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和基本载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物事业取得了诸多成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示60多次，莅临文物博物馆单位考察指导30多家，出席文物领域重大活动20多场。十九大报告又明确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给出了新时代文物工作的总纲领。值此之际，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文物局刘玉珠局长。

文物事业发展取得全面进步

记者：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的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刘玉珠：今天上午，我和一位在地方文物部门工作的同事谈话时，我问他，“你在地方做文物工作，感到有什么变化吗？”他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县一级地方政府工作，那时当地还未设专门的文物机构，只是有人分管，如今当地政府已经正式设立了文物局；原来文物工作基本没有经费，现在每年都有足够的财政经费保障；过去当地博物馆门可罗雀，现在不仅免费开放了，而且展览得到了提升，前来参观的人很多，一到节假日甚至要排队。

这位同事介绍的情况，实际上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物工作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之初，不少地方政府认为文物工作是“包袱”，因为文物需要政府拿钱来修、拿钱来管，责任重大，却不能在短时期内给地方创造财富。现如今，各地都已经意识到，文物资源不仅仅反映了这个地方的文化积淀，同时也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

4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伟大实践，文物价值和文物保护得到社会普遍共识，文物事业发展取得了全面进步：

文物安全严峻形势得到明显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资源对文物进行大规模保护和修缮。改革开放后，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文物安全工作投入了大量物力、财力和人力，我国文物安全整体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好转。

国家文物局陆续开展了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基本摸清文物家底，先后公布了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处、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2万余处，针对濒危文物进行重点抢救和保护。全面完成文物安全状况大排查行动，累计排查各级各类文博单位23万多个；2018年9月，与应急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博物馆与文物建筑消防安全大检查。防范和打击文物领域犯罪活动的力度不断加大，与公安部建立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部署开展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破获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被盗案、清东陵被盗系列案、殷墟遭受盗掘系列案件等一批大案要案；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三批30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已经到案27名；与海关总署开展打击文物走私违法犯罪行动；与国家海洋局开展水下文化遗产联合执法巡航行动；与工商总局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组织实施文物安全领域重大工程，文物法人违法案件专项整治行动和长城执法专项督察取得成效。

文物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断彰显。改革开放40年来，文物工作逐渐从经济建设的“包袱”，成为城乡发展的文脉和资源。

文物工作与国家重大战略紧密结合。1992年起，先后配合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国家重大战略性工程开展文物抢救保护工作。近年来，文物工作积极配合“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全力支持配合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冬奥会等重大建设。文物工作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相结合，实施古建筑和传统村落保护工程。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与旅游业相结合，目前我国60%的旅游资源都与文物有关，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等。提升博物馆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1978年全国文物部门登记博物馆数量为349个，年均参观人次约百万级，现如今博物馆数量近5,000个，年参观人数将近9亿人次。

文物工作保障体系机制建设成效明显。全国文物从业人员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6万人发展到2017年底的16余万人，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政治和业务素质、结构比较合理的文博人才队伍。从中央财政到各级地方财政，对文物工作经费的专项资金投入都有了大幅增涨，中央财政文物保护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978年为0.07亿元﹙人民币,下同﹚，2018年为108亿元。文物法制从无到有，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6部行政法规、7部部门规章及一大批地方立法共同构成的文物法律制度体系。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文物“金名片”熠熠生辉。40年来，我国共有1,000余项文物展览走向世界，外国观众超过1亿人次，馆际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日渐丰富。从1993年参与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修复国际行动开始，先后在6个国家参与8个项目的保护修复工作，联合考古合作覆盖了12个国家15个项目，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另外，我国与20个国家签署了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双边协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文物遗产机构的合作广泛而密切。

中央全面部署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记者：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在《若干意见》指导下，国家文物局将如何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刘玉珠：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示60多次，莅临文物博物馆单位考察指导30多家，出席文物领域重大活动20多场。十九大报告又明确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若干意见》将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纳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域，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直指当前文物保护利用改革中的重点、难点，提出16项主要任务包括出台政策性规范文件、修订文物法，还涉及到一些现有政策的突破，如激发博物馆活力和文创产品收益分配问题等。可以说，每一项都事关全域，意义重大。

记者：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53处，名列世界第二。如何评价中国在世界遗产事业的地位和实力？

刘玉珠：从量上来讲，我国目前已有53项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进一步做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利用工作。从今年开始，世界遗产委员会已实行“新限额制”，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对自己有更高、更严的要求，吸收国际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申报项目进行更严格的筛选，对申报成功的遗产地进行更多的服务指导，在保护好遗产的基础上，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全球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特殊”政策支持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建设

记者：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与香港方面主要有过哪些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刘玉珠：香港回归祖国20多年来，国家文物局与香港特区政府交流合作，为保护利用香港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其一，实现内地与香港文化遗产领域机制性交流。2017年11月，在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见证下，我与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共同签署了《关于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更紧密安排协议书》。该协议的签署，进一步规划和扩展了未来内地与香港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合作前景。

其二，打造内地与香港文化遗产专业交流的明星品牌。在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国家文物局与港澳联合举办了三届文化遗产活化再利用研讨会。目前，该研讨会已成为内地与港澳地区共同参与的文化遗产机制性专业交流平台。

其三，扎实推进内地与香港合作打击文物走私务实合作。香港作为自由港，文物交易市场非常活跃。2017年我访港时，向林郑月娥特首通报了内地在打击文物走私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已做工作，并提出希望与香港在打击文物走私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之后，合作打击文物走私被作为重要内容列入《关于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更紧密安排协议书》。截至今年9月，我们与香港特区政府合作完成了共7场打击文物非法贩运主题讲座，培训对象涵盖香港海关、警方、拍卖行、藏家、公众等800余人次。

其四，助力香港参与“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交流合作。去年，在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国家文物局与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合作主办的“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文物展，突破性地完成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文物首次聚首，成为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国丝绸之路文物联展，在香港和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

其五，合作开展面向青少年的文化遗产教育交流活动，弘扬爱国精神。2017年和2018年，我局与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合作，连续两年举办“内地与港澳中学生文化遗产暑期课堂”，先后组织70名港澳中学生赴浙江、河南等地，通过文化遗产讲座、博物馆和遗产地参访、考古实践等方式，让港澳青少年走近了解我国的文化遗产。我关注了媒体报道，香港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谈了他们的真切感受，很让人感动。

记者：目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在积极建设中，国家文物局将如何参与支持该项目？

刘玉珠：2016年12月，林郑月娥特首与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在北京签订合作备忘录，启动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项目。签字仪式举行时，我也在场。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积极推动、促成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项目，并且还给予了一些特殊政策来保障实施。依照以往政策，对一般展览所展出的一级文物的数量和时间都有严格规定，比如最长展出时间是一年。在讨论文物在香港展出时限问题时，我们说可以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在极特殊情况下，将展出时间再延长一年。目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在筹建当中，国家文物局对此始终持积极支持态度。

（原文发表于2018年11月号《紫荆》杂志）

（来源：紫荆网 作者：魏东升,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