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秦汉政治史与制度史。与会的30余位专家就秦汉国家治理、政治关系、皇帝制度、政区地理、职官、爵制等问题发表了学术见解。具有代表性者，如卜宪群从宏观上和理论上探讨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不同社会形态阶段下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的发展演变；赵国华通过解读汉三祖的遗嘱，分析后人对其历史评价，揭示出他们务实、谦卑的人格素养和政治品格；刘瑞根据考古资料认为“汉承秦制”历史记忆背后隐藏的实际是汉初君臣对秦朝皇帝制度的破坏和扬弃；沈刚以简牍材料为基础，重新梳理了诸官系统在秦汉时期的流变，并探讨了变化原因；金钟希指出临湘县县廷与外部属官的基本结构来自于秦代，但有关司法的史系统属吏明显增加，县廷和县令的权力得到增强；孙闻博通过对《秦封泥集存》所见秦县封泥资料的研究，考察了秦代玺与印、通官印与半通印、吏员印与官署印等用印制度。专家学者的报告，无论是对宏观理论问题的综合考察和梳理，还是对职官、地理等具体问题的细微考证，都建立在严谨、扎实的实证基础之上，体现了秦汉史研究一贯朴实的治学风格。

　　二是秦汉经济史与法律史。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秦汉经济与法律制度研究。近30位与会专家集中探讨了户籍、财政、土地、徭役、律令、司法等问题。代表性的学术认识，如王彦辉指出，户籍制度研究对于揭示秦至清专制制度的本质、管理方式演变的影响等显得尤为重要；臧知非论述了汉代“事役”的结构与货币化，指出《逋簿》是农民负担累进叠加的直接证据；贾丽英根据里耶秦简“产子课”及“徒簿”探讨了徒隶的身份、生活状态、所做事役等问题；代国玺指出堂邑县居民多散居，自然村落星罗棋布，表明汉代的邑居面积统计方法是“整片”式的；张荣强探讨了孙吴变“计断九月”为“岁终为断”的财政年度，并分析了中古财政年度变革的史实和原因；曹旅宁通过新出兔子山遗址汉律律名强调了萧何次律令的历史功绩。与会专家的报告，既有对相关制度的细致考证，也有以宏观视角探讨长时段历史的变迁。

　　三是秦汉军事史、民族史与广西区域文化。与会的23位专家，就此类问题作了学术报告。代表性成果，如王子今指出秦“尉屠睢”“监禄”的政治军事行为不仅作用于南越地方史，也有益于中原文化与南越文化的交融，具有开启新的政治格局与文化方向的意义；晋文将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分为三个阶段，在强盛时逼迫汉朝承认匈奴的大国对等地位、在转衰时要恢复和亲、在衰亡时对抗；史党社对战国至秦代的秦蜀关系史料进行了详尽考证；李德山探讨了秦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管理，并重点分析了由此给东北地区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张云华认为婚制变革在拓跋鲜卑族形成和向文明演进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江田祥认为以灵渠为纽带的湘桂走廊是沟通岭南与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但不宜过高估量灵渠的实际功用；何海龙、韦宝晶对句町国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考证，分析了两汉时期西南地区“郡县化”的历程，为探讨汉代西南古国同中原王朝的互动提供了实例；朱圣明认为汉代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边民的身份特征漂移于华夷之间。与会专家的报告，内容丰富、角度新颖、视野开阔，扩大了秦汉史研究的思路和视野。

　　四是秦汉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40余位与会专家就秦汉思想观念、人物名讳、伦理教化、祭祀信仰、经典流变、饮食疫病等诸多方面作了学术报告。代表性的学术见解，如周天游强调从秦汉历史的变动中去看《史记》，揭示了《史记》对于大一统国家构建的重要意义；李振宏指出贾谊的人生悲剧根本问题在于其思想家禀赋与政治家身份的内在冲突，身份错位造成了人生悲剧；宋艳萍分类梳理了汉代画像中的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观念；陈志远在严格的史料批判的基础上，复原了汉地舍利信仰确立和传播图景，重新考虑汉地与犍陀罗舍利信仰的异同；琴载元考察了简牍时代《史记》写本的源流与传承过程。与会专家的报告，内容全面，材料丰富，方法灵活，视角独到，为我们展现了秦汉历史图景的多元样貌。

　　五是秦汉考古文物与出土文献。29位与会专家利用秦汉简牍、玺印、画像、碑刻等多类型材料提出诸多新见。代表性学术见解，如张春龙详细说明了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简牍保护整理工作，并向学界介绍了一批新材料；李均明利用秦汉简牍材料探讨了秦汉时期涉水通道的多种形式；马怡利用汉晋图像、结合文献记载解释古代口中调理笔墨的行为；邬文玲释读出《先令券书》的立券人籍贯是舆高都里；李忠林据胡家草场《日至》简，指出汉初历法的节气推排依据的是颛顼历；小林文治考察了楬的分类、形状、文字、具体机能及其与简牍的关系，指出西汉到东汉木制的楬向石制转变的迹象；薛梦潇围绕樊敏碑对其个人生命史进行了研究。与会专家的报告，既深入挖掘物质载体上的文字内容，也高度重视出土文献的考古属性，复原考古场景，提升了出土文献研究的深度与精细度。

　　综上所述，本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对近年来秦汉史研究的全面梳理，呈现了诸多鲜明特征。第一，充分发掘新史料和新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呈现了秦汉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第二，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进行了翔实的探讨，辩驳旧说，提出新知，厘清了诸多历史迷思。第三，采用多元、多学科的研究视角，推进了对秦汉法制、行政制度、思想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第四，检讨研究现状，反思研究方法，探讨秦汉史学科基础理论，进一步指明了秦汉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在本届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秦汉历史问题的深度探讨，必将为今后秦汉历史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秘书处）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2月3日第A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