺墓在总体上是按照列侯的规制修建的，尤其是地上建筑和外部形态，无疑是一座典型的列侯墓；但墓内结构和设施，尤其是随葬品，在诸多方面又具有诸侯王墓的气势；而倾其生前所有进行陪葬的做法，显然是其跌宕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成为废帝之后屡遭贬斥的境遇和心结的反映。集列侯墓、诸侯王气势和废帝心结于一体，构成了海昏侯刘贺墓的多重性格和总体特征。换言之，海昏侯刘贺墓是基于刘贺的身世和废帝心结、多方面具有诸侯王墓气派的一座西汉列侯墓。

34 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第3141、3152页，中华书局，1962年。（大丧，“守宫令兼东园匠将女执事，黄緜、缇缯、金缕玉柙如故事”。“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

35 《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成果发布》，《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4日，第2版。

36 郑滦明：《西汉诸侯王墓所见的车马殉葬制度》，《考古》2002年第1期。按：西汉诸侯王用真车马随葬的做法，源于先秦，形成于文景时期，此后日盛，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成帝诏罢，此后改用明器车马随葬。《汉书·成帝纪》：“竟宁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乙未，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

37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2012年第7期。

38 48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167页，第12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39 汪景辉等：《安徽六安双墩一号墓》，《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07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40 高崇文：《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年第2期。按：长青双乳山1号墓随葬真车马3辆、明器车2辆（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清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

41 陕西省文管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按：杨家湾4号墓共发现车马坑4个（K4～7，其中，K4和K7在墓道内，K5和K6在墓外墓道旁），随葬马车15辆以上（其中，K4为2辆，K5为5辆，K6为8辆，但其中实用真车马为2辆。

43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

44 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文物》1997年第2期。

45 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46 a.韦正等：《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b.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47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2012年第7期。按：发掘者另文称，出土半两钱“总重约1吨”（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如果按一枚重3克左右计算，随葬钱币应有30余万枚。

48 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167页，第12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4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献县第36号汉墓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第241～26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

50 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

5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第119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按：该墓同时出土铅金饼230个以及泥金饼。

52 a.何旭红等：《湖南长沙望城风蓬岭西汉长沙国王后墓》，《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13～11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b.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望城风蓬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2期。

5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绵阳双包山汉墓》，第122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54 西汉五铢钱的直径、厚薄和重量多有差别，但一般重量在3克左右。若按此计算，五铢钱200万枚，重量约为6000公斤；若按10吨计算，五铢钱的数量约为300万枚左右。

55 韩国河：《侯制与“王气”——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葬的特征》，《光明日报》2016年2月3日，第14版。

56 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365～3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按：据2010年的统计，考古发掘的西汉列侯墓计12家列侯的17座，加上长沙砂子塘汉墓和近年发掘并公布的蓝田支家沟汉墓、西安凤栖塬汉墓以及海昏侯刘贺墓，总计为16家列侯的21座墓。

57.58 班固：《汉书·武五子传》，第2769-2770页，中华书局2006年。

作者：白云翔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文章略有增删。

来源：江西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