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文分析了木椁墓缩微门窗在战国至西汉墓葬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反映的观念变迁。与西汉以后形成的具有实用性的室墓构件不同，缩微概念下的椁墓门窗实际是“不可见”的象征物。无论采用彩绘或木构形式，还是作为衍生而来的叙事画像系统的一部分，这些“假”门窗将封闭的木椁推向了内部的通达，也在图像题材和意义上为画像石墓和壁画墓的盛行作出了铺垫。

关键词：墓葬建筑、木椁墓、门窗、丧葬观念、缩微

战国至西汉之际，中国墓葬的礼制、形制和景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学界给予关注最多的问题包括用鼎、多重棺椁等制度的消亡，墓葬地下建筑的变革，以及与祭礼改革有关的陵园建筑转型。[1]本文主要着眼于这一阶段木椁建筑的特征和发展。黄晓芬根据详实的案例分析，提出从战国到西汉发生了椁墓衰退、室墓兴起的划时代演进，备受重视和认可。[2]笔者试以木椁门窗为线索，思考出土实物反映的观念背景，并发掘其在墓葬物质性、视觉性流变中的意义。

在已知的考古材料里，战国至西汉的木椁墓中缩微门窗持续出现，既有绘画，也有木构。缩微，即相对模仿对象而言尺度不同程度地降低，以至“貌而不用”。比如，门扉的高度小于人的直立高度。结合木椁的平顶箱式构造[3]，可知这些缩微门窗都是象征性的建筑配置。不过，连通或者意在连通墓内空间的门窗从一开始就反映出人们改变丧葬传统和重塑墓葬形态的尝试。

一、战国木椁墓的门窗画像与木构门窗

战国木椁墓中的门窗主要应用在楚地。首先应提到与楚国相邻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该墓建于战国前期，在曾侯乙内棺（图1）和多具陪葬棺的立面以漆绘制门或窗，还在主椁箱四壁和外棺留出表示门道的方孔。[4]尽管椁内总高度很大，但是这些门窗均被缩小了。内棺通高不过1.32米，最大的方孔仅高0.6米。[5]男主人内棺的足挡绘“田”字形窗，侧挡各绘一对门扉，两门合成一个“田”字形；女性陪葬棺体量远远减小，21具中有11具绘窗，包括“田”字形和“口”字形，1具绘门，即东箱5号棺。有助于辨别门的图像是，山东临淄同时期的漆器展示了门与屋宇的组合关系，部分还画有出头的楣和槛。[6]（图2）

图1 曾侯乙内棺，采自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战国早期的礼乐文明》，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图2 郎家庄1号墓漆器图案，采自《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82页

曾侯乙墓与楚墓的特点有许多不同，然受楚文化影响很深。[7]作为最早且等级最高的战国案例，该墓门窗画像至少代表了此类做法的初始面貌，而且由纹饰风格推断，源头可能来自强大的楚。

学界对曾侯乙墓门窗的共识是，它们用于表现墓主人灵魂或所谓魄的行动道通。[8]整个漆棺代表的则是墓葬男主人黄泉住宅的核心，如《楚辞·招魂》所云：“像设君室。”[9]特别的是，巫鸿从战国墓的狭小孔洞等一系列材料出发，提出了灵魂的无形以及墓葬美术的微型等概念，富有启发性。[10]在这种明显缩微的门窗外，实际上曾侯乙外棺四面的漆绘也模仿了门扉[11]（图3），门扉四周有框架结构，棺内壁还阴刻对应门扉的方框，寓意门扇可以开阖。这些门通高达到2.1米，相对而言显示出非凡规格。形式相近的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漆绘门可与之对照，但尺度缩减。

图3 曾侯乙外棺足挡，采自东京国立博物馆：《漆艺描绘的神秘世界：中国古代漆器展》，东京美术株式会社1998年版，第20页

战国中期的天星观1号墓体量出众，含七个箱，绘出九处共11扇纹饰相近的门。[12]门高基本稳定在1.3米，位于棺箱周边各箱的内壁，象征通往壁后空间的门道。有三组共6扇门扉各呈分居椁壁两面的对应关系，表示同一门道，暗示出与入。（图4）门有楣和柱，两扇为一对，每扇均饰以复杂的“田”字形图案，在同时期的江陵李家台4号墓中，有两处样式相仿的单扇木作门扉。[13]后者高度约合前者一半，没有纹饰，奇特的是装了两个铺首。（图5）更简单的漆绘门出现在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墓中。该墓亦属战国中期，规模与天星观1号墓相当，门高1.1米，仅用白色画出门扉和门框，减省明显。[14]（图6）天星观1号墓主人是封君，长台关2号墓主人至少是大夫，而曾侯乙则为国君，三墓都代表战国较高等级葬制。高崇文认为，在椁内绘画即《礼记·丧大记》所谓“里椁”，一般则张挂丝织物。[15]

图4 天星观1号墓漆绘门，采自《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77页

图5 李家台4号墓木门，采自《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第24页

图6 长台关2号墓剖面图，采自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天星观1号墓的门有红、黄、蓝色，含菱形连续纹样和云纹；曾侯乙外棺的门被立柱隔成“日”字形，纹饰风格基本一样，有黑、红、黄色，含圆涡纹、卷曲龙纹、绹纹等，图案繁多，并附加阴刻线，更为精细。即使如此，对于这些鲜艳华美的画像，并不存在预设的观看视角。木椁空间为摆满随葬品而设计，在建墓时，椁壁或外棺的门逐渐被器物遮挡，最终只能在想象中生效；内棺门窗因为被外棺包裹，甚至完全离开视线。

稍晚于门窗画像的出现，木构形式的门窗在低等级楚墓中扩散开来，尤以湖北荆州一带最为常见，湖南长沙次之，不过墓例的绝对数量和比例较小。[16]这些木构门窗存在一定的规律，沿用较久，秦灭楚后依然。所涉墓葬结构简单，常作棺箱、头箱、边箱的组合或仅具前二者，由于体量削减，门窗尺度也不大，高度多在1米以内。它们分布在椁箱间的隔板之上，绝大部分素面无饰，门作对开或单体门扉，大多数能够转动，窗为透雕，含“田”字形和棋格形。（图7）门出现的频次远高过窗，究其原因，应是现实中门可供人穿行，在墓内辟门有利于说明墓内空间的连通。黄晓芬强调它们是极力再现实物的模型，名之“模造门扉”。[17]

图7 溪峨山2号墓不可转动的木门和“田”字窗，采自《考古》1984年第6期，第516页

本文以湖北江陵雨台山墓群[18]为例，对此种门窗进行简析。雨台山554号墓分三箱，在棺箱前侧和旁侧的隔板上各设置了一对向内的木门，即门的正面在头箱和边箱中，从外部向棺箱开启。（图8）两门高度略过1米，后一处更完善，有楣、柱和枢。雨台山169号墓分两箱，只在头箱旁的隔板上开门，尺度小于前者，结构相似。前两墓都属战国中期，而同一时代的雨台山321、406号墓设有方形窗孔。立体、通透的门窗意味着诠释居室层次的另一种有效手段，但狭窄的木椁令这类具体而微的建筑元素几乎止步于图像的功能——逼仄的椁内空隙不足以供门扉开启，门枢形如虚设。

图8 门扉可转的雨台山554号墓透视示意图，采自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战国木椁墓木构门窗的总体样式与漆画相仿，但省去了纹饰，进一步缩微，应受高等葬制影响而创造。另外，与高等级墓一样，低等级的楚墓仍以主人的位置为中心，围绕着棺布置门道和窗口，尽可能地开拓灵魂活动的路径。《道德经》曰“凿户牖以为室”[19]，门窗是构成居室的必备要素，也提供了出入的通道。这令我们容易理解，从观念上来说，战国墓葬中“室”的概念的确已经奠定。[20]

诚如巫鸿所论，灵魂无形，本不需要尺度，微型或图像同样奏效。但我们仍需回归实物，从规律来看，楚墓都是竖穴墓，木椁皆为箱式，墓道底端或地表高于椁的上端，椁、棺等结构主要按照自下而上的次序垒造和放置。[21]缩微门窗虽调用了视觉或实体形式，依然拒绝生者的目光或实际的动态使用，也就只能称作假门和假窗。严格地说，目前所见的楚墓未能实现物质层面的墓室。

二、西汉木椁墓的缩微门窗和相关图像

进入汉代后，一方面新的墓葬形制很快诞生，另一方面木椁继续沿用。黄晓芬在论证室墓的形成过程时，认为墓葬地下建筑从水平方向对外界开通是一个重要突破。西汉时期，一些诸侯王级的崖洞墓、石室墓乃至木椁墓十分宏伟，在墓道尽头设置墓门。墓门处和墓门以内的各个位置，可以完全打开且高过人体的木、石门扉方便生者经过，使人能从容地进出墓葬并行走于其间，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墓室产生，墓葬成为室墓。[22]（图9）这些门突破了缩微与遮蔽，已伴随墓葬形制和丧葬观念的发展走向了另外的思维模式。对此本文暂且按下不表，把视线转回缩微的门窗。

图9 刘胥墓回廊门道与木门，笔者摄

从战国到汉代，木椁墓缩微门窗的做法既有延续性，也实现了创新。与前代相比，西汉木椁墓开设的缩微门窗数量大为增加，在地理分布和表现方式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情况面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在一些中等规模的墓葬里，使用了较大的门窗，但建筑的整体尺度仍显缩微，地域超出了原来的楚国范围[23]；其次，除南楚的两湖地区[24]外，东楚的江苏扬州在汉代成为制作木构门窗的中心；再次，扬州一带的木椁墓在塑造门窗时，形成了以门窗为中心的木刻画像系统。对这些现象，下文分两个角度进行详细分析，尤其是在缺乏讨论的扬州汉墓门窗及画像部分，这部分也是汉代木椁墓的缩微门窗较之先秦有长足革新的体现。

先谈对旧传统的承接。诸侯王室的西汉木椁墓也见缩微木门，且保留着战国遗风。湖南长沙文景时期的长沙王后渔阳墓在前箱四面设木门，在后面较窄的回廊里安三道门框，形制效仿诸侯王墓而大为简化。[25]（图10）这里木门高及1.7米，绝对尺度接近王墓水平，从单体结构而言介于实用和象征之间，但是墓葬空间与王墓相差很远。因而，渔阳墓不能像某些王级木椁墓那样进入室墓的行列，门还系虚设。渔阳墓刻字称木门为“户”，样式类同雨台山楚墓等处木门的放大版本。该墓侧重于在木椁偏前的位置安门，也和先秦的趋势一致；有所进步的是，这里墓道和椁底板衔接了起来，第一道门已经安在椁箱外壁，形式上构成了墓门，和王墓同理。综上，此种墓葬中的木门受到椁墓和室墓的双重影响，颇显特殊。扬州西汉后期的“妾莫书”墓主人也来自王室，前箱四面有木门，结构很像渔阳墓，惟体量稍小，门也更加缩微了。[26]

图10 渔阳墓木椁结构，采自《文物》2010年第4期，第9页

郢都故地湖北荆州的西汉木椁墓忠实地沿袭了战国低等级墓制。[27]西汉前期的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即突出的一例：在棺箱和头箱间设一对门扉，棺箱和边箱间设两对门扉，门的尺度和结构皆如雨台山554号墓，但门的附近增开7眼内安横条的窗。[28]类似的情况也见于扬州附近的东阳城遗址，只是时间上有所推后，窗式趋向复杂。[29]东阳城毗邻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后归广陵郡治下，与扬州关系密切。此处的西汉中后期墓属于一个组群，横跨江苏盱眙和安徽天长地界。天长北冈6号墓是典型例子，在划分棺箱、边箱和头箱的隔板上安设了许多门窗，门对开，窗透雕，分直棂和网纹两种。（图11）在汉代的陶楼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门窗于地面建筑整体中的布局。（图12）

图11 北冈6 号墓透视示意图，采自《考古》1979年第4期，第323页

图12 河南焦作东汉陶楼局部，采自河南博物院：《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 年版，第22 页

以下细说新系统的建立。所谓新系统，指围绕木椁门窗形成的前所未见的各类木刻画像。西汉中期至后期，这种画像系统集中出现在扬州地区的中小型墓里。这些墓的形制同样承接战国低等级墓制，外部封闭，内部“通透”，可开启的门或雕刻而成的门、窗高度也较小，一般在1米以内。而含门窗在内的画像主要分布在边箱旁的隔板上，有时延伸到头箱旁的隔板，甚至于椁盖下方的“顶板”[30]，立放的隔板上画面朝向棺室。之所以改变优先在墓内前部开门辟窗的做法，可能是横长条形的边箱隔板更利于大幅画面的构图。[31]

扬州西汉木椁墓画像内容丰富且组合方式不一而足，大致包括以建筑正立面形象为主的画面以及增添了人物的场景。除对开门扉外，画像常使用浮雕或透雕手法。在此试举一些已公布的案例。胡场5号墓（王奉世墓）和凤凰河20号墓只见浮雕画像，前者刻门道、日月和穿璧纹，后者刻楼阁和穿璧纹。[32]（图13、图14）一层设门、二层设窗的楼阁颇为常见，而且还诞生了双栏构图，上下栏各含独幅画面。约为宣帝时期的胡场1号墓将独立的门窗、楼、阙等建筑画像错杂布置于上、下两栏，楼、阙有完整轮廓，分别构成自足的画面，楼有门或窗，阙下则立着一对门吏。（图15）与上下栏相对应，该墓边箱也被分成了上下层，内部架设缩微的楼梯，在空间上延续了平面画像组合所代表的居所。[33]这种有关多层次建筑外观及内景的塑造，微妙地对应于《楚辞·招魂》的描述：“像设君室，静闲安些。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34]平面中的画像分栏和垂直方向的空间分层共同强化了椁箱结构对墓主居住范围里院落、楼阁的暗喻。

图13 胡场5号墓隔板画像，采自《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4页

图14 凤凰河20号墓隔板画像，采自《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第81页

图15 胡场1号墓的两栏画像，采自《文物》1980年第3期，第2页

不同于曾侯乙墓内棺所见神怪，胡场1号墓的人物使图像叙事愈发明晰，墓主的幽冥生活指向对现实的全面复现。有意思的是，该墓在头箱中靠近缩微门窗的位置，还有另外两幅绘在木板上的彩色人物画像，表现了包括墓主人宴饮在内的众多场面，让人联想到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彩绘墓室壁画。[35]对于胡场1号墓，我们甚至应该把平面的画像和立体的木俑联系起来观察：这座用各种视觉形式诠释墓主灵魂存在方式的木椁墓，尽管空间窄小密闭，却蕴藏了内部通达的家宅环境和动态化的家居情景。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用“象”的观念来解释西汉墓葬中的俑等随葬品及其组成的场景，她写道：“就好像高高在上的神灵向下俯视一个完备的微型世界。”[36]

现实情况下的不可见，是以门窗为中心的西汉木椁画像未能超越战国缩微门窗的一面，但汉代人在叙事性方面卓有建树。近年，相关展览提供了部分零散的扬州木椁门窗材料。[37]在扬州博物馆展出的胡场20号墓的隔板上，画像很具综合性，楼阁建筑和门窗形式在其他墓例中均能找到类似做法，特别之处在于船。（图16）该船设屋，后部一人执舵，前部应是划船的人群，与江陵、广州西汉墓中的立体木船可以对照，都折射了人间的真实对象，只是手法互不相同。[38]与随葬车马一样，对船的刻画意指墓主人离开家宅的出行。张衡《冢赋》称：墓内有“大椁”“玄室”，“奕奕将将，崇栋广宇”，墓外的“掖门之西”，则“舟车之道，交通旧馆”。[39]这些景象和20号墓描绘的家宅内外的情形大体能够联系起来，表示墓主人的灵魂除了安居堂室，还需要水陆出行。

图16 胡场20号墓隔板画像，笔者摄

行船以及楼阁顶部飞翔或跃动的鸟兽均叙述了居住环境之外的天地，呼应于5号墓中的日月等天象。[40]这种做法进一步扩大了墓内画像所表现空间的范畴，构建了逝者的世界，并赋予其时间属性。至此可知，西汉墓葬终于超越了战国木椁墓以门窗塑造静态家宅内景的模式，在观念层面大为提升椁中境界的广阔程度。与此同时，西汉木椁门窗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它们不再仅是建筑构件的象征，而是兼具绘画性质。绘画的回归，回应了最早的木椁门窗，也引出了本文后续的思考。

三、木椁之外：图像与材质

总括使用缩微门窗的各类战国至西汉木椁墓，绝大多数案例发现于长江流域，并且呈现自中游向下游传播的趋势，根源应该是楚的丧葬文化自原来的腹心向东部弥散。[41]如前所述，汉代缩微门窗不囿于楚文化版图，但中心还是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域只有零星的例子。[42]这些墓葬门窗虽形式、位置、尺度、组合不尽相同，却反映了颇为统一的理念，即模仿现实中的建筑结构，以缩小的木椁比拟逝者的居室，以至更大的天地。

自战国前期的曾侯乙墓起，相对高大和华美的门窗表现手法即应用于高等级墓葬，而且辐射至低等级墓葬。直到汉代出现成熟的室墓，“假”门窗的概念才被突破，最先在一些大型墓中形成具备实用性的门窗。从已发掘的设计复杂、规模拔群的西汉诸侯王级木椁墓来看，其对同时期中小型墓的营建启发良深。比如，将诸侯王墓回廊部分的双层结构简化，就形成了较低等级墓中的分层椁箱，这又促使缩微门窗与庭院式、楼阁式的图像或空间结合，进而出现了景象更广大的画像体系。[43]

墓葬建筑材质的分野受到地理环境和资源的制约，却不应成为割裂丧葬观念的鸿沟。木椁墓的门窗之外，尚有诸多值得探究的问题；换言之，以门窗为中心的木椁画像可以放在大的墓葬背景下观察。

其一，木椁、石椁血缘较近，时间上大致共存的扬州和苏鲁交界地带的椁墓及其画像存在有机联系。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苏北、鲁南交界地带石椁墓的画面臻于饱满，图像题材激增。[44]其中，惯见的门阙、装饰性的玉璧图案（琐纹）以及与人物结合的建鼓等内容均与扬州木椁墓相关画像构图非常近似。例如，山东临沂的西汉庆云山2号墓内在屋宇画像两侧刻穿璧或玉璧，江苏沛县时代稍晚的东汉栖山1号墓石椁内外皆有画像，可分成多个段落，阙、楼占显要位置（图17）。[45]栖山石椁墓的双人击建鼓与扬州胡场20号墓双阙间同一题材的画面相像程度很高，甚至在鼓的上方表现了同样的树。

图17 栖山石椁墓外壁画像，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4·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不惟图像细节，事实上，木椁和石椁间的鸿沟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轻松逾越：石椁中象征门道的双阙等图像起先被布置在内壁，没有观看的条件，一如木椁墓的设计思路[46]；东汉以后，石椁的扩大和开通最终催生了石室墓，其过程中椁壁开门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所用缩微石门即类同于高等级木椁墓对外开放的墓门。[47]（图18）

图18 江苏泗洪重岗石椁墓平、剖面图，采自《考古》1986年第7期，第615页

其二，仿效并代替木椁的砖椁——空心砖墓也需纳入本文视野加以考虑。河南地区西汉以来的空心砖墓图像内容巨丰，涉及现实和神异对象。空心砖墓有时被划入壁画墓、画像砖墓之列，实际构造是起源于战国的砖椁。[48]这些砖结构墓尝试了多种缩微门窗，特别是西汉后期以后的一些案例，与扬州门窗及画像可资比较。洛阳烧沟61号墓内中段设置砖砌门框，门上梯形隔梁的正面有极形象的彩绘砖作门窗（图19），网纹窗上有一行璧形装饰，周边广布雕刻和壁画，背面含扬州木椁墓所见对置日、月。[49]梯形的顶部构造使该墓内部高敞，允许生者进入，墓室中的人能够看到隔梁两面的精细绘画。约在两汉之交的荥阳康寨空心砖墓则在砖构墓门上方安设了一对小型砖阙，阙身模印画像很多，阙间有一个鹿首。[50]由于图像朝外，也利于观看。这两座墓和传统的平顶椁墓形制迥异，代表了河南砖结构椁墓向室墓的转化。

图19 烧沟61号墓隔梁门窗，采自《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图版6

上述门、阙的含义需在新的语境下分析，特别是联系画像组合与位置进行观察。对这些居于墓葬高处或墓门的门和阙，学者们多认为与汉代人相信的仙界有关，可视为“天门”。[51]这和前文所涉木椁、石椁画像中神灵的现身理路趋同，都从比拟现实走向了烘托神异气氛。抛开仙界表现，单就烧沟61号墓门窗的形式而言，本就足以令人想起木椁画像；另外，西汉空心砖墓在对外开通之初，曾使用木质对开门扉，也极似木椁墓。[52]

以上砖、石材质的椁墓皆处在先秦楚文化版图的周边或边缘，进入汉代后容易吸收楚的因素。以缩微门窗为线索，可以推测，扬州实例所反映的木椁画像做法对石椁、砖椁中的图像建构起到了启示作用。

多方面条件与潮流的交织产生了墓葬传统跨地域的差异和传播，而走向室墓的进程是统一的。随着墓葬建筑在空间和视觉方面的持续进步，人们对墓内门窗的运用很快走向了新的境地。新莽时期，河南洛阳地区在砖结构墓的演进基础之上，突显出墓室居室化的飞跃：在小砖砌筑的穹隆顶墓室里，不仅有立体的仿木砖作，还有影作木构壁画，尺度也有所升级。[53]缩微体现的象征理念因墓内空间的真正畅通而逐渐隐退，墓室与其图像强烈地召唤着与生者身体和眼睛的互动。（图20）经此转折后，种类多样的东汉墓室门窗便迭相问世了。

图20 河南洛阳金谷园新莽墓的高大前室及砖作门窗，采自黄明兰、郭引强：《洛阳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四、小结

限于墓葬形制或规模，战国至西汉木椁的缩微门窗在观念上实现了墓内空间的通达，进而以图像的方式辅助营造了黄泉世界。这些门窗虽不乏精细的制作，甚至结合了叙事性的描绘，但仍属于“不可见”的虚拟对象。当把西汉木椁墓与同时期饰有图像的其他类型墓葬——画像石墓、壁画墓等勾连起来，建立整体史的视角时，我们可以发现，承续楚制并衍生画像系统的缩微门窗预示并铺垫了墓葬美术空间性与视觉性的两全。在从椁墓到室墓的转型中，门窗元素的历史意义因此浮现。

感谢李则斌、刘刚、闫璘、汪华龙、左骏、张闻捷、秦宗林等先生为本文的完成提供帮助！

注  释：

[1] 俞伟超最先对早期中国墓葬的地下建筑作出形制概述，认为汉武帝前后出现了“周制”与“汉制”的区分，而且随葬用鼎传统同时瓦解，参见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124页；《关于用鼎制度问题》，《文物》1979年第9期，第73页。赵化成认为东周的多重棺椁制度在西汉衰落，参见载赵化成：《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研究》，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4页。巫鸿总结了战国时期祭祀场所从庙到墓的拓展，论述了由此产生的陵园景观的长期变迁，参见（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154页。

[2]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70-95页。

[3] 目前所见木椁基本都作平顶，即使以两面坡顶模仿地上建筑，椁箱主体也设有平顶，参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50页。该墓地推测为战国中期，或属东周天子家族，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一号战国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2期，第635-654页。

[4]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5页、彩版1、图版8-10和12-18。

[5] 小型方孔见于其他战国楚墓，参见王从礼：《楚墓建筑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页。

[6]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73-104页。另一图像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战国铜壶的刻纹，参见游国庆主编：《吉金耀采：院藏历代铜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5年版，第140-141页。

[7] 郭德维：《曾侯乙墓并非楚墓》，《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第76-79页。

[8] 郑曙斌：《楚墓帛画、镇墓兽的魂魄观念》，《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第82页；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65-68页；GuolongLai,ExcavatingtheAfterlife:theArchaeologyofEarlyChineseReligion,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15,p.74；（美）巫鸿著，王磊译：《战国时代的美术和建筑》，（美）巫鸿著，郑岩编：《无形之神·巫鸿美术史文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5页。

[9] 转引自贺西林：《战国墓葬绘画的风格与图像》，《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第29-30页。

[10] （美）巫鸿著，张柏寒译：《无形的微型：中国艺术和建筑中对灵魂的界框》，巫鸿、朱青生、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页。

[11] 王从礼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见《楚墓建筑研究》，第355-356页。由此推之，除窗画像外，女性陪葬棺表面的一些方格形纹饰也代表门。

[12]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71-116页。

[13] 荆州博物馆：《江陵李家台楚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第17-25页。

[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72-81页。

[15] 高崇文：《楚墓棺椁辨识》，《江汉考古》2020年第5期，第68页。

[16] 有关梳理和讨论见王立华：《试论楚墓木椁中的门窗结构及反映的问题》，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317页；王从礼：《楚墓建筑研究》，第351-370页。

[17]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15、68-69页。

[18]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8、10-53页。

[19] [魏]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图20河南洛阳金谷园新莽墓的高大前室及砖作门窗，采自黄明兰、郭引强：《洛阳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42第26页。

[20] 出土材料中，湖北荆门的包山2号墓遣册称东椁箱为“飤室”，又称西椁箱为“相（箱）尾”，箱、室名义并用。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276页。

[21] 王从礼：《楚墓建筑研究》，第233-242、481-487页。

[22] 笔者列举三例。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系大型崖洞墓，设置了诸多带枢木门，主人据推测为西汉前期某代楚王。广东广州南越文王赵眜墓为石室墓，使用了对开的石门和木门，且有铜门环、顶门器。江苏高邮的广陵厉王刘胥墓为大型黄肠题凑木椁墓，墓内空间宽敞，辟有对开、单扇木门及门道，门上标有带“门”“户”的文字多处。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第4-33页；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梁白泉：《高邮天山汉一号墓发掘侧记》，南京博物院：《梁白泉文集·博物馆卷》，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167页。相应地，配合真实可用的门而置的窗在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中有所体现。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第45-62页。

[23] 缘于大一统的汉帝国建立，墓葬制度的跨地域交流通畅，这类墓葬分布很广，且主人身份通常较诸侯王墓等而下之。例如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即可见带门环和门栓的木门，通高约1.78米。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考古》1982年第4期，第355-364页；王立华：《试论楚墓木椁中的门窗结构及反映的问题》，第313-315页。

[24] 高崇文认为，西汉前期两湖承楚制，参见高崇文：《西汉长沙王墓和南越王墓葬制初探》，《考古》1988年第4期，第342-347页。

[25]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第4-35页。时代邻近的长沙王墓——象鼻嘴1号墓有两重宽阔的回廊，使用了高逾2米的门扉，有的门结构健全，参见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第111-130页。

[26] 扬州市博物馆：《扬州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第12期，第1-6页。相仿的还有烟袋山汉墓、黄珏汉墓、宝女墩新莽墓（推测为广陵靖王刘守墓），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71-501页；吴炜：《邗江文史资料第三辑·邗江古代墓葬和出土文物》，1989年版，第20-22页；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第39-61页。

[27] 对湖北西汉墓特征的总结见陈振裕：《湖北西汉墓初析》，《文博》1988年第2期，第25-33页；对其门窗的分析见王从礼、刘玮：《从谢家桥一号汉墓所想到的问题》，陈建明主编：《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9辑》，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278-279页。

[2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第455-513页。

[29] 已发现盱眙庙塘墓群、小云山1号墓和天长北冈6、7号墓等，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盱眙东阳汉墓》，《考古》1979年第5期，第412-426页；盱眙县博物馆：《江苏东阳小云山一号汉墓》，《文物》2004年第5期，第38-49页；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天长县汉墓的发掘》，《考古》1979年第4期，第320-329页。

[30] 例见前揭东阳庙塘6号墓。

[31] 扬州木椁墓也有优先在前部设门窗的情况，但不含叙事画面。除前揭材料外，见东风砖瓦厂8、9号墓和平山养殖场6号墓等。有的门窗靠近棺的足挡。参见扬州博物馆：《扬州东风砖瓦厂八、九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2年第3期，第236-242页；扬州博物馆：《扬州市郊发现两座新莽时期墓》，《考古》1986年第11期，第987-993页。南京六合亦有例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大厂陆营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第34-39页。

[32]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2-23页；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都凤凰河二〇号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第80-84页。

[33]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文化馆：《扬州邗江县胡场汉墓》，《文物》1980年第3期，第1-10页。西汉时，带门窗、楼梯的双层木椁以湖北光化五座坟3号墓最为突出。湖北省博物馆：《光化五座坟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第149-170页。

[34] 转引自贺西林：《战国墓葬绘画的风格与图像》，第29-30页。

[35] 贺西林、李清泉：《永生之维——中国墓室壁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28、32页。前揭东阳庙塘1号墓则出现了泗水捞鼎、乐舞百戏等木刻画像。

[36] （英）杰西卡·罗森：《西汉的永恒宫殿——新宇宙观的发展》，（英）杰西卡·罗森著，邓菲、黄洋、吴小筠等译：《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49、252-259页。汉代木椁墓中用木俑呈现的家居场景很多，如西汉前期的马王堆1号墓虽未刻画建筑和门窗，却在北箱摆放了歌舞俑、乐俑、侍从俑和主人座位，参见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101页。

[37] 仪征博物馆2017年11月至12月的“千年穿越——宿扬高速公路扬州段考古发掘成果展”和扬州博物馆2018年10月至次年1月的“华美再现——汉代木漆器保护成果展”分别展出了西汉木椁门窗的图片和实物。对前一墓例的介绍见秦宗林：《扬州胡场汉代墓葬》，《大众考古》2015年第11期，第14-15页；对后一墓例的报道见李则斌：《扬州胡场汉墓发掘成果丰硕》，《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23日，第1版。

[38] 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第48-49页、图版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248页、图版72。

[39] [汉] 张衡：《冢赋》，佚名编、[宋] 章樵注：《古文苑》卷五，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第13叶b-第14叶b。

[40] 前揭东阳庙塘1号墓顶板上刻有日、月、星辰和神灵画像。

[41] 李学勤据出土简帛讨论了楚文化的东移以及在汉代的延传。李学勤著：《新出简帛与楚文化》，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9页。安徽庐江的一座西汉墓可能是木椁木刻画像传播路线的重要证明。《2006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南方文物》2007年第4期，第21页。该墓有门窗及内容丰富的画像，时代为西汉中期，主人的身份是“临湖尉”。有关扬州汉墓因袭楚制的讨论见刘松林、43美术考古研究王玉主：《“楚风东渐”之影响——以扬州地区西汉中小型墓葬为例》，安徽博物院、安徽省博物馆协会：《安徽文博·第十四辑》，安徽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144-161页。

[42] 楚制对汉墓的全境影响见张闻捷：《从墓葬考古看楚汉文化的传承》，《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46-156页。山东、岭南案例见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座汉代墓葬》，《文物》1989年第1期，第21-47页；《广州汉墓》，第57-65、195-201页。金雀山汉墓还出土了帛画，亦和楚地传统有关。

[43] 扬州一带的西汉诸侯王墓中，除刘胥墓外，江都易王刘非墓也把外围椁室分成上下两层空间。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考古》2012年第7期，第53-59页；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发掘报告（一）》，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第38-40页。

[44] 这些石椁墓画像始于西汉前期，起先较为简单。郑岩认为此类画像的出现受到楚墓漆饰传统的影响。郑岩：《西汉石椁墓与墓葬美术的转型》，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6-96页。

[45] 临沂市博物馆：《临沂的西汉瓮棺、砖棺、石棺墓》，《文物》1988年第10期，第68-75页。有观点认为，栖山石椁画像中楼阁上层有西王母形象，也有观点认为其为进入仙境的女性墓主，参见刘辉：《沛县栖山石椁墓中的“西王母”画像管见》，《四川文物》2010年第1期，第64-68页。

[46] 临沂金雀山的周宽之墓为西汉中期木椁墓，在木棺内用墨线绘出门阙和屋宇。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第41-58页。

[47] 例见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图书馆：《江苏泗洪重岗汉画象石墓》，《考古》1986年第7期，第614-622页。

[48] 董睿：《汉代空心砖墓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203页。

[49]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第107-125页。

[50] 赵清：《河南荥阳县康寨汉代空心砖墓》，《华夏考古》1996年第2期，第55-59页。鹿或鹿角常见于楚文化。黄莹：《楚式镇墓兽鹿角研究》，《江汉论坛》2009年第12期，第71-76页。

[51] 曾布川宽：《汉代画像石中升仙图的谱系》，《东方学报（京都版）》第65册，1993年，第71-72页；李清泉：《“天门”寻踪》，巫鸿、朱青生、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第27-48页；霍巍：《阙分幽明：再论汉代画像中的门阙与“天门”》，巫鸿、朱青生、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四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78-90页；王煜：《汉墓天门图像及相关问题》，《考古》2019年第6期，第94-104页。

[52] 洛阳地区文管会：《宜阳县牌窑西汉画像砖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第5-12页。

[53] 有关新莽墓室建筑的讨论见拙作《试析洛阳金谷园新莽墓的建筑特征》，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文物建筑》第六辑，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7-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