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

摘要：秦始皇陵考古是中国考古学虽开辟稍晚，却进步突出、成果辉煌，且前景光明的重要研究方向。中国考古学界就此向世界文明进步提供了重要贡献。对于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秦始皇陵考古促成了显著的推进。作为秦帝国成立之后最重要的工程之一，秦始皇陵的地下与地上文物遗存对于我们考察秦统一的历史意义也提供了充备的文化信息。发掘与研究秦始皇陵，开拓秦工程史、秦行政史、秦军事史、秦礼制史、秦阶级关系史、秦社会意识史等方面的研究，尚有相当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可以乐观预期的学术前景。

关键词：秦始皇陵考古；秦统一；工程史；郦山徒；祠祭；地宫；海洋；生态环境

秦始皇陵考古经历数十年的辛勤实践，获得了重要的收获，并且为多视角考察和认识秦史与秦文化提供了诸多条件。通过秦始皇陵考古所得信息，研究并说明秦统一的历史意义，也可以有新的理解。运用新的视角的有关学术探索，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一  始皇陵：秦帝国史的标志性纪念

秦王政即位之后，就开始经营陵墓建设。《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1]统一实现之后，工程的等级有明显提升。秦始皇陵工程，是有明确记录的用工量最大的工程。虽然“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2]，但是工程的进行是郑重的，庄严的。秦始皇陵作为国家最高等级的营造项目，体现了秦王朝的政府机能、统治资质、执政效率和管理水准。秦始皇陵作为体量最为宏大、形制最为完整、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帝王陵墓，可以看作秦政的标志性纪念。秦始皇陵也是集中体现一种文化风格、一种民族精神、一个时代的节奏特征的物质文化遗存。

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纪事：“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3]秦始皇陵“丽山”之“作”，是列入新的“帝王之都”的规划之中的。这是秦统一之后的第九年，秦始皇要做大事了。

“丽山”与“咸阳”，以及“渭南上林苑中”“朝宫”、“前殿阿房”、“阁道”、“南山”“阙”、“复道”、“渡渭”之桥等在全新都市规划理念规定下营造的多种形式构成的建筑群，共同形成秦王朝统治中枢的新的行政重心，又与“秦东门”对应，形成与海洋文化有关的东西坐标轴。所谓“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丽邑”与“云阳”两个移民安置点，成为咸阳一东一北两个具有卫星城性质的外围副都市。“徙三万家丽邑”，开西汉经营陵邑之历史先声。

以“丽山”为结构重心之一的新的都城建设规划，是秦王朝的政治发明之一。这一规划的实施，是建筑史上的壮举。秦始皇陵本身，是当时东方世界最宏伟的建筑。

秦始皇陵以凸显于地表的崇高形制，可以看作秦帝国政治威权的典型的象征。秦始皇陵工程的营建，也可以看作秦行政机能与秦行政效率的永远的纪念。

二  秦始皇陵工程史

秦人历来喜好营作规模宏大的工程。这一特点有悠久的文化渊源。由余作为戎王的使节来到秦国，秦穆公的接待程式，包括炫耀秦的工程成就。《史记》卷五《秦本纪》：“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4]所谓“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应视此类工程最能体现政治成功，可以作为向远方外族宣传“缪公贤”的有效方式。而由余“劳神”“苦民”感叹的记录，与司马迁有关秦直道工程的批评可以对照理解。司马迁曾经随从汉武帝经行直道。他在《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中写道：“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5]与秦直道性质相关的交通道路工程，还有“治驰道”的建设项目。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治驰道”。“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傜无已。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于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兵至鸿门而却。”交通道路工程调发工役过度，成为秦政治危机的因由之一。李斯从狱中上书，自言“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6]可知“治驰道”是朝廷统一规划，由丞相承担责任的国家工程。

秦大型工程的成就，直接成为秦统一重要条件的，可知有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7]

在秦时几项重要工程如长城、直道、驰道、丽山、阿房宫等工程之中，秦始皇陵工程是考古信息最为集中，现存资料最为丰富者。通过对秦始皇陵工程的研究考察，可以了解当时的徭役制度以及工程管理方式和技术水平，从而有助于全面认识秦代历史。可以说，对于秦始皇陵园的内在构成及营造规模，考古学者进行了认真的工作，已经得到了比较真切的认识。

用工人数与工程规模直接相关。关于秦始皇陵工程用工人数，历史文献记载说法不一。《史记》卷六《秦始皇本记》就有“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及“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两说。[8]所谓“分作”，则“七十余万人”可以减半。秦二世言：“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关于“复土”，张守节《正义》：“谓出土为陵，既成，还复其土，故言复土。”[9]于是“复作阿房宫”。当然也可以从这一角度理解“分作”。

关于秦始皇陵工程使用劳役人员的数量，有《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汉书》卷五一《贾山传》“数十万人”[10]，《汉旧仪》“七十二万人”[11]，《水经注》卷一九《渭水》“七十万人”[12]诸说不同。

参考古代文献记载，根据考古学者调查测定数据，可知秦始皇陵夯土陵丘土方量。《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七月，出巡途中病死沙丘平台，胡亥即位，“九月，葬始皇郦山”。秦二世元年（前209）四月，二世东巡还至咸阳，曰：“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于是“复作阿房宫”。可见秦始皇陵复土工程起止年月当为秦始皇三十七年九月至二世元年四月。姑且以施工时日满八个月计，不超过236日。云梦睡虎地秦简《徭律》：“水雨，除兴。”[13]排除土方工程遇雨被迫停工情形，排除秦代礼俗“不可起土攻（功）”，“不可兴土攻（功）”，“不可为土攻（功）”，“毋起土攻（功）”的“土忌日”，可以推知基本工期。年代比较接近的《九章算术》中有《商功》一章，编入土方工程中应用算题，就中可以看到当时“土功”不同工种的劳动定额“程”。综合以上条件，可以大体推知《水经注》所谓“作者”[14]的人数。秦汉军队中往往十人中有一人为“养”或“养卒”，专任饮事。二十至三十人中一人“作长”，专事监督管理，亦不直接参加劳作。《汉书》卷五一《贾山传》言“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所谓“吏徒”，是包括工程管理人员的。以十人中一人为“养”，三十人中一人“作长”计，施工人数当在70万人左右。[15]

秦制“以十月为岁首”，“闺在岁末谓之后九月”。[16]当时进行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用工人数推定工作时，依陈垣《二十史朔闺表》推算，以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不置闺。然而据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有“后九月”。[17]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也指出，同年有“后九月”。[18]不过，考虑到当时气候条件比现今温暖湿润[19]，降水日应偏多的情形当时曾“忽略不计”，且除“复土”外其他工程项目应当同时进行等因素，还应当注意到，《汉旧仪》“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此“刑人徒隶”是不包括管理人员的，与《贾山传》“吏徒”包括“吏”有所不同。这样，可以推知临近“郦山事大毕”时，秦始皇陵工程用工人数仍然应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记》记录，大致在“七十余万人”左右。

对于秦始皇陵工程史的研究，其实司马迁《史记》已经有所重视。所谓“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穿三泉，下铜而致椁”等[20]，保留了宝贵的工程史料。我们今天还可以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潘岳《关中記》曰：“秦始皇陵上骊山之北，高数十丈，周回六七里，今在阴盘界。此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十万人积年之功也。其用功力，或隐而不见。隐而不见者，骊山泉本北流者，皆陂障使西流。又此无大石，运取于渭北诸山。故其歌曰：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一唱，万人相钩。”[21]多年来，秦始皇陵考古研究已经推出了包括郦山北坡水流控制控制以及鱼池取土工程等方面的成果。除了陵丘复土工程之外，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施工、陵园各个建筑群的营建等，都有必要进行以计量史学为方法的包括工程量估算等内容的研究。

三 “郦山徒”身份及其劳作与生活

秦始皇陵施工人员，《史记》称“骊山徒”、“丽山之徒”。《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布已论输丽山。”张守节《正义》：“言布论决受黥竟，丽山作陵也。”又说；“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盜。”所谓“曹偶”，司马贞《索隐》：“曹，辈也。偶，类也。谓徒辈之类。”[22]汝阴侯滕公客故楚令尹在黥布“发兵反”时为刘邦作“筹筴之计”，说道：“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23]史籍又称其为“郦山徒”，《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章邯言“郦山徒多”。[24]《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秦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生，……”[25]《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也记载：“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26]

秦始皇“乐以刑杀为威”，秦二世“用法益刻深”[27]，于是“赭衣半道，群盗满山”。[28]“赭衣塞路，囹圄成市”。[29]或说“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30]或说“赭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31]当时，刑徒成为最大量的无代价，甚至实际上往往可能是无期限的劳作者。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发掘的“秦刑徒墓地”中发现十九人的瓦文墓志，其中汁有标志刑徒籍贯的地名十四个，分别属于原三晋、齐、鲁和楚国故地。进行勘查、清理的考古工作者指出：“瓦文与记载相互参证，说明修建始皇陵的大批刑徒，都从原山东六国诏调而来。”[32]

“丽山之徒”在秦末战争中曾经发挥突出的作用。秦二世时，陈胜、吴广暴动，大军进入关中。章邯说：“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这支临时调发的部队，竟然击败周章军。“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推想“骊山徒”施工时，可能采用军事化的组织管理方式。“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于巨鹿。”[33]章邯军成为秦王朝最后的主力部队，最终为项羽率诸侯联军击败。[34]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记载，章邯降项羽，“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侯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35]这是中国古史记录所见白起长平之坑之后又一次大规模杀降的惨痛事件。章邯军如果仍以“丽山之徒”作为主要兵员成分，似与所谓“秦中吏卒”、“秦吏卒”有关表现与遭遇如“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已经非常明朗的“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等说法不相符合。

有这样两种情形应当注意：1.“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36]，章邯军得到秦正规军增援充益。又有“（楚军）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的记载[37]，王离军据说自长城防线回援。[38]也就是说，章邯军中由“丽山之徒”组成的部队，作用已经转变。2.与“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情形类似，在“丽山之徒”组成的部队中，中下层军官可能多为“秦中”人。章邯军故时“丽山之徒”部队的动向由“秦中”军官主导。前引贾山称秦始皇陵工程营作者为“吏徒”，是提示人们应当考虑到工程队伍管理人员的。

“作长”者拥有一定的权势和影响力，如“（黥）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之所谓“徒长豪桀”。[39]同时，他们又对工程质量和进度负有责任，如同云梦睡虎地秦简《徭律》中所谓“君子主堵者”。[40]《汉书》卷五一《贾山传》所谓骊山“吏徒数十万人”中从事施工组织管理的相当数量不直接劳作的“吏”，颜师古注：“吏以督领，徒以役作也。”[41]

通常以为秦始皇陵工程中直接“役作”的“徒”，有学者认为从劳役人员墓地瓦文墓志的内容看，其中有相当多的“居赀”服役者。“严格地说，‘居赀’服役者并不等同于刑徒。”[42]这些“作者”的地位相当低下。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的葬式大多与秦人墓葬东西方向的传统相一致，出土骨架一百具，仅有四具为仰身直肢葬，绝大多数为蜷曲特甚的屈肢葬，与关中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屈肢葬的蜷曲情况相同。这种现象，应该理解为关东刑徒在专制制度下生前备极劳苦，死后仍被迫以秦人风俗就葬。[43]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称此为“秦刑徒墓地”，认为“墓主是‘居赀’（以服劳役来抵偿因罪而被罚令缴纳财物的犯人）服役的刑徒”，指出“尽管墓主不是秦人，却按秦地的葬俗处理”。还注意到，“随葬中使用了大量铁器，大约和修建秦始皇陵园有关，但从侧面可以反映出秦代铁器的普遍使用状况，否则不会准许大量的铁器埋葬到刑徒墓中”。[44]

除赵背户村外，秦始皇陵区还有其他劳役人员墓地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秦始皇陵区还发现姚池头村北“修陵人墓地”和东五小区（五砂厂）“修陵人墓地”。姚池头村北墓地已被平整土地破坏。东五小区（五砂厂）墓地范围东西宽50米，南北长80米，密集地排列着220座墓葬。葬具有砖棺、瓦棺、木棺三种，个别墓葬随葬有陶质随葬品。[45]姚池头村北墓地发现4个大型墓坑，“埋葬的人骨数量巨大。”“尸骨无完整的个体，显然是被肢解后埋葬的，说明这些人均飞正常死亡，是被杀死肢解后从葬一起。”“这一墓地埋葬的死者，地位低下，是受刑戮而死。”“东五小区（五砂厂）”或称“临潼砂轮厂墓地”，有论著说，“该墓地已探明的墓243座。”墓葬主要特征，“都是竖穴土圹墓”，“墓穴内只埋葬一人”，不见“多人合葬或群葬现象”，“大多数墓有砖砌或板瓦砌的棺室”，“有的为仰身直肢葬，有的为屈肢葬”，墓圹排列密集整齐，“是有规划统一安排的墓穴”，“当与修建秦始皇陵园的人员有关。”[46]也有学者推测墓主身份，“这批墓葬是否为秦陵建造有关参与人员，或管理徭役刑徒的基层小吏。”[47]

相信今后还会取得内涵更丰富、信息更充备的相关考古学收获。“修陵人”劳动与生活状况的研究，对于秦代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及工役管理的认识，都会有所推进。

四  兵马俑：秦军的组织与

作战方式及其在统一战争中的战斗力

秦始皇陵东侧发现的大型兵马俑坑，其作用与意义，研究者的认识有所不同，大致提出了这样几种意见：1. 守卫京城的宿卫军[48]；2. 秦始皇东巡卫队的象征[49]；3. 送葬的俑群[50]；4. 表彰统一全国军功的纪念碑式的“封”[51]；5. 作为概括军事生活的典型“陈兵”，类同于后世神道之侧的柱、碑、石刻象生等[52]。其实，部署在陵园东侧，同时又面向东方的秦俑兵阵，在秦王朝以东方民众为镇压对象，以东方反抗力量为假想敌的背景下[53]，可能也有卫护秦始皇陵的作用。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秦始皇时代秦帝国的反抗力量确实主要活动于关东。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秦始皇东巡途中，发生铁椎击车的博浪沙事件。[54]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有人书刻东郡陨石：“始皇帝死而地分”。同年，华阴平舒道有人拦截使者，称：“今年祖龙死”。[55]反秦武装集团的活动见于史籍的则有彭越“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56]黥布“亡之江中为群盗”。[57]秦末大起义中十数家反秦武装力量也均崛起于关东，如贾谊《过秦论》所说，陈胜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杰逐并起而亡秦族矣”。[58]从另一方面看，自陈胜起事到子婴降轵道旁，起义军报终被称为“关东盗”、“关中群盗”。[59]关中地区未曾燃起一星反抗的火花。而在后来关于秦始皇陵被盗掘的传说中，盗墓者也恰恰是所谓“关东贼”。[60]

明人高启《阖闾墓》诗写道：“水银为海接黄泉，一穴曾劳万卒穿。谩说深机防盗贼，难令朽骨化神仙。空山虎去秋风后，废榭乌啼夜月边。地下应知无敌国，何须深葬剑三千？”[61]所谓“深葬剑三千”，也是陵园构成应有军事力量象征的表现。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是秦军事史的标本。就此研究秦军编成形式、秦军指挥系统、秦军阵势格局、秦军装备条件、秦军作战特点、秦军军容风格等，对于认识和理解秦军事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秦军组织和作战方式的考察，有益于说明秦迅速崛起，实现富国强兵的路径，以及秦统一军事历程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五  秦的庙制与祠礼

秦汉庙制与祠礼形成了政治文化的秩序规范。而秦人的相关创制，具有先导性规范性的意义。秦人“畤”的发明和维护，创新意义是显著的。“西”与“雍”长期的祠祀经营，形成了完备的神学体系和复杂的信仰世界。相关制度，西汉时期依然继承。

秦统一后的第二年，秦始皇第一次出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62]自“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63]之后，雍虽然不再作为秦都，除宗庙所在外，“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64]，仍然据有祭祀重心的地位。秦国国君往往频繁往来咸阳-雍之间。[65]秦始皇在统一之后向西北方向的这次出巡，有明显的追溯秦由西而东迁徙旧迹的意图。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巡行东方，来到海滨。琅邪刻石有“东抚东土，以省卒士”语[66]，陈明了秦始皇东巡的行政任务。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可以看作“西抚西土”的举措。

在《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言作为祭祀中心的雍地有“百有余庙”之后，又写道：“西亦有数十祠。”司马贞《索隐》：“西即陇西之西县，秦之旧都，故有祠焉。”[67]甘肃礼县发掘的祀所遗址，有的至西汉初期仍然进行祭祀活动。[68]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西巡，应当视察了“秦之旧都”与故祠。

湖南益阳兔子山出土秦简有关秦二世公告的文字：“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69]其中说到“宗庙”的文字，体现了一种最高权力继承程序的重要条件。秦始皇陵园建筑系统中是否有与此种程序有关的设置，也值得我们探讨。

体现西汉政治史特殊情节的海昏侯刘贺故事，可见《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霍光）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而刘贺确实没有通过宗庙认可其权位的程序：“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而刘贺的罪行，也包括宗庙祠礼方面的缺失：“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颜师古注：“时在丧服，故未祠宗庙而私祭昌邑哀王也。”[70]刘贺被废之后，竟然祠宗庙的资格也被取缔。《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哀王刘髆》：“侍中卫尉金安上上书言：‘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器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71]刘贺故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的情节，可以在理解秦二世因“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之政治自信时引为参考。[72]

六  地宫“水银为海”设计

与秦始皇的“天下”“海内”观

《北堂书钞》卷九四《礼仪部·冢墓》有“水镜为海”条，应为“水银为海”，因前条题“石镜一枚”而误。其文曰：“秦始皇葬于骊山，以明月珠为日月，水银为海，金银为凫雁，今蚕之物，三十余簿。”[73]清人邵泰衢《史记疑问》卷上质疑“车载一石鲍鱼”故事：“秦始虽崩，棺宁不慎？即曰仓卒，必不疏虞，况欲远达咸阳者哉？今也始抵九原，鲍鱼乱臭，事若齐桓，乌足深信！且穿及三泉，水银为海，而肯草草一棺乎？”[74]以“水银为海”，判断其丧事“即曰仓卒，必不疏虞”。其实，“车载”“鲍鱼”故事，是出于“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祕之，不发丧”的特殊保密要求，当大致可信。而“水银为海”说明安葬“必不疏虞”，应当准备充分，安排从容。

“水银为海”，即《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秦统一军事主题中对岭南的征服与南海郡设置，意义非常重要。[75]秦始皇统一之后5次出巡，4次来到海滨。对“碣石山”“琅玡台”“秦东门”的特别关注，滨海神祀的恭敬礼拜，海上宫殿的营造，以及“上会稽”“望于南海”行为，特别是“梦与海神战”，“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的事迹，体现出对海洋的特别关心。“入海求仙人”，其实也海洋探索的特殊形式。[76]秦宫苑中“海”的模型的存在[77]，可以与秦始皇陵中“水银为海”设计联系起来理解。司马迁关于秦始皇陵地宫储有大量水银的记载，已经为考古学者和地质学者用新的地球化学探矿方法——汞量测量技术测定地下汞含量的结论所证实。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一文指出：“由于汞及其化合物的高度挥发性，所以它们的扩散、迁移能力极强，它们可以从深部的矿床及邻近围岩中主要以气体状态向地表迁移，并以气体状态保留在土壤间隙中，或者被固着在土壤颗粒上，这样就在深部埋藏矿床的上方地表形成汞的异常。”另外汞在土壤中的迁移有“各向异性”的特点，“即在垂直方向上扩散较大而侧向扩散较小。”“使用勘察地球化学中的汞量测量方法在秦始皇陵墓封土表层中发现了很强的汞异常，面积达12000M2，据考古钻探的资料，该异常位于秦始皇陵的内城中央，这证明了《史记》中关于始皇陵中有大量埋藏汞的记载是可靠的。对封土中砷、碲、铋等在自然界矿化过程中经常与汞伴生的元素进行了分析，从结果来看，这些元素均无像汞那样有异常含量，其含量变化与汞没有相关关系。对秦始皇陵取土的可能地点——鱼池水库的土壤进行的分析发现汞含量很低，这些都表明始皇陵封土中的汞异常含量不是封土固有的，而是封土堆积后，由陵墓中人工埋藏汞挥发而叠加于其中的。”[78]

据说秦始皇陵中储有水银的事实，除了史籍记载之外，在秦汉之际就已经有人通过盗墓实践而确实发现。《太平御览》卷八一二引《皇览》：“关东贼发始皇墓，中有水银。”[79]

在常勇、李同1983年发表《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之后，2002年11月至2003年11月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完成的秦始皇陵地宫地球物理探测取得了新的收获。[80]此次物探成果包括“再次验证了地宫中存放着大量水银”，“再次验证了历史文献上关于地宫中存在高汞的记载”。从事探测的地质学家对“地宫的探测”有所说明：“本次复核了土壤汞测量结果，并进行了壤中气汞量测量，还测试了土壤汞的热释谱。”“两次土壤汞测量结果基本一致”，“汞异常的范围基本上围限在上述重力异常推断的地宫开挖范围之内，即只在地宫的范围内观测到明显的汞异常，这对推断汞异常来自地宫增添了依据。”“本次测量同样是封土堆中心的东部和南部异常强，北西侧最弱”。报告者说：“1981年在封土堆发现汞异常后，考古专家已经注意到汞异常有一定形状。若再注意一下汞异常的强弱变化——北西侧基本无异常显示，北东侧最强，南侧次强，与我国水系分布的多寡有对应关系，联想到秦始皇到过渤海，史书说秦始皇陵地宫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应是可靠的。”在对于“验证结果”的介绍中写道：“2003年和1981年两次测量的一致，地宫开挖范围内存在大面积、强度大的汞异常”，与《史记》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记载一致”。[81]《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称“地宫中存在高汞”，并进行了这样的说明：“2003年与1981年测量的成果一致，封土堆中部发现了明显的高汞异常现象，这与《史记》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的记载一致，表明地宫内存在大量的水银。”考古报告注意到，“此次勘测封土堆东南不汞异常强，北西侧异常弱。并进行了壤中气汞测量，还测试了土壤汞的热释谱。土壤汞量测量反映的是自建陵至今土壤累积吸附的结果，气汞测量反映的是当前土壤中气体的含汞量。壤中气汞测量和封土堆土壤中的汞热释谱表明，汞主要是吸附态低温汞——即来自地宫深部的外来汞，而非封土中本身的汞，有可能地宫中以汞造就的‘江河、大海’还没有干涸。”[82]从地宫汞异常的分布方位看，“东部和南部异常强”的情形，正与中国海洋的地理空间位置对应。当然，如果注意汞可能用以防盗的因素，还应当考虑另一种可能，即秦始皇陵东向，面对的很可能盗扰秦始皇陵的主要敌对力量也正应当来自东方，而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83]预言的楚人的反抗，应当在东南方向发起。这样说来，地宫“水银”异常分布的不同，可以从防盗动机方面理解。当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是地宫设计更大的可能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象征，也特别体现了秦始皇对于海洋的关注。而防止盗掘的考虑，可能只是次生的，产生间接作用的副元素。

秦始皇关注海洋的表现，应当与战国以来形成的天下观和海内观作用于政治生活有关。通过琅邪刻石“东抚东土”，“乃临于海”，之罘刻石“巡登之罘，临照于海”，“览省远方，逮于海隅”，以及“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等，都可以透视这种政治理念的影响。议帝号时所谓“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李斯所谓“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琅邪刻石所谓“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周青臣所谓“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淳于越所谓“今陛下有海内”等[84]，也都沿袭着战国以来以“海内”为“天下”的语言范式和政治观念，颂扬秦统一的成功。

太史公对于秦始皇陵地宫结构设置的另一与“海”有关的记述，是“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人鱼”解说不一。张守节《正义》：“《异物志》云：‘人鱼似人形，长尺余。不堪食。皮利于鲛鱼，锯材木入。项上有小穿，气从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烛，即此鱼也。出东海中，今台州有之。’”[85]即以为海鱼。对于“人鱼”的理解，尚未形成共同认可的确切定论。以为此“人鱼”来自“东海”的认识，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或以为与“鲸鱼”有关。所谓“项上有小穿，气从中出”，正符合我们对于鲸的海洋生物学知识。讨论这一问题，还应当关注有关“鲸鱼灯”的记载。《艺文类聚》卷八〇引魏殷臣《鲸鱼灯赋》有“大秦美焉，乃观乃详”句[86]，自然也会使我们联想到秦始皇陵地宫的照明设施。《三秦记》“始皇墓中，燃鲸鱼膏为灯”的说法，值得我们重视。[87]

秦汉时期对鲸的认识，介入了社会政治生活。[88]就海洋生物学史的进程而言，秦始皇陵以“人鱼膏”为照明光源燃料的记载，在海洋资源开发史和海洋学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七  秦统一的生态环境背景

分析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的地层资料，研究者发现过洞内土层“左右呈对称的两个斜坡”的现象，认为与“俑坑内灌进了水，隔墙下部受水浸渍变软”有关。[89]“进水”的作用，使俑坑在“被焚塌陷以前”，“隔墙已局部塌陷”。“俑坑内灌进了大水”，致使“夯土隔墙受水浸泡后塌陷”，不仅“成束的铜镞、弓、弩和弓囊，以及车马饰件等遗物”“受水的冲击散落于淤泥中”，而且陶俑和陶马“受坍塌土的挤压而倾倒，腿多断折”。[90]

有学者指出，俑坑边壁和隔墙高度的反差，说明“俑坑隔墙有过整体的较大幅度的沉降”，其原因主要是“淤水浸泡引起”。“从发掘现状看，在俑坑未焚烧前已有过大量的进水现象”，“这一时期大水灌满的情形起码有过十多次”。“这一时期的年沉降率为30厘米左右。”研究者还指出，“秦始皇陵以南”有“直接用以保护陵园免遭山洪之患的”的五岭大堤，“秦俑坑竣工之初几年内形成的普遍水灌现象，只能是俑坑之南至五岭大堤这一段宽度约300米左右、面积约几十万平方米范围的缓坡地带积水走下，冲灌入坑造成的。从这一缓坡地带坡度并不很大，土层深厚，秦时为垆土，渗水性较强的特点分析，形成具有那么鲜明的积水现象并不十分容易，因而当年必然有两种特殊情况：一是雨下得很大，不及渗入地下或排入其它地区，形成过一定的洪积现象；二是大雨频繁，在俑坑建成之初几年里即有至少十多次大的降水。”论者以为，秦俑坑的淤积、沉降现象，可以看作说明“当时的气温和降水”的“秦代关中气候的醒目座标”，“以宝贵的实例证实，秦末时期关中的气候相当温暖湿润多雨”。[91]

秦始皇陵考古学者的此项研究，立足于学术前沿，成为利用考古工作发现的现象进行中国古代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先行者。

《史记》应当根据《秦记》，对秦的灾异记录有所存留。[92]相关历史记忆有非常可贵的价值。例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所记述：“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93]“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写作“蝗蔽天下”。[94]对于秦王政四年“天下疫”所谓“天下”之规模，应当注意当时东方“六国”皆强势存在的史实。或许可以参考“唯秦雄天下”，“秦地半天下”之说[95]，理解当时“天下疫”的疫区，有可能大致包括现今区域地理观之所谓西部地区，也可能涉及部分原“六国”地方。[96]在秦兼并六国战争激烈时段的灾异现象，作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秦统一历史进程之生态环境背景的宝贵信息，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而秦始皇陵考古获得相关认识的可能，学界也满怀热诚的期待。

生态环境因素构成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发展进程的背景。认识秦统一这一重要历史变化的生态环境条件，因为文献记录短缺[97]，以往的工作是不足的。秦始皇陵考古的进步，因学术水准的高上，信息条件的集中，工作经验的积累与技术能力的优越，有可能为这一学术方向的推进，提供新的有特殊价值的重要资料。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秦史与秦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8XNLG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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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献通考》卷一二四《王礼十九·山陵》引《汉旧仪》：“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三十七岁，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极不可入。奏之曰：丞相臣斯昧死言，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第1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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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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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7页。

[31] 《汉书》卷六四上《吾丘寿王传》，第2796页。

[32]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3期。

[3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0页。

[34]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35] 《史记》，第310页。

[3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0页。

[37]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7页。

[38] 施丁：《谈谈“章邯军”与“王离军”》，《史学月刊》2001年6期；董寅生：《钜鹿之战探微》，《军事历史》2012年1期。

[39] 《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第2597页。

[40]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77页。

[41] 《汉书》，第2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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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林剑鸣：《秦俑之谜》，《文博》1985年1期。

[52] 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53] 参看王子今：《秦王朝关东政策的失败与秦的覆亡》，《史林》1986年2期；《论秦始皇出行逢“盗”及秦代“盗”的法律身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1期。

[5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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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雍地作为信仰中心，据说有更悠久的传统。《封禅书》记载：“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地位的空前上升，则由自定都于雍后秦人的经营：“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第1359页至第1360页。参看王子今：《秦德公“磔狗邑四门”宗教文化意义试说》，《中国文化》总12期；《论秦汉雍地诸畤中的炎帝之祠》，《文博》2005年5期。

[65] 由于“咸阳-雍”之间往来不超越秦本土政治文化重心地带，交通亦便捷，以往关注秦国国君远程出行的研究未予讨论。如王子今：《秦国君远行史迹考述》，《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6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4－245页。

[67] 《史记》，第1375页。

[68] 梁云：《对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初步认识》，《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5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著：《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90－291页。

[69] 孙家洲：《〈史记·秦始皇本纪〉研读新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14届年会论文，2014年8月，成都；《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告〉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3期。

[70] 《汉书》，第2938页，第2945页，第2944页。

[71] 《汉书》，第2769页。

[72] 王子今：《“宗庙”与刘贺政治浮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2期。

[73] 〔唐〕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中国书店据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1989年7月影印版，第360页。

[74] 〔清〕邵泰衢撰：《史记疑问》，清康熙刻本，第12页。

[75] 王子今：《论秦始皇南海置郡》，《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1期。

[76] 王子今：《略论秦始皇的海洋意识》，《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3日11版。

[77] 王子今：《秦汉宫苑的“海池”》，《大众考古》2014年2期。

[78] 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考古》1983年7期。

[79] 《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册第3609页。

[80] 此次探测的具体实施单位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物探化探所和秦始皇陵考古队。对于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地球物理探测，《秦始皇陵地宫地球物理探测成果与技术》一书《前言》以为：“受资金和当时方法技术水平的限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刘士毅主编，吕国印、段清波、袁炳强副主编：《秦始皇陵地宫地球物理探测成果与技术》，地质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页。

[81] 刘士毅主编，吕国印、段清波、袁炳强副主编：《秦始皇陵地宫地球物理探测成果与技术》，地质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9页，第58页。

[8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83]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0页。

[8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5页，第249页至第250页，第256页，第236页，第239页，第247页，第254页。

[8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5页至第266页。

[86] 其文曰：“横海之鱼，厥号惟鲸。普彼鳞族，莫之与京。大秦美焉，乃观乃详。写载其形，托于金灯。隆脊矜尾，鬐甲舒张。垂首挽视，蟠于华房。状欣欣以竦峙，若将飞而未翔。怀兰膏于胸臆，明制节之谨度。伊工巧之奇密，莫尚美于斯器。因绮丽以致用，设机变而罔匮。匪雕文之足玮，差利事之为贵。永作式于将来，跨千载而弗坠。”〔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11月版，第1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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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王子今：《鲸鱼死岸：〈汉书〉的“北海出大鱼”记录》，《光明日报》2009年7月21日。

[8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册第14－15页。

[90] 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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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王子今：《〈史记〉“大疫”“天下疫”记录》，《月读》202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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