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大暑时节，我又一次按响了李晓东老师家的门铃，李老师笑咪咪地给我开门，“彭蕾来了啊！”这是第一句，几乎每次都是这一句，“《中国文物报》上关于良渚古城遗址的报道你都看了吗？”这是第二句，总是与时事相关。李老师摇着蒲扇，领我进屋，我们又像往常那样坐在沙发上聊工作聊研究。看我满脸的汗，他手中的蒲扇有意无意地冲我的方向扇着。这么热的天儿，李老师却不开空调，按他的话说“老年人不能吹空调的，这点要特别注意！”李老师衣食住行都非常注意，他说要健健康康地多活几年。据李老师透露，他已经做好了近几年的写书计划。

李晓东，1936年出生于山西省芮城县，1956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选学考古专业。196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从此开启了文物系统工作之旅，与文物保护结下了深深的缘分。这段旅程中，李晓东曾任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队员，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干部，河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国家文物局研究室主任、法制处处长、巡视员和综合财务司负责人等职，曾兼任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研究馆员，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身份角色几次转变，退休后的他，最多被赋予的头衔是“文物法律专家”，他本人常被尊称为“李老师”。

洪水改变了他的专业轨迹

为了贯彻《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做好燕下都遗址“四有”工作，1961年7月，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成立了燕下都“四有”规划组，对燕下都遗址进行有目的的全面勘察和小规模试掘。刚刚毕业分配到工作队的李晓东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参与燕下都遗址调查、普探和试掘，以及测绘和记录。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积累了不少经验，了解了如何处理保护遗址和生产建设之间的矛盾、如何划定重点保护范围、如何组织群众性保护小组等。

1963年7月，仍在燕下都工作的李晓东接到工作队通知，要求回到保定总部，随时准备赴侯马支援考古发掘工作。但突发的洪水阻断了通往侯马的路，李晓东也随之投入到忙碌的救灾工作中，最终没能去成侯马。说到这里，李老师还不由地感叹“真是失去了一次学习实践的良机啊”。不过，现在的他知道，在此之后，将有一个重任等待他去承担。救灾工作结束，李晓东重又回归考古工作。根据队里安排，他执笔撰写了《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刊登在1965年第一期《考古学报》上。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能在考古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其思考能力和笔头功夫初露锋芒。同年12月，李晓东根据组织决定，先借后调到河北省文化局，做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一次偶然的自然灾害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和前程，并令他完成了第一次专业工作的转变，即从考古专业工作变成文物管理工作。

省文化局时期的“一个人时代”

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河北省文化局只有李晓东一个专职负责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干部，上要向文化部文物局（后成立国家文物局）汇报，下要面对十个地区（行署）文化局、十个市文化局（文教局）。李晓东一个人，需要上报、下达、调查、处理文物事业管理各方面的工作，包括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三大块，每一块工作又有若干主要内容。繁忙的工作很苦很累，李晓东需要不断学习，向书本学习、向专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一年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文物保护、考古调查发掘、文物维修、文物市场、博物馆等工作第一线度过。但这一阶段的历练提高了他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能力，也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日后的工作、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郑欣淼在为李晓东著《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写的序中提到的：“长期在河北省文物局工作，从考古发掘到古建修缮，从文物管理到理论研究，这个中国的文物大省给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也锻炼了他、培养了他，提高了他。”

在河北省文化局工作期间，李晓东起草或参与起草了《关于燕下都保护工作的8条意见》《河北省文物管理所工作条例》，以及河北省文化方面的第一个条例《河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草案）（1984）等。此外，他还参与研究制定了我国文物保护工程第一个十年规划：“关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整修工程十年规划”（1975-1984）。时钟的指针回拨到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由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委会和国家文物局领导组成调查小组，调查处理承德避暑山庄问题，李晓东当时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此后又根据国务院领导对调查报告的批示，参与督促、检查驻避暑山庄十多个单位外迁、拆除违建，研究制定“十年规划”，并参与组织规划实施工作。随着“十年规划”实施完成，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基本恢复了原来的格局和特点，并对国内外游人开放。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保护利用，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巩固和加强我国各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李老师表示这是他在河北期间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至今念念不忘。

为文物法律制度的完善添砖加瓦

1986年，因为编制《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第一版），李晓东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负责文物部分框架起草工作，担任文物编辑委员会委员兼文物管理分支主编，撰写文物部分条目、释文，协调各分支稿件。后又作为大型系列工具书《中国文物地图集》编辑委员会委员，起草了编制细则草案，并参与各省文物图集稿件的审改工作。前述提到的两部著作，都是文物事业全局性的基础性工作，是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李晓东为其顺利完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89年，正式调到国家文物局以后，李晓东在局领导安排下主要负责文物法制工作，开始了专业工作的第二次转变，从文物管理工作到文物法制工作。曾经在河北时期积累的丰富的工作经验，加之勤学精神，李晓东很快适应了新工作，参与修法，成为一项主要任务。事实上，早在河北工作时期，李晓东就已经参与了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起草制定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工作期间，他曾起草《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1992）初稿，其中做出的不少规定经过实践检验被吸收到2002年《文物保护法》中。他还全程参与起草1982年《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三十一条的修改工作，这次修改后来体现在1991年《文物保护法》修正本中。这次修改，有两个难点，后来也成为亮点。一个是文物部门是否能享有行政执法权或是说行政处罚权？另一个是私自挖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行为，是否以盗窃论处？李晓东与研究室同事一道，经过对11个省区情况的深入调查，并与全国人大法工委等相关部门领导交流讨论，最终拿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得到认可，即对刻划、涂污或者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尚不严重或损毁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的行为人，文物所在单位可处以罚款或者责令赔偿损失；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构成一个整体，私自挖掘而破坏其完整性就会使其价值遭到损害，故不能简单以盗窃罪论。于是1991年《文物保护法》修正本中删除了这一规定，并且在修正本公布当天，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1996年启动修订1982年《文物保护法》之初，李晓东起草了修法的指导思想、原则和重点，并参与起草文化部报国务院《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退休后仍作为修订顾问继续参与这项工作。

为了向我国介绍国际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以便学习和借鉴，同时遵守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李晓东主持选编出版了《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1993），为了解外国保护文物的法律，借鉴其立法角度和立法技巧，他又主持选编出版了《外国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汇编》（1995）。这两部书是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全面介绍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在国内受到普遍好评，并被广泛学习和引用，也对我国文物法制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外，李晓东两次参加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召开的讨论、修改、制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公约草案的政府专家委员会会议，1995年6月，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通过该公约草案的外交大会。这是我国直接参加制定的第一个保护文物的国际公约。

实践中的理论探索 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

李晓东就是这样边工作边学习，边学习边思考，边思考边写作，除了大量的工作成果，他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1982年第一本书《河北名胜古迹》付梓以来，他出版独著10部，合著11部，其中包括退休20年出版的独著6部，合著4部，出书频率可媲美一级研究员。

这些数量可观的著作中，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系统论述文物管理工作的《文物保护管理概要》（文物出版社，1987），有提出文物法学和文物法律体系概念和框架的《文物法学：理论与实践》（紫禁城出版社，1996），有第一时间出版、最早论述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文物保护法概论》（学苑出版社，2002），有已经9次重印发行、被许多院校作为教材的文物学奠基之作《文物学》（学苑出版社，2005第1版），有囊括文物理论、文物法学、文物保护和文物管理等多个方面的大部头《文物与法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有文物保护基础理论探讨之作《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故宫出版社，2012），有从法制史视角、融入体系思维研究文物保护史的《民国文物法规史评》（文物出版社，2013），有回顾思考中国特色文物保护之路的《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之路》（文物出版社，2019年待出），还有作为文物普法教材的《文物保护法讲话》（法律出版社，1992，主持编写）、作为文博系统培训教材的《文物法规与文物管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主编）、口述史形式的《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文物出版社，2016，谢辰生口述，李晓东、彭蕾整理）、画传形式的《中国文博名家画传：谢辰生》（文物出版社，2019，与彭蕾合著）。

这些丰富的成果充分体现了李晓东重视文物学科体系构建，坚持中国文物保护特色理论体系建设，重视文物法规研究和文物法学理论、文物法律体系构建的学术思想。

工作之余，或是退休在家，完成几百万字的著作很不容易。曾经在繁忙的考古工地，夜深人静时分，他在桌前豆亮的台灯下奋笔疾书，记录着当天的工作感悟和心得；如今赋闲，他依然坚持每天读书看报，了解国家大事和文物工作最新情况，提着有些颤抖的笔，随手记下一闪而过的灵感和想法。李晓东的每一本书，都是他先一个字一个字写出初稿，反复修改到满意，再认真誊写一遍，然后拿着厚厚一沓书稿交到出版社编辑手中。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的笨功夫，成就了他这些洋洋洒洒的著作。

遥想当初，1961年毕业的那个夏天，风华正茂的李晓东同学，与同窗好友李伯谦、杨育彬等相约，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看似长久的约定，到2011年，也已经实现。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李晓东老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以“责任在身，当仁不让”之义要求自己，身虽退休在家，心仍系文保事业，继续默默地对中国保护事业理论不懈探索和努力建设。是什么让他这样坚持？“希望咱们中国文物事业越来越好”，他大声地说。“曾经有人对我说，老李啊，你如果一直干考古，现在名气能更大。”李老师不禁笑道，“我当时就说，名气什么的对我不重要，将来档案中会有我的名字。”是的，李晓东的名字与成果必将在文物事业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不会忘记，时间会来见证，他的努力，他的坚持。让我们尊称一声“李老师”！

临别时，李老师特意嘱咐，希望借助《中国文物报》这个平台，给广大文物工作者带去问候，提醒大家保重身体，并希望大家在实践当中认真总结经验，为文物保护学科建设和文物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来源：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作者：彭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