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寻觅霸陵之路

1966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西安东郊白鹿原上姜（江）村一组汉代从葬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有37个长方形椁坑，在陶棺或砖栏藏具中分别放置着陶俑、陶罐、动物骨骼和谷物朽迹。可辨认的禽兽是鸡、鹅、鹤、猪、狗、马和羊。42件彩绘的女侍俑，个个面目姣好，或跽坐或袖手站立，端庄秀丽，穿三重衣，外著右衽长襦，内红外黄，领、袖缦诸缘，是一批珍贵的塑绘艺术品，对研究汉代女性服饰和宫廷生活很有学术价值。

误传霸陵的凤凰嘴

经过近10年时间，我对江村这一批文物进行整理，写成简报发表。那么，这一批文物的属主是谁呢？在白鹿原北端有三座帝后陵墓，薄太后南陵和孝文窦皇后陵都赫然在目，那个“因其山，不起坟”的霸陵又在何处？长期以来，考古界都认为汉文帝开辟了“凿山为葬”的先河，像徐州的楚王墓群、芒砀山梁王墓群的“崖洞墓”都应是受霸陵影响而来的。寻找霸陵的目光就自然地落到灞河西岸、白鹿原东侧断崖上的“凤凰嘴”。

凤凰嘴是原边或凹进或凸出又起伏的一段地形，在顶部和平坦如砥的白鹿原本体连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人们站在原底部向西仰望时，面前出现的是一座突兀的三角形，两侧地形变矮而向外延伸，恰如凤凰展翅。这一优美的自然形象，古人在寻找“不起坟”的霸陵时就很容易把二者联系到一块。元代骆天骧在其《类编长安志》中说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是最早确定霸陵位置的记载。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咸宁县志》也沿袭了这一说法，更具体指出“在家圪塔北凤凰嘴”。在这个凤凰嘴前面的平地早就划定了一处陵园，据日本足立喜六在1906年调查，地面有“宋元以后所建之碑碣，共有二十五石之多”。至今在那里还有清代祭祀的石碑11通，随后各级的文物保护标志都相继树立着。显然，人们都认为那座凤凰山就是汉文帝灵柩所在的霸陵。

考古研究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都习惯用实际的历史遗迹、遗物去求证过去的记载与世闻传言。为写简报的结语，我没有停留在前人说过但未证实的观点上，而是踏上了去凤凰嘴的查勘之路。我多次背着水壶、扛着探铲杆坐上公共汽车，不知引来多少诧异的眼光。因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还很少知道“考古是怎么回事”，不像现在考古成了热门话题。我在凤凰嘴的沟沟岔岔、上上下下转悠。但是，连个瓦片都找不到，表土也查不出人工扰动的痕迹。这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要确认这里就是霸陵还值得怀疑。

那怎么办？只有再回头审视发掘从葬坑的周围环境了。薄太后南陵在发掘区南约2公里，发掘地同凤凰嘴的距离显然偏远。只有窦皇后陵在东，距此不到一公里，并且在窦后陵西侧，当沟圈村之南，我们还找到了陵园的西围墙和南围墙的西段。而这组从葬坑既然在西围墙之外，看来它是汉文窦皇后陵园的地下设施了。出自陵园在任家坡大队管辖范围的考虑，就把简报名定为《西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

汉文帝的白鹿原情节——未被利用的钥匙

简报上标的从葬坑位置在姜村，但始终有些问题不能让人释怀。

在白鹿原西坡地带并排有“六个冢”，不容置疑属于汉墓。但要说是为窦皇后和薄太后或凤凰嘴的汉文帝陪葬，因距离太远，似乎挂不上关系。

《史记》《汉书》记载：汉文帝曾带着钟爱的慎夫人上白鹿原。在原上，慎夫人鼓瑟，汉文帝引吭高歌，感慨说道：“唉，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棺材的外椁，再用丝麻和着漆填塞缝隙，谁还能破开这棺椁？”中郎将张释之回称：“如果墓里有好东西，即使用铁水把南山的缝隙填注满了，对偷盗的人照样不起作用。假若墓里没有让人偷的东西，即便没有石椁，也用不着担心。”（《史记·张释之列传》）善于听取意见的汉文帝，很赞赏他说的道理，这大概是修霸陵时文帝一再强调“不起坟，皆以瓦器”的由来。

汉文帝“石椁”之问，不仅是“有感而发”，实是“有备而来”。他离开京城多次登上白鹿原绝不纯是郊游而是给自己和母后筑“寿陵”的选址有关。因为在“咸阳原陵墓区”已有吕后同高祖合葬，总不能让被尊为薄太后以“诸姬”的身份去陪葬？而汉文帝又同惠帝是同父异母弟兄，如果两帝陵墓相并，次位错乱、祭礼有违显而易见。那么，只有在渭河之南另寻高亢的茔地。古代，南北纵长的白鹿原天高气清，树木葱郁，东邻灞水、西接浐水，霸头是驰道与武关道的交汇点，秦岭巍峨横亘为屏，可说是风景优美，形胜颇佳，这自然就会激起文帝喜从中来的认定感。

今天当我们站在白鹿原上，看到薄太后南陵、窦皇后陵墓，而在两陵高大的封土西北部是一处广阔的地域，怎么没有想到在这空间里寻找汉文帝霸陵呢？如果有这“三角区”的概念，岂不找到一把解开霸陵之谜的钥匙？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之见，绝不能离开时空观念。

南霸陵考古发现引起的思虑

1975年，我和徐锡台配合北京大学学生在秦阿房宫遗址考古实习。同俞伟超、高明先生在一起，讨论问题，相处甚欢。实习结束，刚回到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197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并入，1980年才恢复）急需休整。不料想薄太后南陵“有情况”，这把我目光又引向了一直关注着的白鹿原。

6月，白鹿原上的狄寨公社张李村大队修蓄水池时发现了一些长方形小坑。这地方在南陵陵园之外，有幸的是农民只揭取了表土，对文物没有造成大的损失。我亲操探铲，对出土地周围普探，确知这一组从葬坑共有三排20个椁坑。经过发掘，可知是以动物为主的从葬设施。小型动物骨骼虽多，但腐朽过甚而不明种属。大型动物则见有犀牛和大熊猫。出土的15件陶罐，当是供动物的饮水器；两件彩绘女俑，应属于动物的管理者身份。对犀牛和大熊猫这两种珍稀动物的来源，也让人好奇。着手研究，得出的结论应是汉上林苑豢养之物。西北大学薛祥熙教授指出，在陕西更新世中晚期的沉积地层里，还不乏“中国犀”化石的存在。尽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没有犀牛实物的出土，但文献中有关战士穿犀皮铠的记述还是不绝于书的。至今在西藏南部的察隅、墨脱一带仍有犀牛的踪迹。至于大熊猫，至今还生活在秦岭西段山脊之南直到西川，已成为我国的国宝，多有保护、养殖基地的建立。

南陵从葬坑发掘所获，令我对寻觅霸陵的所在还是难于割舍。尽管沿袭过去的调查之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限于条件不能大力展开考古手段，当然不会有什么突破的发现。但一些称呼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譬如：

问题之一，为什么把薄太后陵称之为“南陵”？《史记·外戚世家》是这么解释的：“以吕后会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帝霸陵”。索隐按《庙记》说得更清楚一些：“在霸陵南十里，故谓南陵”。那么，我当时想：南陵北去十里岂不是有霸陵吗？

问题之二，为什么把薄太后陵又直接叫“南霸陵”？卫宏在《汉旧仪补遗》中说“南陵，即文帝薄太后葬之所，亦谓‘南霸陵’，因置县以奉陵寝”。《古今图书集成》也持此说。那么，南霸陵是因北有霸陵才有相对这一说。我们是否应该换个角度思考、向北去找霸陵？

问题之三，据记载：“后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乙巳，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史记·孝文本纪》）文帝下葬时，命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光调集京城和附近各县的士兵就有31000多人，用来“藏郭穿复土”。按文帝六月初一咽气到初七完成掩埋计算，总共用了七天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从挖掘墓圹到填土（即“穿复土”），能完成这样一项巨型的土木工程吗？

新世纪大梦初醒

经过20多年漫长岁月等待，在不经意中传来消息。2001年春节，三秦大地浸沉在欢度新年的快乐之中，一伙盗墓贼并没有闲着，他们把罪恶的黑手伸向白鹿原上的古墓。西安市公安局带上被抓住的盗墓贼指认作案现场，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配合。看到有三个竖直的盗洞，如果掷一块土块，只听得骨碌碌掉下去，过一会才触底。据盗墓人说，在下边可以直起身子走，拐个弯看到了木头。我闻讯即向市里建议，希望能进一步作考古勘查。可惜限于各种条件，以最简的方式作回填了事。

白鹿原陵区曾多次遭受盗掘出卖销赃，其中就有6件被偷运出境。2002年3月，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一批中国文物被拍卖。国家文物局闻讯后，即会同外交部与美方进行交涉，苏富比撤拍了这6件通体黑色的陶俑，并于2003年6月归还中国。

“回归”的“中国情”

2007年2月，美籍华人范世兴、邓芳夫妇及其团队将流落海外的31件珍贵文物捐赠给汉阳陵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馆举办了专题展览，向捐赠人代表邓芳和万红女士颁发了集体荣誉证书，同时，还聘请15位捐赠人为汉阳陵博物馆的荣誉馆员，范世兴被聘为“汉阳陵考古陈列馆荣誉馆员”。

世界华人远离祖国，隔山隔水。万里之遥却一线之情魂牵梦绕紧紧相连，范世兴、邓芳等15华人所获荣誉实至名归。而他们捐献的31件文物，其历史价值在考古学者面前揭示的是两千年前一个时代的缩影。仅以归属而论，其中22件陶俑的衣著、造型、表情都指向西安白鹿原上那霸陵陵区的陵墓与从葬坑。对多年来寻觅汉文帝霸陵的我，带来的是极大的希望。

笼罩霸陵的面纱在逐渐掀开

薄太后南陵和孝文窦皇后陵一带，以江村为中心的西汉陵墓区，自2000年以来频繁被盗，引起西安市文物部门的重视。从2006年7月起，西安市文物保护人员对江村一带进行调查勘探。至2009年6月，历时近4年时间，探查出江村有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大墓，并在周围有大量的从葬坑。

2011至2013年，根据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霸陵、南陵陵区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自2017年持续至今，对江村大墓、窦皇后陵、南陵的御府坑、从葬坑及个别汉墓做了大量的勘探、发掘，出土各类陶俑1000多件，金、银、铜、铁、陶质文物3000余件，取得丰硕成果。

从霸陵葬坑最早出土的陶俑（《考古》1976.2）

2021年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透露，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载，认为江村大墓应为汉文帝霸陵。

寻觅霸陵的漫漫长路，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终于有了结果。

迷惘后的回味

久久不明霸陵所在，是因为受了“皇帝的忽悠”。

汉文帝生前下令“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在遗诏中他还特别叮嘱：“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联既不德，无以佐百姓……”（《史记·孝文本纪》）。

霸陵“不治坟”是事实，但“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则被历代的盗掘与考古的事实所否定。

早在西晋末年，“三秦人尹桓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晋书·索琳传》），连晋愍帝都大为惊讶，说“汉陵中物何乃多耶？”更为具体的记载是《晋书·孝愍帝》：“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可见“不治坟”是忽悠常人的形象工程，“皆以瓦器”之说也是些表面文章。

秦汉帝王陵墓都有四棱台式的高大封土，也就是考古人常说的“覆斗形”坟丘。既然汉文帝霸陵“不治坟”，这在当时大家都是知道的。

霸陵陵园设有管理机构，而且丞相“四时行园”进行检查。汉武帝时，就发生过“盗发孝文园瘞钱”的案件（《汉书·张汤传》）。西汉末年，赤眉对汉室“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汉书·王莽传》）。东汉初年人卫宏，对“西京杂事”注意搜集，知道霸陵的具体位置，所以把薄太后的南陵按当时人的俗称叫作“南霸陵”（《汉旧议》补遗）。

较长时期里，人们并没有怀疑霸陵的所在，北魏郦道元在引用《史记》原文时，都称作“昔文帝居霸陵，北临厕，指新丰”，不但明确说“汉文帝葬其上”，而且说霸陵“上有四出水道以泄水”。他引用曹魏时诗人王仲宣（王粲）的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引出汉文帝“欲从霸西驰下峻坂，袁盎揽辔”的故事（《水经注》）。试想，如果当年汉文帝不是站在白鹿原顶的北端，怎么会“临侧”“东指”“西驰下峻坂”呢？霸陵没有封土而处在平地，就有个向周围低地排水的“四出水道”设施。如果郦道元没有亲见，怎么能说得这么清楚呢？平地上的霸陵，经考古探出，有着一圈石围墙，这正显示着帝陵陵园的范围。为防天雨积聚或地面水径流，有着一套防水导流的系统。假若王粲不登上白鹿原之巅，回首长安岂不遮望眼了么？

霸陵的所在并非秘密，直至唐人李吉甫在其《元和郡县志》里也说“白鹿原在县东二十里，亦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时过300多年，几经兵燹战乱，长安地区的文物古迹饱受摧残。到了元代的骆天骧编《类编长安志》一书时，汉文帝霸陵被放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了！大概因前人记载的粗略，骆天骧未能对南北长达30公里的白鹿原圈出霸陵的具体位置，没有过细地筛选文献，受“因山为藏”（《三辅黄图》）的影响，把今西安市灞桥区霸陵乡毛窑院北的凤凰山（当地人称“凤凰嘴”）当作霸陵了。自此之后，明清皇帝都派员来祭祀、立碑纪念。以讹传讹，陈陈相因，连清代的大儒阮元也都立碑加以保护。

时至今日，回望霸陵从熟知到隐没，再到确认，这三时段的历程也让研究者明白：分辨历史文献记载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