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自1921年诞生以来，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取得了一大批举世瞩目的考古发现，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总体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考古缺乏较为系统的了解，只知自己，不知他人，在国际学术界面临着除了中国考古学之外，对其他区域的考古学几乎没有发言权的窘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中华文明自身特点的准确把握。

　　放眼世界，数十年乃至近百年来，德国、法国、英国等老牌欧美发达国家在世界各地派遣多支考古队进行发掘。近几十年，美国更是后来居上，对世界各地的考古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并成为权威，他们掌握了世界各个区域考古学的话语权。再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他们也积极派队伍在丝绸之路沿线乃至各文明古国所在区域开展考古工作，在国际学术界也占有一席之地，拥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权。与他们相比，我们处于明显的劣势，可谓“相形见绌”。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考古学的眼界不断扩大，主动走出国门，参加各种国际学术活动。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促进下，一些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考古学者通过各种途径筹集经费，组成考古队，走出国门，赴国外开展考古发掘。迄今为止，已经在俄罗斯、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印度、孟加拉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肯尼亚、洪都拉斯等十多个国家开展考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扩大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在积极策划赴埃及和印度发掘这两个古老文明的核心遗址。

　　然而，应当看到，迄今为止的赴外发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

　　往往主要是从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出发，因某种偶然的机缘而实现了“走出去”。发掘的计划都是各个单位乃至负责具体实施的学者个人制定，缺乏从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和组织。

　　赴外发掘所需经费多是学者通过各种途径自己筹集的，多数缺乏国家层面稳定的经费支持，导致有些项目浅尝辄止，因后续经费不到位而不得不中止发掘工作，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进展，也造成了不好的国际影响。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建议：

　　在国家文物局的管理下，由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领衔成立赴外考古学术咨询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单位申报的赴外考古发掘计划，并对赴外考古发掘的队伍组成、技术路线和工作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每年年底，听取各个赴外考古队的工作汇报。

　　国家设立赴外考古专项经费，对经过学术咨询委员会严格审核通过的赴外考古项目予以稳定的经费支持，使每个赴外考古项目都善始善终，做出成效。

　　加大对这些涉外考古项目在我国国内和实施发掘所在国的宣传，以促进我国与该国的友好关系，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王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