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至26日，“2022夏文化论坛——多学科视野下的夏文化探索”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在河南禹州举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许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自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研究分会会长朱乃诚，中国考古学会夏商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唐际根等嘉宾与学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出席开幕式的嘉宾还有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考古管理处处长张凌、三级调研员胡传耸，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李让，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执行会长杨丽萍，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许宏，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论坛开幕式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主持。

关强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夏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命题，也是中国文明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河南是夏文化研究的主战场，二里头、瓦店、新砦、王城岗等遗址的考古发现、研究，增强了夏文化的可信度。关强强调，要深入开展基础理论探索钻研，聚焦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关联研究，考古遗存与社会组织形态、族属族群的对应，考古学文化与国家文明理论的建构等推动学术新突破的关键问题；要深入开展多学科合作，从田野现场信息提取到实验室检测分析再到后期综合研究、数据库建设、资料与信息交流共享，仍需要加强多学科深度融合；要科学阐释宣传，考古工作者要从专业角度做好阐释与宣传，严谨准确地解读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

王巍在致辞中指出，夏文化的研究、夏代历史的研究、夏王朝的文化社会的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由于文献记载比较少，所以主要是靠考古获得材料，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把夏王朝历史文化的研究、夏代文明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正如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有很多内容需要深化，还有很多谜等待我们破解，其中关于夏文化的研究、夏代前期都城的发掘和研究，以及对二里头遗址能够根据新发现对它的布局进行深入研究等，确实是有很多有待于继续深化的内容。

来自全国各地的26位专家学者围绕史籍上的夏、夏文化的考古学探讨、夏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夏文化的物质遗存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学术交流，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这里的考古发现，首先是通过田野发掘获得具象考古材料，包括器物、遗迹、聚落等，夏文化的面貌特征和源流、夏代社会结构、国家形态等，都需要通过这些材料来阐释。中国考古学家通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已经在这些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与此同时，通过多学科手段获得的深层次信息，或者说抽象的考古发现，在夏代史研究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多学科联合攻关已经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贡献了重要力量。在夏文化研究领域，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作用也应当得到充分重视。关强在致辞中强调：“要深入开展多学科合作，科技考古、多学科合作始终是推动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动力，需要持续加强田野考古、学术研究与科技考古、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提升考古发现和研究能力。”

夏文化探索一直以来都秉承着多学科协同攻关的思想。2020年国家文物局启动的“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就设计了“环境、资源与生业经济研究”“人类生存状况研究”等子课题。2021年夏文化论坛上，学者们对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出土的冶金遗物、偃师商城水资源利用体系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的生产与流通等课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在环境、资源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收获。2022年的夏文化论坛，则在生业经济研究和人类生存状况等领域取得了新突破，并且真正体现了多学科联合攻关重点遗存的指导思想，为夏文化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生业模式与人群健康

仰韶时期中原地区生业模式为典型的粟作农业，灵宝西坡、郑州西山等遗址的稳定碳氮同位素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仰韶先民的食谱以粟为主，虽然内部略有差异，但面貌相对单一。到了龙山时期，尽管淮阳平粮台、淅川下寨等遗址先民延续了以粟为主粮的传统（周立刚，2017），但同时在多个遗址上都能看到C3和C4两种不同食谱特征并存的现象，例如郾城郝家台遗址、汝州煤山遗址、禹州瓦店遗址等（陈相龙等，2017；李唯等，2021）。这说明在龙山时期由于小麦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加上各个方向文化交流或冲突的频繁，中原地区长期以来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生业模式受到明显影响。2022年夏文化论坛上新公布的一批龙山到二里头时期稳定碳氮同位素数据继续支持这种观点：处于中原腹地的叶县余庄遗址上，粟作农业的影响很小，先民食谱呈现C3特征；而禹州瓦店墓葬中的个体则整体呈现C4特征（以往呈现不同食谱特征的人骨遗存多出土于地层、灰坑等埋藏环境）；李唯所分析的漯河地区的部分遗址先民食谱则兼具C3和C4特征。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各遗址的先民食谱特征呈现多样化面貌。

C4同位素特征反映了以粟为主粮的食谱及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生业模式；而此时的C3同位素特征通常被认为代表着以稻为主粮的食谱（小麦在传入之初对中原先民食谱的贡献极小），暗示在中原的某些遗址，稻作农业与粟作农业两种不同的传统并存（周立刚，2017）。这种解读似乎也能够与当时的文化面貌特征相吻合：以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因素在中原多个遗址都有出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相关遗址上C3人群的稳定氮同位素值都要普遍高于以传统的粟为主粮的C4人群，表明前者的动物蛋白摄入水平或者食肉水平要高于后者，可能在资源的获取或社会地位方面具有更明显的优势。但是这种推测与部分具象考古发现是矛盾的：瓦店遗址上的部分C3个体出土于地层或灰坑等非墓葬环境，郝家台遗址上C3个体与C4个体在墓葬规模及随葬品特征方面亦无明显差别，余庄遗址上大部分C3个体也没有随葬品，未体现任何社会地位的优势。因此对食谱多样性的这种简单解读就需要重新思考，而植物考古学证据则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

余庄遗址陶器残留物淀粉粒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蓝万里的研究表明，余庄遗址出土陶器表面残留淀粉粒显示先民食用了粟、黍、稻、薏苡、橡子、菱角，以及山药、莲藕等块根、块茎类植物资源，而且粟类淀粉粒出现频率要大于水稻。这说明水稻并不是余庄先民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资源，块根、块茎及坚果类资源的利用程度可能非常高。进而说明采集这种生业模式可能在余庄遗址上具有重要地位。块根、块茎类植物均属于C3植物，以之为主食的消费者骨骼也呈现稳定碳同位素值偏低的C3特征。同时这些人群可能还进行了一些渔猎活动以获取动物蛋白，使得他们的肉食来源比从事种植农业的群体更加丰富，因此骨骼表现出较高的稳定氮同位素值。如果这种推测能够成立，则郝家台、瓦店等遗址上的人群食谱差异现象也就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人群中生业模式或者社会分工的差异而不是文化传统的差异。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蕾开展的体质人类学分析结果表明，龙山至二里头人群的下肢上发现高比例的跪踞面，说明人群中存在普遍的跪坐习惯。再结合具体遗址人群观察，郾城郝家台遗址上有跪踞面的个体均属于稳定同位素值呈现C3特征的个体，并且占了3/4的比例；而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的筛状眶特征也主要见于以粟为主粮的C4个体，且超过1/2的比例。生业模式或者社会分工的差异是否导致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并影响了先民的健康状况，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

气候环境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小虎以新密古城寨剖面为基础，对龙山晚期中原地区气候环境进行了分析。龙山晚期孢粉组合以草本植物花粉略占优势，以藜科、禾本科、莎草科为主，还有少量香蒲属和狐尾藻属等水生植被；木本植物花粉含量较高且稳定，以栎属和松属花粉为主，整个样本带中都含有喜暖湿的榆属花粉以及少量蕈树属、常绿栎属等亚热带种属，表明当时气候温暖湿润。植物大遗存分析结果也支持这一认识：遗址周围分布以栎为优势种的落叶阔叶林，有亚热带树种化香树属、南酸枣属，植被具有暖温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特点。而龙山之后，孢粉组合以草本植物紫菀属和莎草科为主，苋科和禾本科花粉含量明显下降，以栎属和松属为主的木本植物花粉含量下降明显，表明气候趋于干旱。

龙山遗址上所见的这种不同生业模式并存的现象究竟是与当时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有关（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可采集食物资源），还是与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有关（不利于稳定的农业生产），也是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

目前相关遗址开展的植物遗存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等都相对分散，尚未能够完整揭露夏代先民的生业模式和食谱特征。但是中原地区先商及商代遗址，比如鹤壁刘庄（侯亮亮等，2013）、荥阳小胡村（王宁等，2020）、郑州商城（王宁等，2021）、安阳殷墟（Christina Cheung等，2017）等都是以粟作农业为主，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东周时期才发生明显改变（周立刚等，2017）。由此可以推测，龙山时期的这种生业模式相对多样化的现象在其后得到整合，生业经济逐渐规范化，粟作农业重新回到中原的主导地位。这种变化很可能与夏王朝的建立和中原社会环境趋于稳定有关。李唯对漯河地区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的最新结果表明，中原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生业经济形态既有继承也有变化，确实存在一个整体趋向统一和规范的变化过程，并且规范化趋势很可能从核心区向外围区推广。由于夏代遗址数据的相对缺乏，尤其是处于核心区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尚未公布足够的碳氮同位素数据，这种变化趋势究竟是在夏代哪个阶段最终完成、中原不同区域的变化进程是否一致，目前尚无法得出结论。除了社会环境因素之外，如张小虎观察到的龙山之后中原气候环境趋于干旱，是否也对生业模式的统一和规范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人群迁移

在夏王朝建立之前的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整体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状态，如许宏研究员所描述，泛东方文化系统、南方文化系统和泛西北文化系统等多种文化因素在中原都能够观察到，周边人群通过不同途径参与到“逐鹿中原”的过程中（许宏，2022）。诸多遗址上复杂的文化交流现象在具象的考古发现中都能够观察到，例如余庄遗址墓葬中的陶器具有明显的石家河文化因素，张飞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上观察到明显的岳石文化风格和技术特征，孙蕾对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中原地区先民的颅骨形态分析也发现了多种体质类型混合的特征。而这些文化交流活动的实现方式或途径，具体而言即不同文化区域人群的迁移方式，则是很难通过具象考古发现来探究的，诸如锶氧等多种同位素分析与古DNA分析揭露的抽象考古发现则在这些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余庄遗址人骨与牙齿锶氧同位素比值分布

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结果在多个遗址上都发现不同生业模式并存的情形，这使得我们首先要考虑文化交流和人群迁移的可能性。本次论坛上，针对叶县余庄、禹州瓦店、郾城郝家台的锶氧同位素分析揭露了不同遗址的人群迁移情况。整体呈现C3食谱特征的余庄先民中，除了个别未成年人可能受母乳喂养的影响导致氧同位素值偏高之外，骨骼锶氧同位素值都呈现本地特征，似乎没有明显的迁移现象。但是牙齿锶氧同位素则呈现显著差异：三名成年女性和一名未成年人个体的牙齿锶同位素值远低于大部分本地人群的值。说明这几个个体并非在本地出生，而是后来因为某种活动迁移到余庄本地，并且在此地生活相当长时间，因此牙齿的锶同位素值保留出生地特征，而骨骼锶同位素值呈现本地特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有明显迁移行为的四名个体锶氧同位素值都十分接近，表明她们很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其中的未成年个体死亡年龄7岁左右，而骨骼锶同位素值已经具有本地特征，说明其迁移到本地的时间很可能在出生之后不久。未成年人的迁移活动应当不是单独完成的，随着成年人一同迁移的可能性较大。结合此处其他迁移个体的饲养同位素数据分析，这一未成年人很可能是随着其中某一名成年女性一同迁移到本地。其中葬于M11的成年女性幼年并未在本地出生，骨骼的氧同位素值也低于余庄本地人群，暗示其离开出生地之后并未直接迁移到余庄本地，而是在另一个与余庄具有相似锶同位素值、但是氧同位素值更低的地方生活，去世之前较短的时间内迁入余庄遗址（骨骼氧同位素值尚未被余庄本地值所替换）。同时，这几个个体牙齿的碳同位素值呈现典型的C4特征（δ¹³C＞-8‰），表明她们幼年时期以粟为主粮，显然是生活在典型的粟作农业地区，与余庄先民骨骼呈现的C3特征完全不同（δ¹³C平均值-17.2‰）。这不仅进一步支持迁移行为的存在，而且为探索其可能的来源地提供了一定参考。锶氧同位素分析揭示出的女性和儿童迁移现象为研究夏代的婚姻模式提供了重要线索。

具有不同生业模式、健康状况，生活习惯也存在明显差异的郾城郝家台先民骨骼锶氧同位素值未能直接反映迁移活动线索，但是这一群体的牙齿锶同位素值整体都要低于骨骼。具体到每个个体，牙齿与骨骼的锶氧同位素值都存在较大差异，说明这一群体可能有过整体的迁移行为。即他们都不是在本地出生，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迁移到本地，并且都在此地生活相当长时间。其中M116和M118中两名女性牙齿锶氧同位素值与其他几个个体差异明显，说明她们出生地与其他个体差别较大，可能来源更远。2021年夏文化论坛中，付永敢根据遗存特征推测郝家台遗址可能不是普通的遗址，而是带有某种军事功能的遗址，比如军事据点。锶氧同位素揭示的这种人群整体迁移现象是否与遗址的功能和性质有关，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禹州瓦店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关键遗址之一。河南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等学者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瓦店WD2F1建筑可能为社类祭祀场所，其使用年代比新砦祭祀之墠更早，其内涵比新砦的更为复杂丰富，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具体体现。先前的古DNA分析结果表明，瓦店遗址先民有东亚南部遗传成分的流入（崔银秋等，2019），锶同位素分析结果也认为瓦店人群外来人口比例较高（赵春燕等，2014）。考虑到之前开展锶氧碳氮同位素分析的个体大多来自非正常埋藏环境（如地层、灰坑等），本次专门对近年发掘的11座墓葬中9例出土人骨开展了锶氧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如果参照学者此前以小动物锶同位素值划定的本地值范围，则这些墓葬个体也都不属于本地人。如此则目前分析的14个瓦店先民个体（含2014年分析5例）均属于外来人口，这种异常的现象使得我们对以往划定的本地值进行了重新思考。依据小动物值测定本地锶同位素值范围固然是研究惯例，但是很多情况下容易缩小本地值范围，使得本来属于本地的个体被误判为外来人口（吴晓桐，2021），这就容易对遗址的性质和人群迁移比例判断造成影响。实际上本次分析的9例个体骨骼样本（Sr平均值0.712416±0.000071）和以往分析的5例牙齿样本（Sr平均值0.712377±0.000076）锶同位素值相近，两组数据的内部差异均小于0.0001，这种微小的差异不一定是来源或出生地不同造成的。如果按照以所测样本的平均值±2倍方差的方式划定本地锶同位素值范围（这也是研究惯例之一），则所有这些已经分析的数据都在本地值范围内，即这些个体中没有明显的外来人口，瓦店遗址的人口迁移现象并不是十分明显。当然，由于本次对瓦店墓葬人骨的采样分析只针对骨骼，未开展牙齿样本的分析，不排除该遗址先民中有部分出生于异地的可能性，如同上面介绍的余庄和郝家台遗址一样。

社会经济

本次论坛中，除了上述环境、生业模式、健康状况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研究外，还有其他几项多学科研究成果值得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志鹏对二里头遗址的制骨手工业进行探讨，总结了夏代都邑的手工业特征，阐释了夏代都邑制骨手工业对商周制骨手工业的影响以及在中国青铜时代制骨手工业发展过程的作用。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侯彦峰对登封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2004M1）出土的带琢孔的黄宝螺（货贝）进行了形制、加工工艺等方面的分析，结合此类遗存在不同遗址的出土情况以及古文献和货币演进史等方面的材料，推测这批黄宝螺的壳可能具有货币功能，这为研究夏代经济模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透物见人：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优势

随着现代考古学理念和技术的发展，多学科研究手段实际上已经在田野考古与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但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个别针对专门课题集中开展的研究之外（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大量的多学科研究案例实际上仍然处于朱乃诚研究员在论坛致辞中所说的“单兵作战、单线作战、单兵团作战”。受材料来源或个人研究方向的影响，某位学者往往只能针对个别遗址开展部分科学分析，如A学者对甲遗址开展碳氮同位素分析，B学者对乙遗址开展锶氧同位素分析，C学者对丙遗址开展植物遗存和环境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再分别发表于不同期刊或报告中，并且时间跨度较大，就很难形成系统和整体影响。而本次夏文化论坛上报告的多学科研究成果则体现了“多学科、多单位、多兵团、多兵种共同努力”的优势。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集中科技考古多个方向的研究力量，对近年来关注度较高的关键遗址，如叶县余庄、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等，开展了环境、植物、动物、体质人类学、锶氧和碳氮同位素等多角度综合分析，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方面、多渠道、多维度、多视野，深入挖掘夏文化内涵，揭示夏王朝的史实及其背景”的目的，值得在后续研究中借鉴。

以往对夏文化的研究多注重对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对出土遗物的分期，以及国家、文明起源的理论构建，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人在夏文化研究中的作用。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起作用的是人。”夏文化的创造者、文化交流的实现者归根结底是生活在不同区域、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先民。探索这些先民的生业模式、饮食状况、体质特征、迁移行为等，才能实现真正的“透物见人”，才能活化夏文化时期的历史场景，使夏文化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实，从而为探索考古学文化分析、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理论构建等问题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从龙山时期急剧动荡的局面到夏王朝的建立，先民的生业模式、健康状况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这一过程中文化的交流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这些故事又是在怎样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之下产生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是否对当时的社会活动产生了影响……这些问题对于厘清夏代史的基本面貌、深入探讨夏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具有重要价值。

如朱乃诚研究员所说，2022年夏文化论坛以“多学科视野下的夏文化探索”为主题，已经点明了当前夏文化探索的困境以及需要努力突破的方向。目前针对中原地区部分关键遗址综合开展的多学科研究结果一方面证实了多学科研究在夏文化探索中的巨大潜力，同时也反映了相关研究工作还有较大拓展空间。

 （作者：周立刚 贾一凡；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