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丝（filigree）是一种古老的细金工艺，由纤细的金、银细丝构成平面或立体图案，或形成镂空设计。花丝工艺约公元前三千纪起源于近东，最早见于西亚的乌尔王陵（前2600-前2400年）,青金石串饰上的吊坠以金丝盘成四个螺旋纹，中间以扭丝相连⁶。花丝制品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小亚细亚都有发现⁷，以公元前七—前四世纪古希腊、伊特鲁利亚和斯基泰文化黄金制品中的花丝装饰尤为精细。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实物中，如海昏侯墓金器那般精细的花丝制品在公元前二世纪之前极为少见。今见的汉代金饰，花丝一般与珠化（granulation, 也称“金珠焊缀”）工艺联合使用，如新疆焉耆博格达沁古城发现的一件龙纹带扣(图一，2)，边缘装饰不同形态的花丝，主纹由一条大龙和七条小龙构成，龙形的轮廓以花丝和较大的金珠构成，尤其是龙脊以金珠从大至小依次排列，同时以细密的金粟填满龙身其他部位，并镶嵌绿松石等，技艺精湛⁸。其他的细金制品多见于湖南和广西、广州等沿海地区的汉晋墓（前一世纪—公元五世纪），以多面金珠最为典型——以花丝掐成小圆环构成多面体，并在小圆环连接处装饰小金珠，极尽奇巧。这些细金制品的造型和工艺都不是中国固有，因此被认为是经由海上或陆路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舶来品⁹。

南昌海昏侯墓发现的细金制品，为深入探讨早期花丝工艺的发展与外来影响提供了新的佐证。目前科学检测的一些相关成果，为探索汉代细金制品的技术特征、金属成分、来源与产地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一些黄金作品虽然从表面上看来面貌同一，但材料分析的结果却揭示它们在制作工艺上有本质的区别。本文重新检视江西南昌等地出土的汉代细金制品，借助科技考古提供的相关数据，厘清汉代细金制品中的一些外来工艺和源流，并对这些外来技术是如何传入中国境内的，以及如何被用于本地制作、纳入当地信仰和思想体系之中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

一、 海昏侯墓出土的细金制品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478件金器中，以73件马蹄金和麟趾金最引人注目。马蹄金形如其名，形体中空，状如马蹄，铸造而成，壁面饰四道规整的横向波纹，底面呈椭圆形，口部覆盖琉璃片，有些已脱落，口沿有不同的花丝装饰。麟趾金的设计也如此，但形体较为修长。马蹄金的定名一直存在争议，但一般认为马蹄金的出现与文献中描述的太始二年币制改革有关¹⁰。相关实物在汉代的墓葬和窖藏中屡有发现，但口沿饰花丝的非常少见。在海昏侯墓发现之前，河北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前55年）中曾出土四枚两种大小的马蹄金和一枚麟趾金（图二，3），口部镶饰白玉或琉璃面，口沿有精细的花丝图案¹¹。

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按尺寸可分为大马蹄金和小马蹄两类，其上铸有“上”、“中”、“下”等不同的字铭。马蹄金为铸造而成，在口沿饰有丰富多边的装饰图案（图三），按丝的形态，可分为素丝(plain wire)、扭丝 (twisted wire)、桥洞丝（corrugated wire）、赶珠丝（beaded wire，连珠纹）和码丝（helicoid wire，或称“螺丝”）。¹²素丝是构成花丝的基本装饰元素，即截面为圆形的细丝。在中国古代，素丝的制作一般使用“细条扭卷法（strip twisting）”，即将锤打好的细薄金片沿着一个方向搓卷，直到捻紧成一根圆形丝¹³。两根素丝可以扭结成一根扭丝；两根扭丝分别沿着一根素丝上、下两端反向排列，可构成麦穗纹。使用简单的工具可将一根素丝弯曲成桥洞丝和码丝。赶珠丝表面看起来与珠化工艺生成的连珠纹无异，却是一种特殊的花丝，使用特定工具制成。

赶珠丝 (beaded wire)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4-前13世纪的古埃及，在希腊金饰中更常见。典型实例包括爱琴海罗德岛（前408年）古城和黑海地区马其顿王朝时期的泽尔韦尼（Derverni）墓葬中出土的金项链。¹⁴赶珠丝由特殊的工具制成，公元十二世纪的意大利僧侣学者泰拉努斯（Theophilus Presbyter）在其手稿中描述过制作赶珠丝的两种方法：将圆形丝放在一件单面有半球形凹槽的金属工具下，凹槽两端呈斜坡形，将圆丝旋转、移动，可生成规则的连珠纹；另一种是将一根圆丝放入上、下均有凹槽的金属印模之间，一只手持着圆丝沿着凹槽旋转、移动，另一只手捶打金属印模，也能生成赶珠丝¹⁵。国家博物馆的杨一一等人曾使用传统的花丝工具对海昏侯墓细金制品的赶珠丝、码丝、桥洞丝和扭丝进行了成功复原。¹⁶遗憾的是，考古遗存中并未发现任何相关的工具，迄今尚未得知古代的赶珠丝是如何制作的。

根据花丝的不同形态和组合方式，可将海昏侯墓细金制品的装饰分为以下三

类（图三，3）：A式  包括17枚大马蹄金，口沿外缘装饰的花丝相同，自上而下依次为赶珠丝、赶珠丝构成的小圆环组成一圈装饰带，然后是赶珠丝和码丝。

B式  包括31枚小马蹄金，口沿的花丝可分为三种亚型：BI自上而下依次为赶珠丝、由正反向扭丝和素丝组成的麦穗纹、桥洞丝；BII 与BI相同，只是桥洞丝换成一圈码丝；BIII自上而下依次为赶珠丝、麦穗纹、桥洞丝和码丝 （表1）；

C式  包括25枚麟趾金，上壁周缘装饰花丝，后壁有一赶珠丝盘成的圆环状结节，口沿的花丝也可分为两种亚型：CI两组麦穗纹间以桥洞丝；CII与CI 类似，仅在第二组麦穗纹下多饰一圈码丝（表2）。

海昏侯墓金器花丝的基本构成要素虽相同，但在制作不同类型的花丝作品时，工匠选择性地使用了不同的花丝形态，以及排列组合上的一系列变化，最终创造出非常不同的视觉效果。此外，这批马蹄金和麟趾金的制作工艺相通，但也有一些差异：文字标识并无统一规范。如大马蹄金底部有铸字和贴字，底部铸字的有“上”和“下”字，贴字的只有“中”字。小马蹄金也有铸字，与贴字两种，有1件无字。工匠水平不一，有的制作较精细，有些略粗。很显然，这批马蹄金和麟趾金很可能不是同一批制成的。¹⁷

二、 金属成分和技术特征分析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使用便携式XRF光谱仪对海昏侯墓的73件马蹄金和麟趾金进行了无损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大、小马蹄金和麟趾金含金量非常高，为 98.0-99.5%，银含量很低，为0.2-1.6%. 每类器物的金属组成相同(图四，1)，都使用提炼过的纯金制成¹⁸。

根据已刊布的资料，除了海昏侯墓所出的金器，迄今共有五件汉代的细金制品做过无损检测：

标本1：辽宁省大连营城子西汉晚期墓出土的龙纹带扣（图四，2），装饰十条龙¹⁹；

标本2：朝鲜半岛乐浪遗址石岩里M9东汉墓出土的龙纹带扣（图四，3），装饰七条龙²⁰；

标本3：广州恒福路西汉墓出土的一枚多面金珠（图四，4）²¹；

标本4-5： 蒙古肯特省巴彦阿达尔嘎县杜尔利格纳尔斯（Duurlig nars）M2匈奴墓发现的两枚多面金珠（图四，5）²² 。

南昌、大连、广州、杜尔利格纳尔斯和石岩里这五地发现的细金制品都采用了花丝工艺，年代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之间。金属成分的分析结果显示以上标本的含金量都非常高（平均值高于95%）。其中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和麟趾金的含金量最高(图四，6)，大连和石岩里出土的两件龙纹带扣含银量相同。 

   从花丝的形态来看，海昏侯墓金器上的扭丝和桥洞丝也见于大连、乐浪的龙纹带扣的花丝装饰；乐浪龙纹带扣边缘的花丝装饰由扭丝、桥洞丝和素丝三种形态的花丝组成，而大连龙纹带扣则为扭丝和素丝，其间填嵌小菱格纹，并在菱格内镶嵌绿松石。这类龙纹带扣在甘肃天水、湖南安乡、安徽寿县也有发现，可能由政府掌控的官府作坊生产，由中央政府赐给当时边疆地区的首领²³。从这几件金器具有不同的技术特征和装饰风格来看，它们不一定产自同一作坊。

细金制品对焊接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在古代世界主要有三种焊接法：（1）熔焊，即在低于焊件熔点的温度下仅通过加热使焊件表面熔化实现相互连接²⁴；（2）金-银两元合金或金-银-铜三元合金焊接，即使用了熔点低于焊件的合金焊料；（3）铜盐焊接，一般用鱼胶和铜盐混合粘剂将金珠粘连在金属基体表面，加热后铜化合物变成氧化铜，鱼胶会碳化，等加热到859摄氏度，氧化铜被还原成金属铜，与器面完全熔合，而微量铜和金熔合成合金²⁵。XRF能谱仪的测试结果表明，标本1-5采用了不同的焊接工艺（表3）。南昌马蹄金、麟趾金与广州恒福路汉墓的多面金珠焊接法相同，都使用了金-银合金焊接；²⁶蒙古和乐浪的细金制品为铜盐焊接，大连的龙纹带扣则采用了熔焊法。合金焊接和铜盐焊接法在古埃及、伊特鲁利亚和地中海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²⁷。大连带扣采用的熔焊法，在中国境内仅此一例，但因目前测试的标本非常有限，熔焊法是否为中国本土的发明，或由域外传入，尚不得而知。

在显微镜下观察大连龙纹带扣上素丝的结构，可见金丝上有较长的螺旋“接缝”痕迹（图五，1）²⁸，这种技术特征也见于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博物馆（RISD）希腊耳环的金丝显微结构（图五，2），这是采用“细条扭卷法”制作金丝的典型特征。²⁹在那时制作完美的细金制品并不易，尤其是在龙纹带扣、马蹄金这种造型较复杂的基体上焊缀金珠或花丝，要比在平面基体上难得多，需要对温度的精确掌控和娴熟的焊接技术，稍有不慎，就会留有遗憾。在SEM扫描电镜下观察大连龙纹带扣的微观结构，可以看见有的小金珠已脱落，还有的因为过度加热而熔化变形（图五，3）³⁰；南昌马蹄金的花丝装饰中，可以看到其中一件大马蹄金口沿上以赶珠丝制成的小圆环之间，有一小截赶珠丝被工匠用来填充间隙（图五，4），来弥补制作中的技术缺陷。

三、 汉代花丝技术的诸多源流

装饰扭丝的黄金饰品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现在西北地区的战国晚期墓葬。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的辛庄头M30（前4-前3世纪）出土的不少金器都装饰花丝图案，如骆驼纹圆形金饰外缘环绕一周由正、反向扭丝构成的绳索纹（图六，1），驼耳内以绿松石点缀，背后錾刻的记重铭文则表明它们经过中国工匠之手。辛庄头金器中丰富的动物纹题材如双马纹、熊纹、大角野山羊和后肢翻转的怪兽纹，明显体现出与萨彦-阿尔泰草原文化的紧密联系³¹。甘肃张家川马家塬M16（公元前4-前3世纪）出土的一件黄金臂钏(图六，2)，两端分别饰一周麦穗纹，中间凸起的瓦棱纹间也有同样的花丝装饰，其间还镶嵌绿松石和红玉髓等，色彩亮丽³²。

公元前二世纪以降，中国境内出现大量使用外来技术和外来材料——琥珀、玛瑙和红玉髓制作奢华工艺品的证据。江苏大云山汉墓发现的一组错金银嵌宝石铜镇，装饰动物咬斗纹，通体饰错金银纹饰，眼、脸等部位填嵌水滴状的绿松石和玛瑙等³³。动物咬斗纹在汉代诸侯王墓发现的黄金腰带饰中曾风行一时，体现出浓厚的草原文化风格。³⁴水滴纹镶嵌则是阿契美尼德王朝金器的典型特征。自公元前二世纪开始，花丝装饰在汉代金饰中逐渐增多，踵事增华。朝鲜半岛乐浪遗址石岩里M9（公元8年）发现的黄金龙纹带扣，在边缘环绕一圈扭丝，在与素丝之间填充桥洞丝（图四，3）。主纹饰为七条龙纹，中间一条大龙穿梭于云气之间，以颗粒较大的金珠形成连珠纹龙脊，再以颗粒较小的金珠填充龙身，龙首和龙身等处还有水滴形掐丝镶嵌。其他的细金制品还有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山东莒县和河北满城汉墓发现的盘羊纹金饰片和金纽扣³⁵，均采用模压工艺成形，并以扭丝和金珠装饰点缀。出土细金制品的墓葬等级较高，大多为诸侯王墓。在这些细金制品中，以定县和南昌汉墓出土的马蹄金和麟趾金上的花丝形态最为丰富。

具有异域风格的汉代细金制品应有多种文化渊源。由于海昏侯墓马蹄金中的扭丝工艺，最早出现在马家塬战国西戎墓发现的一些金器上，这使一些学者推断汉代诸侯王墓发现的花丝制品与匈奴文化大有关联。³⁶然而，从考古发现来看，匈奴墓中发现的花丝金器极少，为数不多的几件细金制品中，除了杜尔利格纳尔斯的两件多面金珠，还有蒙古诺颜乌拉墓地M22（前1-公元1世纪）出土的金饰，其上装饰花丝图案，与汉代瓦当上的流云纹相似。³⁷与西汉诸侯王墓中的细金制品相比，匈奴墓的细金制品工艺较为粗劣，而且花丝装饰中不见桥洞丝和码丝等精细的设计。《盐铁论》中曾言：“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³⁸这里指的是车舆的朴质无华，也体现出匈奴黄金工艺的不发达。

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公元前128年）出土的羊纹金饰，分大小两类，正面有浅浮雕羊首纹，边缘饰扭丝纹，其间装饰金珠，金泡饰边缘饰一圈扭丝纹，中央以扭丝纹环绕三组小水滴形，原来的镶嵌物已脱落，水滴型镶嵌之间有金珠装饰，呈金字塔形。同墓出土的管型饰，在圆形底座上也有模印动物纹，并在圆柱形銎孔上饰扭丝和金珠。此外，羊纹金饰片还见于河北中山王刘胜墓（公元前113年），广州南越王墓（公元前122年）、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和山东莒县西汉墓。³⁹从装饰题材来看，这些金饰上的盘羊纹在新疆巴里坤、河北燕下都战国时期的墓葬中都有发现，有浓厚的草原文化风格，与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有直接联系。⁴⁰这批异域风格的黄金制品均以模压工艺成形，一些饰品虽有细微差异，如大云山汉墓和南越王墓的羊形金饰在装饰细节上体现出不同的技术选择，但面貌基本同一，体现出相同的工艺传统。标准化设计是汉代官府制作的典型特征，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些看起来比较“洋”的器物其实是使用外来工艺的本地制作⁴¹。

汉代细金制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赶珠丝和桥洞丝的运用。这两种花丝形态在中国境内非常少见，在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却非常流行。赶珠丝是古典时代（前6-前4世纪）和希腊化时代（前4-前1世纪）地中海金器的典型特征，古罗马金饰中较为少见。⁴² 希腊Phanagoria前五世纪墓葬中发现的金饰和韦莱卡（Veleka）河附近的色雷斯墓葬（前3-前2世纪）中刻有希腊字母的金牌饰上（图七，1），均以赶珠丝和扭丝作为表面装饰。⁴³其他实例还包括乌克兰大比洛泽尔卡（Velyka Bilozerka）村附近的斯基泰墓葬（前5世纪）出土的一件女神赫拉头像的黄金吊坠(图七，2)，女神的发冠上以花丝勾勒出棕榈叶、莲花（忍冬纹）和卷草纹，并在发冠边缘装饰一圈赶珠丝。俄罗斯塔曼半岛出土的一对金耳饰（前350-前300年）（图七，3），以赶珠丝在中心勾勒出细长的花瓣，周围环绕着素丝组成的各式小花，外缘以赶珠丝、麦穗纹和金珠构成繁缛精细的装饰带⁴⁴。黑海地区斯基泰贵族墓中发现的不少精美金器都是希腊金匠的作品，经典之作包括乌克兰第聂伯罗（Dnepropetrovsk）地区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附近斯基泰黄金宝藏（前4世纪）出土的一件金项圈（图七，4），将花丝技术运用到极致⁴⁵。桥洞丝最早见于意大利托斯坎尼伊特鲁利亚文明的塔尔奎尼亚（Tarquinia）墓葬（前7世纪左右）⁴⁶，金饰上满布蜿蜒的花丝（图七，5）；在前4-前3世纪希腊金饰中极为流行，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船型耳坠。⁴⁷与桥洞丝类似的设计也见于中亚哈萨克草原的迈依米尔（Maiemer）遗址（前7-前6世纪）出土的一件镶嵌绿松石的金耳饰（图七，6），由细窄的金条捶打而成⁴⁸。

汉代金饰中流行的一些装饰题材如带鱼尾的龙，也体现出强烈的希腊艺术风格。汉代的龙常被描绘成长角、尖耳、蛇身、兽足的神兽形象，如新疆焉耆金带扣上的龙纹（图八，1）有着蛇一样的细长躯体、两只尖尖的角和瞪大的眼睛，龙身满布细小的金粟，还镶嵌着绿松石，龙尾状似鱼尾。阿富汗斯坦北部的蒂拉丘地遗址，又称“黄金之丘”，黄金刀鞘(图八，2)和舌型金饰(图八，3)上的鱼尾龙纹⁴⁹与希腊艺术中的刻托斯（Ketos）海怪形象（图八，4）颇为相似⁵⁰。蒂拉丘地遗址位于中西方交流要道，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黄金制品，融合希腊、中国和波斯的诸多文化因素⁵¹。其中不少金饰以花丝和金珠装饰，还有的镶嵌绿松石和其他宝石，遗址年代在公元一世纪左右⁵²。在使用花丝技术上，“黄金之丘”出土的一件金佩饰尤其引人注目（图八，5），一人立于中央，双手分别擒着似龙似马的怪兽前爪，怪兽头部的长角以赶珠丝构成（图八，6）。这一实例，再加上海昏侯墓和其他汉代花丝制品的佐证，表明花丝技术最迟在公元一世纪就已在中亚和中国流行，而它们出现的年代也许要更早。

希腊文化对汉代艺术的影响，还体现在山普拉墓地（前100年左右）发现的丝织品装饰中。山普拉墓地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南、新疆西部丝路重镇和田的东部，M1出土毛织物上有一位马人（半人半马）向左侧行进，前蹄飞起，正在吹奏长笛，四周环绕着四瓣花，右上角可见翅膀残段(图九，1)；下方有一位手持长矛的马其顿卫士，额前束白色发带，面部表现极为成熟精准。⁵³此外，新疆尉犁营盘墓地M15发现的红地罽袍上描绘了两对男性形象，裸体，身着斗篷，头发卷曲，手执武器（可能是希腊艺术中的丘比特形象）和对兽、树文（图九，2）。⁵⁴这些异域风格的织物也许是对希腊艺术非常熟悉的本地工匠制作的⁵⁵。

如同这些深受希腊艺术影响的外来图像一样，海昏侯墓的细金制品并不是对外来技术的简单借用，而是当地的发展。古希腊的金饰中，花丝一般作为辅助工艺，构成轮廓，便于包镶彩石和其他材料，极少占据装饰工艺的主流⁵⁶。在古代伊特鲁利亚和希腊金饰中，花丝一般点缀在扁平基体的外缘或内表面，常见圆圈、螺旋形和波浪形的设计，而海昏侯墓马蹄金和麟趾金上的花丝丰富多变，而且工艺极为精细。将纤细的花丝附在马蹄状的基体表面上需要极其高超的焊接技术，因为在加热过程中，细丝很可能会熔掉。

综上所述，海昏侯墓马蹄金和麟趾金中对花丝技术的运用，显然是中西文化交流下的产物。根据无损分析提供的线索，南昌发现的花丝制品使用的焊接工艺与地中海地区不同。在对不同花丝的运用上，也存在着区域性差异。赶珠丝和桥洞丝是地中海黄金工艺中的主流装饰，体现了希腊艺术的强烈影响。这一现象由此引发出更多的问题：为什么要使用如此特殊的花丝工艺？这些外来工艺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四、黄金与汉代社会

黄金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珍贵的金属，仅在社会上层流通。在汉代社会作为法定货币的是铜钱，流通最广，而黄金仅用于贵族之间的赏赐、进贡、馈赠与朝聘。《汉书》曾记载大量的黄金被赠与贵胄权臣，如文帝赐大将周勃黄金五千斤，宣帝赐给霍光黄金七千斤，不胜枚举⁵⁷。汉文帝时规定，每年八月祭祀宗庙时，诸侯王和列侯还要按封国人口的多少向朝廷进献酎金。公元前112年，武帝以诸侯王所献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被削夺爵位者多达106人⁵⁸。迄今为止，汉帝国共有十四个省30多个考古遗址出土了一千多枚马蹄金⁵⁹。元帝时，西汉政府在蜀郡、广汉两郡（今四川成都）设立工官监造金银器等，“一岁费用达五百万”⁶⁰。西汉时匈奴常侵扰边地，黄金制品往往被作为珍贵礼物与丝帛、漆器和谷物等被汉王朝赏赐给匈奴⁶¹。

公元前二世纪之际，作为财富和身份标识的黄金制品在上层社会风行一时。对黄金的使用开始纳入国家礼制，体现出严明的等级制度。河北满城中山王墓发现的两套金缕玉衣，均以金丝连缀，体现出墓主人的尊贵身份。以玉衣敛葬，起源于先秦，在汉代已发展成一套完备的丧葬制度，除了金缕，还有银缕和铜缕玉衣，按材质的高贵低贱，代表着持有者的身份与地位⁶²。汉人视死如生，高等级墓葬大多精心营造，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提供各种慰藉，随葬各种食物、生活用品和礼仪用品，其中也包括标识身份的黄金等奢华工艺品，对永生的追求成为精英物品装饰主流的永恒旋律⁶³。

黄金因具有不朽的特性，与汉代社会流行的神仙思想密切相关。《汉书》中曾提及汉人认为黄金具有妙用，用来做成器皿则有延年益寿之效，“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⁶⁴由文献可知，在汉代社会，大量的金器被赐予贵胄和权臣。遗憾的是，在很多未逃过劫掠的汉墓中，黄金器皿很少保存下来。

马蹄金和麟趾金的由来，历史文献中已有明确记载，与武帝见到的天马、白麟等祥瑞有关。⁶⁵马蹄金和麟趾金的数量仅占海昏侯墓出土全部金器的15%，而且在口沿上焊缀精美的花丝，并填嵌琉璃片，华美富丽，显然不是普通的黄金货币。汉代细金制品中对外来工艺的运用，尤其是希腊艺术风格的花丝装饰，彰显着精湛技艺和新意诠释，别有意趣。在汉代社会，制作奢华黄金制品的技术，尤其是异域风格的工艺或图像，被赋予了文化象征意涵，因为它们与遥远的西方有关。

长期以来，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外来的物品、材料与工艺背后的文化意涵。在古代社会中，对域外珍异的所有权常常与深奥的知识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威望和权力⁶⁶。随着丝绸之路的凿通，大量来自异域的奇珍异物进入中国，“ 闻天马葡萄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充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外囿。殊方之异物四面而至”⁶⁷。具有异域风格的奢华工艺品在汉墓中的发现不胜枚举。西汉诸侯王墓中常见一种黄金带饰，装饰着草原风格的动物咬斗纹，不少是汉地的工匠制作的。至于它们的用途，邢义田曾指出，中原工匠生产的域外风格工艺品，不仅供应草原民族，也供应喜欢殊方异物的本朝王公贵人⁶⁸。

五、天马与汉帝国的西征

公元前2世纪晚期，卫青北击匈奴，西汉的疆域北至河套阴山；霍去病出陇西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酒泉郡，后有河西五郡。汉朝还不断在西域设郡加强其控制，守境安土，抵御外来游牧民族的侵扰，这些边郡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中转站。甘肃省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资料(图十，1)保留了大量西域都护府设立后直到西汉末年西域三十多个国家前来长安路过悬泉置停留的珍贵记录，提供了史书上不曾见到的材料，年代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二世纪。在诸多外来物中，“天马”赫然出现在这些官方记录中：“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使甘 [延寿] 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御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⁶⁹甘肃省博物馆中那件著名的马踏飞燕铜像(公元二世纪)被认为描绘的正是“天马”的形象(图十，2)⁷⁰。

简牍资料显示，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期间，悬泉置曾有大量的外国货商、使团和货物涌入。异国情调的马匹，连同骆驼和其他奢华工艺品，成为入华朝贡和贸易往来的主要来源。各国的使团和客商纷至沓来，其中包括由71人组成的大宛(费尔干纳)使团和来自大夏、大月氏和康居的其他使团。简文中记载的西域国家包括鄯善、且莫、莎车、疏勒、于阗、皮山、渠勒、精绝和拘弥等，不一而足⁷¹。除了王公贵族，一些外国客商也被纳入了正式的朝贡访问⁷²。公元前72-前71年，匈奴被汉朝击败，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公元前68年，安息(帕提亚)和大宛(费尔干罕)开始向楼兰派遣使者。《史记》描述了从大宛以西至安息的诸国虽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习俗相似、语言相通，并且都“擅市贾”，尤以大宛“饶汉物”⁷³。

在各色各样的贸易物品中，马匹深受西北边地游牧人群的珍视。悬泉汉简中曾记载了羌族之间关于马匹所有权的一起纷争：“移护羌使者移刘危种南归责藏耶茈种零虞马一匹 黄金耳（珥）县（悬）青碧一、 会月十五日、已言决。⁷⁴简文中所言的马匹有青碧黄金马饰。有意味的是，“青碧”一词作为装饰技法，同样出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东汉青铜酒樽（图十，3）的铭文中：“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这件直筒型酒樽器身下有三只熊状矮足，承盘也有三熊足，均镶嵌有水滴状的绿松石和红玉髓等，并用极细的阴线刻画表现毛发，通体鎏金。汉代的工官铜器往往物勒工名，铭文中除了记录器物的制造年代、机构、器名、体量、形貌和工艺特征，其中“青碧”可与熊足上的水滴状绿松石镶嵌相对应。⁷⁵水滴状的彩石镶嵌是阿契美尼德金银器装饰的典型特征，这一装饰风格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在中国非常流行，而此时黄金开始成为社会上层艺术品的主流，成为财富和威望的象征⁷⁶。值得注意的是，与悬泉汉简中的“青碧”对应的实物，在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和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诸侯墓都有发现（图十，4）。

以贵金属用作马饰最早出现中国北方诸国，大约公元前4-前3世纪之际，金银马饰在边地的繁盛应与西北地区游牧邻国的密切交往大有干系。在河北易县燕下都辛庄头M30出土的黄金马饰具有浓厚的草原风格，有些刻有汉字铭文，表明可能为本地产品。在古代中国，车马是身份地位的标识。入汉，以黄金饰车马已成为社会上层的风习，“黃金琅勒……华珥胡鲜”⁷⁷。盱眙大云山汉墓出土的银车马饰上不但有错金纹饰，还镶嵌水滴状的玛瑙和绿松石⁷⁸。当时最受时人青睐的是来自域外的舶来品，汉武帝时身毒（印度）曾进献白玉、玛瑙和琉璃制成的马具，“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⁷⁹可见任何外来风格，一旦受到欢迎，马上就会引起仿效。

既然来自域外的奇珍异物在汉代社会如此风靡，希腊文化成为汉代装饰的主要来源之一应不足为奇。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早已指出，汉代盛行的卷草纹也许源自希腊艺术⁸⁰。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希腊文明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向东传播，其影响力扩展到波斯和印度，甚至连亚洲草原的游牧族群也深受熏染。亚历山大大帝逝世以后，他的大批将士仍驻留在大夏和希腊西北部的城市。希腊—巴克特里亚以及希腊化的斯基泰军队通过塔里木盆地到达中国，并在其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北部建立了殖民地。即使在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覆灭以后，希腊艺术传统仍存在金属器、纺织品和珠宝艺术中，继续主导该地区的主流审美倾向⁸¹。前三至公元二世纪，大夏商人以在地中海地区以从事金银器贸易闻名，他们的足迹远至中国和印度⁸²。因此，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初，希腊文化在中亚的影响力持久而深远。当汉朝开始西征前往中亚寻求大月氏等同盟来抵御匈奴时，中国和大夏、大宛、贵霜以及其他中亚地区的希腊化城邦开始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文化交往逐渐繁盛，新技术、新观念随着外来的马匹、金银制品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

汉朝和域外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西汉南越王墓发现的阿契美尼德风格银盒，以及帕尔米拉古墓发现的东汉时期的葡萄纹织物和大量的汉字铭文锦残片，都是中西文明互鉴的物质体现。⁸³经由丝绸之路长途跋涉而来的往往是奢华工艺品，人群和物品的流动与往来，常常伴随着技术、知识的交流和艺术与观念的传播。蒂拉丘地发现的大量制作精细的黄金制品中，有不少以珠化和花丝作为装饰，还镶嵌绿松石，以小爱神骑于海豚上为造型的黄金扣饰，体现出地中海文明和贵霜艺术的强烈影响（图十一，1），⁸⁴黄金靴扣上的童子马车形象则是典型的中原文化传统（图十一，2）。⁸⁵这些混合多种文化特征的物品，为异域风情的新颖设计在社会身份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实证。

六、结语

相关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都表明，汉廷对天马和来自遥远国度的物品的喜好导致了几个世纪以后中国的统治精英对域外珍异的持久兴趣。尽管来自域外的影响很早就已渗透到中国艺术，但对西方的官方兴趣肇始于西汉时期。当公元前2世纪汉廷派遣使团西至大宛寻找可以对抗匈奴的盟友，中原王朝首次和中亚地区的希腊化王国有了直接的联系。南昌海昏侯墓和其他诸侯王墓发现的黄金制品使用的花丝、珠化等外来细金工艺，以及一些特定的装饰题材，体现出与中亚草原的游牧族群、甚至远至地中海地区的广泛联系。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金银器、丝绸、漆器等奢华工艺品，与其他物种、材料经由丝绸之路不断传入中国、中亚诸国和地中海世界，还有一些新的知识、技术与观念。

借助科技考古的分析结果，本研究指出汉代的花丝制品是采用外来技术的本土制作。海昏侯墓的马蹄金、麟趾金上的花丝采用了金—银合金焊料，与蒙古、朝鲜半岛以及地中海地区的细金制品常使用铜盐焊接法不同。这一发现，为了解细金制品相关的新技术和新观念是如何传播到中国境内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一般而言，花丝的形态和装饰风格可通过观察器物的表面形貌特征摹仿而成；而对复杂焊接技术的掌握，却要通过技艺的传授，必须与工匠有直接联系。海昏侯墓细金制品上的花丝体现出强烈的希腊文化影响，应为欧亚大陆上黄金工艺的技术传播与文化交流下的产物。公元前二世纪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凿通，中西交流更趋广泛，出现越来越多的异域风格的黄金制品，这与统治阶层对域外珍异的喜好，和当时流行使用黄金饰品来标示身份和地位有关。汉代的黄金制作中，这些外来的工艺和装饰并不是简单的借用和模仿，也有创新和发展，并逐渐与本土的审美风尚和信仰体系相结合。

本项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交叉学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YJAZH071。原稿“The Han Empir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Prestige Gold and the Exotic Horse” 刊于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Archaeometry 2020 (20/3），在翻译过程中，作者对原文内容作了修订。

注释

1 《汉书》卷61，页2697-2703。

2 “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蹄以协瑞焉。”《汉书》卷6，页206。

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7期，页45-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主棺实验室考古发掘》，《文物》202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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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

12 本文对部分花丝的定名和分类借用了当代细金工艺的称谓，参见杨一一等：《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马蹄金、麟趾金花丝纹样的制作工艺研究》，《南方文物》2018年第2期。“巩丝”在本文被称为“桥洞丝”，因花丝形态命名，参见图三，2。Jack Ogden (杰克•奥格登). “Revivers of the Lost Art: Alessandro Castellani and the Quest for Classical Precision.” （回顾消逝的艺术：亚历山德罗卡斯特拉尼和对古典细金工艺的探寻） In Walker, S. and Soros, S.W. (ed.) Castellani and Italian Archaeological Jewelery. （卡斯特拉尼与意大利考古珠宝艺术）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181-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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