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有一件神兽玉饰（图1），玉饰上的神兽为浅雕侧身像，整体呈蹲踞状，全身袒露，不见衣饰。兽首正视，头呈倒三角状，头顶有毛发，不似人面。双眼圆睁、眼尾上翘，耳大而长，鼻扁而宽、鼻翼怒张，口大张、似吐舌，口中可见三颗上门齿，齿大且长。兽身圆胖，身似人形，臂、腿皆粗壮。手、足皆五指（趾），双掌似人手而大，指长且尖，右手、臂横屈于身前，左臂上伸，左手竖于左耳旁，左掌掌心向前，可见掌纹。右膝跪地，支撑全身，左足立地，支撑左肘。神兽袒胸露脐，大腹凸乳，肩部似有羽翼。神兽整体毛发较少，仅在肘部、膝盖、足跟处有似为毛发的纹饰。

图1

  神兽浅雕玉饰出土于主椁室西回廊，为一圆形漆盒上的配饰，漆盒出土时已朽烂。因神兽玉饰为圆形漆盒的配饰，故背部略做弧形，平坦无纹饰（图2）。除神兽玉饰外，在这一漆盒上还配有二虎噬猪（图3）、龙、凤鸟、螭虎（图4）等多种形状的玉饰，生动精美。玉饰均成对，神兽玉饰亦为相同的两个（图5）。

  这一漆盒上的其他纹饰均见于以往，龙、螭虎、凤鸟为汉代漆器、玉器上的常见纹饰，二虎噬猪亦可见于云南博物馆藏西汉古滇国二虎噬猪铜扣饰（图6）。唯此神兽玉饰较为鲜见，不见于其他汉代漆器与玉器上。本文试从这一新见的西汉神兽玉饰入手，对其名称与意义进行浅释，并对其源流与形象变化加以梳理。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The Royal Ontario Museum）藏有一件北齐时代的神兽纹青瓷墓砖（图7），其形象与海昏侯墓出土玉饰上的神兽纹极为相似。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墓砖上的神兽亦是浅浮雕侧身像，兽首肥圆，瞋目、竖耳、鼻翼怒张。眼尾上翘，耳大且长，鼻扁而宽。张口露齿，可见两颗上门牙与两颗上獠牙，门牙大且长。兽身似人形，上身赤裸，下身仅着一齐膝短袴。神兽袒胸露乳，腹大乳凸，其样貌与海昏侯玉饰上的神兽极为神似。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神兽呈蹲踞状，肩生羽翼，四肢雄健，手三指、足二趾。右手前举，左手置于身侧，右足立地，支撑右肘，左足跪地，支撑全身。其姿态与海昏侯海昏侯玉饰上的神兽形似。

  当我们详细检视两处的神兽纹饰后可以发现，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北齐青瓷墓砖上的神兽，其形态样貌与细节特征均与海昏墓出土的神兽玉饰极其相似，因而可以确定两者塑造的是同一种类的神兽。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将这一件藏品命名为有翼守护者墓砖（Winged guardian tomb tile），但学界一般称这类神兽为“畏兽”[① 日本学者长广敏雄于《六朝时代美术の研究》一书中始称此类神兽为“畏兽”。关于这一形象的来源与影响，宿白先生指出“此类怪兽首见于汉画像石，如武梁祠和沂南汉墓画像，六朝以来极为流行，为梁齐碑边和北魏墓志中所习见。”

  畏兽的形象多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石窟中以雕刻、壁画为主，在墓葬中以画像石、墓室壁画、墓志纹饰和棺床饰件为多，地表则常见于石刻的柱额、柱础及碑侧。这一神兽的形象较为稳定，但关于其定名、源流与意义，学界异说颇多。畏兽的图像资料，在孔令伟先生《“畏兽”寻证》与焦博先生《关于“乌获”等神兽图像的探讨》两文中已有统计，此不赘述。

  海昏侯墓神兽（畏兽）形玉饰的出土，将这一神兽形象的出现时代由武梁祠、沂南汉墓所处的东汉晚期提前至西汉中期昭帝、宣帝时代。以刘贺去世的神爵三年（前59年）为下限，海昏侯墓出土的神兽玉饰当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畏兽形象，这一新发现修正了我们对畏兽出现时期的现有认识，也为畏兽的定名释义与图像谱系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因其出现于西汉中期，故能确定其产生与佛教、祆教等外来宗教无关，是中国本土产生的神兽形象。

  《山海经图赞》“列象畏兽，凶邪是辟。”“畏兽”一名，本为诸多辟邪神兽的统称，亦应包括了这类青面獠牙、大腹凸乳、肩生羽翼的神兽，因其源流未述、本名待考，故在行文过程中暂称之为畏兽。

  在海昏侯墓神兽玉饰所属的漆盒上，还配有龙、凤鸟、螭虎、二虎噬猪等玉饰，龙、凤鸟、螭虎为常见的瑞兽，二虎噬猪则应是取其凶猛之意以避凶邪。以此推之，神兽（畏兽）的原型也应是进行艺术加工后略显失真的常见辟邪猛兽。

  上文提到，宿白先生曾指出较早的畏兽形象刻于东汉沂南汉墓墓门西立柱画像石的上层。其张口吐舌、曲腿蹲踞、肩生羽翼的形象与后世畏兽相同，但其头部细节则类似于熊虎一类的现实猛兽（图8），这为我们追寻畏兽的源流提供了证据。

  南北朝时代的畏兽图像资料以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中的畏兽雕像最为知名。响堂山的部分畏兽雕像流失海外，在达微佳女士《故宫博物院藏河北响堂山石窟北齐石畏兽考》一文中考释甚详，此不赘述。

  响堂山石窟为北齐皇家石窟寺，时代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神兽纹青瓷墓砖的时代相同。关于响堂山石窟中畏兽形象的较早记载，唐代《续高僧传》“磁州之石窟寺……大像窟背文宣陵藏中诸雕刻骇动人鬼。”一句所指，应即此类。响堂山石窟的畏兽双膝着地，双手置于膝上，张口吐舌、门牙外露，脊背背负龛柱（图9）。

  响堂山石窟的畏兽多塑于窟内龛柱的下方，做负柱之形，而沂南汉墓的畏兽则凿刻于墓门西立柱的最上层，其功能意义应是承托栋梁。由此来看，负柱（承梁）是畏兽形象的重要功用之一。

  在部分汉画像石上，这类负柱（承梁）的神兽为熊，如徐州贾汪区出土的汉画像石（图10），便将熊的形象刻于拱券之上，做承梁之形。


  徐州画像石上的承梁之熊，熊首呈倒三角状，耳大而立，双眼圆睁、眼尾微翘，张口吐舌。熊身裸露，腹乳凸显，臂腿粗壮。双臂上举，做承托之形，两腿下曲，呈蹲踞之状。在承梁之熊的两侧，还刻有翼龙、翼虎，以此推之，汉代承梁之熊，或亦可如沂南汉墓一样，在肩膀上刻绘羽翼。

  汉代负柱（承梁）之熊的文学形象，在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有着细腻的描写“玄熊舑舕以齗齗，却负载而蹲跠。齐首目以瞪眄，徒眽眽而狋狋。”

  赋文上句中的词语，李善注“舑舕，吐舌头貌”，引《仓颉篇》释“齗，齿根也”，引《广雅》释“蹲跠，踞也”。上句文意，李周翰注为“木上刻作黑熊，蚺䗊、吐舌、出齿，却负戴栋梁而蹲踞也。”

  下句中的词语，引《尔雅》释“眽，相视也”，引《说文》释“狋，犬大怒貌”。下句文意，张载注“‘齐首目以瞪眄’，骈头而相观视。”李周翰注“言所刻画杂类齐举首目皆为眄视。”

  据《鲁灵光殿赋》的描写，玄熊的形象特征为吐舌、露齿、负柱、蹲踞、相视、怒瞪，这些特征均在后世畏兽图像上得到了体现，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玉饰神兽身上也基本都能找到。

  另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畏兽的图像资料中，还可以见到兽手中握一蛇的形象。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藏青瓷墓砖上的畏兽（图11），其体型姿态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青瓷墓砖上的畏兽如出一辙，细节样貌也很近似，可以确认是同一种类的神兽。但在这一畏兽的右手上却多握有一条大蛇，蛇张口吐信，怒视畏兽。

  《鲁灵光殿赋》“玄熊舑舕以齗齗”中的“舑舕”一词，又可写作“蚺䗊”。《说文》“蚺，大它（蛇）”，“舑舕”一词本既“吐舌”之意，而“蚺䗊”则可释为“像大蛇一样吐舌”或“大蛇吐舌”。很可能是“玄熊蚺䗊”一语在传播的过程中文义产生曲解，由“黑熊像大蛇一样吐舌”异变为“黑熊、大蛇吐舌”。后人见“蚺䗊”而不能解，于是望文生义，在塑造的畏兽（玄熊）手上增添了张口吐信的大蛇。


  畏兽除常见于梁、柱之下，还出现于墓葬中。如洛阳出土的北魏冯邕妻元氏的墓志上，刻绘有十八尊畏兽，每尊畏兽之侧，并附有榜题。志盖中心线刻一件仰莲，一云龙盘绕于莲花四周，在志盖四角刻划有四个畏兽，并榜题其名“攫天”、“唅噙”、“拓抑”、“拓远”。墓志四缘也分别线刻有畏兽图像，兽旁亦榜题其名，志上侧为“挟石”、“发走”、“擭天”、“啮石”；下侧为“挠撮”、“掣电”、“欢喜”、“寿福”；右侧为“乌擭”、“礔电”、“攫撮”；左侧为“迴光”、“捔远”、“长舌”。施安昌先生考释这些榜题，并对部分榜题的含义进行了解读“攫天、擭天、拓远、捔远、挟石、啮石、礔电、掣电、唅噙、迴光、发走、攫撮、挠撮十三名皆描述神的某种本领或威力”、“名‘长舌’者，其舌特长”、“欢喜、寿福属吉祥语，于佛、道经文中亦有借作专用名称的”、“拓抑、乌擭两名意义不明。”

  元氏墓志上刻划的畏兽形象及其榜题，为畏兽与玄熊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证据，如墓志上的“长舌”与玄熊“舑舕（吐舌头）”之意略同，“拓远”、“捔远”、“挟石”、“啮石”等均应源自“负载”。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如“乌擭”、“掣电”等名称蕴含的功能，是玄熊所未有的，应是玄熊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吸纳其他神兽及其功能的体现。

  “乌擭”可通“乌获（獲）”，为秦武王时代的力士，《史记·秦本纪》“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乌获以力大显世，战国至秦汉的正史与诸子，对其记载不绝，可知不虚。战国成书的《孟子》、《荀子》、《文子》、《韩非子》，汉代成书的《战国策》、司马相如《上书谏猎》、《淮南子》、《论衡》均录其事，可见乌获的力士形象在秦汉人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乌获”几为“力士”的代名词。

  在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中，有一奋力举石的畏兽形象（图12），当为“乌获”（力士）。

 这类举物力士的形象，可以追述至西汉早期，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T形帛画，其下部既绘有一托举大地的巨人形象（图13）。巨人近乎赤裸，仅着犊鼻裈，巨人为人面，其面貌虽与畏兽不同，但大腹凸乳、双臂托举、双腿蹲踞的姿态却与畏兽类似。

  玄熊为负载之兽，力士为扛鼎之人，他们均有力大、身胖的特征。因题材的相同与外形的近似，力士与玄熊这两种图像约在两汉时期逐渐融为一体，最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定型为畏兽。

  这种力士与玄熊的融合，在南北朝时期的图像资料中也能得到体现。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的另一件北齐青瓷墓砖上的畏兽，兽头近人面（图14），耳、目、口、齿均作人形，但身体则与图7的畏兽相同。而在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中，还可以见到畏兽“雷公”的形象（图15）。雷公做畏兽形，青面獠牙、大腹凸乳、肩生羽翼，在雷公的四周，围绕有十三面首尾相连的鼓，雷公手持鼓槌，做击鼓状。

图15

  《论衡》记载汉代的雷公的形象为“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椎之，若击之状。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意也。”将忻州壁画墓中的雷公图像与汉代的雷公记载对比，可以发现“左手引连鼓，右手持椎，若击之状”的姿态样式几无变化，但“力士之容”已由常人变为畏兽。与雷公图像的变化过程类似，元氏墓志上的“礔电、掣电”，应该也是畏兽与电神的形象与功能产生交叉，最后融为一体的。

  至迟在晚唐，畏兽雷公的形象已深入人心，雷公与力士的关系，唐人已不能知。《酉阳杂俎》载雷公之容“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啮之。”这种持蛇畏兽的形象应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青瓷墓砖上的畏兽类似，而雷公的“猪首”，应是畏兽大耳、巨口、塌鼻等面部特征在绘像时有一定的失真，且因畏兽形体肥胖，从而令观者将“熊首”误认做“猪首”。如洛阳西汉卜千秋墓中的畏兽（图16），就类似“猪首”，但其绘于墓室后壁山墙正中，做承梁之形，且下方两侧绘有龙、虎，与徐州画像石上的承梁之熊相同，故应是同一类神兽。

  关于海昏侯墓玉饰上这一神兽的定名，笔者以为当从“畏兽”、“玄熊”、“乌获（力士）”中进行选择。“畏兽”一词本义为辟邪神兽的统称，是近世学界对此类神兽的暂名，既非专指又非古称，不宜再用。“乌获”一词本指秦国力士，亦非直指此类神兽，仅是神兽在形象变化的过程中吸纳了“乌获（力士）”的部分功能，且海昏侯墓玉饰上的神兽不着衣袴、绝非人形，故不宜称为“乌获”。而负柱玄熊的较晚记载，见于初唐王勃《九成宫颂》“玄熊蚺䗊，俯栋宇而危心”，可见初唐时仍能将张口吐舌的负柱（承梁）之兽认知为“玄熊”。海昏侯玉饰上的神兽张口吐舌、怒视露齿、蹲踞相视，与《鲁灵光殿赋》中对“玄熊”的描写基本相同，较之二者，笔者以为将海昏侯墓玉饰上这一神兽的名称定为“玄熊”较宜。

  海昏侯墓玄熊玉饰的出土，将“玄熊-畏兽”的形象提前至西汉中期，为“玄熊-畏兽”的图像谱系变化提供了明确的证据。畏兽的原始形象应是负柱的玄熊，海昏侯墓玄熊玉饰正处于玄熊形象的变化阶段，其形态已与后世的畏兽近似，熊身虽不着衣袴，但体毛较少，腹、乳、手已类人形，可见与西汉早期的人类力士形象已有一定的融合。玄熊被进行了抽象化处理，其面部特征进行了夸张塑造，因而与熊的自然形象产生了一定的差距。

  秦汉以熊为瑞兽，如《诗·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羆……维熊维羆，男子之祥。”郑玄笺“熊罴在山，阳之祥也，故为生男。”《太平御览》（九八〇）引《孝经援神契》“赤熊见奸佞自远”。刘贺墓出土漆盒，将玄熊与龙、凤、虎等辟邪神兽的玉饰配于一体，也为玄熊的辟邪功能提供了证据。

  本文作者：

  夏华清 （江西省博物馆）

  王楚宁（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来源：《南方文物》201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