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发现，不仅是秦汉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近年来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2015年11月4日海昏侯刘贺墓发掘的消息被正式披露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不少学者也及时参与讨论、发表意见(1)，从墓葬出土文物、墓主人是谁及其身世到海昏侯刘贺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等，都有不少讨论和解读，成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边考古发掘、边披露信息、边研究讨论的一个典型事例。

当然，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刚刚结束，发掘资料的科学整理刚刚起步，考古资料的系统公布更是尚待时日，因此，对海昏侯刘贺墓尚无法进行全面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这里主要根据已经陆续披露的有关信息(2)并结合笔者多次的实地考察(3)，从西汉王侯陵墓考古及其成果的角度进行比较观察，就海昏侯刘贺墓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和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西汉诸侯王无论在政治地位还是封域大小上均远高于列侯，二者之间等级森严”(4)，诸侯王墓和列侯墓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等级，而海昏侯刘贺卒时只是一个列侯，将刘贺墓与诸侯王墓进行比较本来是不适宜的。但是，考虑到刘贺曾经长期为昌邑王以及刘贺墓的复杂性，将其置于西汉王侯陵墓考古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和思考，又是必要的。

一、西汉王侯陵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埋葬设施，主要有帝陵、诸侯王陵和列侯墓等三种。帝陵的考古，迄今仍限于陵园等地上建筑遗存以及部分地下埋葬设施的勘探和发掘，陵墓主体尚未开展考古工作，但诸侯王陵和列侯墓却有相当数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初步揭示了当时王侯陵墓的面貌和内涵。

（一）西汉诸侯王陵考古

诸侯王是汉初即设立的王侯分封之制的第一等爵，最初是“汉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但到了汉高祖末年，则“非刘氏不能封王”，只有皇子以及原有诸侯王的继承者才有资格被封为诸侯王。因此，诸侯王陵是仅次于帝陵的大型埋葬设施。

西汉诸侯王陵考古，始于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王后窦绾墓（葬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前后；又名“满城1号墓、2号墓”）的发掘。此后，西汉诸侯王陵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迅速展开，并且有不少重要发现。譬如，1971～1977年山东巨野红土山昌邑哀王刘髆墓（发掘者认为，该墓葬于汉武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87年；又名“红土山汉墓”）、1974年北京大葆台广阳顷王刘建及王后墓（葬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即公元前45年前后；又名“大葆台1号墓、2号墓”）、1983年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西汉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葬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前后）、1984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西汉前期某代楚王墓）、1995年山东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5)（墓主人为卒于公元前98年的济北王刘胡，或是卒于公元前87年的末代济北王刘宽；又名“双乳山1号墓”）、2006年安徽六安双墩六安恭王刘庆墓（葬于汉昭帝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又名“六安王墓”）、2010年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易王刘非及王后墓（葬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即公元前127年前后；又名“大云山1号墓、2号墓”、或“大云山江都王陵”）等的清理和发掘，以及1992～1994年河南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遗址的勘探和发掘(6)等。迄今为止，经过考古勘探、清理或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及王后墓计有58座，分属于21个王国(7)。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诸侯王墓大多经过盗扰，保存信息多不完整，因而，多数诸侯王及王后墓的具体年代和墓主人难以准确断定。尽管如此，基于众多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界结合文献记载的长期研究，关于西汉诸侯王墓的陵墓制度等还是获得了基本的认识(8)。

就西汉诸侯王陵的地上建筑设施来说，尽管大多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科学确认，但一般来说，都有夯土墙垣及门、寝及堂等礼制建筑、封土（横穴崖洞墓除外）以及道路系统、排水系统等构成的陵园(9)，陵园内有数量不等的陪葬墓，有的有陪葬坑。就墓葬的结构和形制而言，大致可以分为竖穴土石坑墓和横穴崖洞墓两大类，其中，前者根据其墓室和棺椁的差异又可分为竖穴木椁墓、竖穴黄肠题凑墓和竖穴石室墓三种。实际上，墓葬形制和结构上的差异，既反映出一定的时代性，也反映出一定的地域上；木椁墓和黄肠题凑墓都属于木构椁室墓，只不过两者的结构和构筑方法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异。就随葬制度来看，车马陪葬是为常例，并且是有别于其他高等级贵族墓的主要特征之一；随葬品丰富，数量多，种类多样。装敛方式和敛具多有异同，而玉衣的使用与否、玉衣联缀之“缕”在材质上的差异，往往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世及其差异。

1.王子今：《海昏侯墓发掘的意义》，《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6日，第14版。按：2015年11月以来，有关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相关问题讨论的文章还有许多，这里不一一注出。

2.海昏侯刘贺墓的考古发掘自2015年11月4日正式披露消息以来，随着发掘的进展，新闻媒体及时跟进报道，各种新闻报道及访谈数量甚多，这里主要依据下述文献，并且不再另作注。a.《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取得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15年11月6日，第1版。b.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色炫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c.徐长青、杨军：《西汉王侯的地下奢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11日，第5版。

3.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期间，笔者自2012年初至2016年春，先后四次应邀前往发掘现场实地考察，获得大量感性认识。在此，谨向全体考古发掘人员表达谢意和敬意。

4.刘瑞、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第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5.关于双乳山1号墓的墓主人，发掘者认为是公元前87年谋反自杀的济北王刘宽（任相宏：《双乳山一号墓墓主考略》，《考古》1997年第3期），但刘瑞等学者认为应当是死于公元前98年的济北成王刘胡（刘瑞：《山东长清双乳山M1墓主新考》，《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第5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7.关于西汉诸侯王及王后墓考古发现的数量，因统计的标准不同而不同的论著多有不同（刘尊志2012年的统计数字是43处84座；刘瑞2010年的统计数字是50余座）。据2010年的统计（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339～3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计有十八王国的45座，加上后来的新发现和新公布的资料，计有21个王国的58座。

8.a.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b.刘瑞、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c.刘尊志：《汉代诸侯王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9.刘振东：《汉代诸侯王、列侯墓的地面建制——汉代王侯墓制研究之一》，《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第67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二）西汉列侯墓考古

在汉代，列侯又称之为“彻侯”、“通侯”，是仅次于诸侯王的第二等爵，自西汉初年就开始分封。最初是“汉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但汉高祖末年之后，群臣异性的有功者可以封侯，即所谓“功臣侯”；皇族子弟和外戚也可以封侯，即所谓“皇族侯”。因此，西汉列侯墓是仅次于诸侯王陵的高等级墓葬。

西汉列侯墓的考古，大致始于1961年湖南长沙砂子塘西汉墓的发掘(10)。此后，西汉列侯墓又多有勘探和发掘，择其要可举例如下：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西汉文景时期的绛侯周勃或条侯周亚夫夫妇墓；又名“杨家湾4号墓、5号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2号墓，西汉初年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墓，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86年前后；1号墓，利仓夫人辛追墓，下葬年代略晚于3号墓；3号墓，第二代轪侯利豨墓，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前后）、湖南永州鹞子岭汉墓（西汉末年泉陵倾侯刘庆夫人墓；又名“鹞子岭2号墓”）、湖南沅陵虎溪山1号墓（西汉第一代沅陵侯吴阳墓，卒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162年；又名“沅陵侯吴阳墓”）、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墓，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即公元前165年；又名“双古堆1号墓、2号墓”，或“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墓”）、江苏徐州簸箕山3号墓（墓主人为汉景帝时期的宛朐侯刘埶，卒于汉景帝三年，即公元前154年前后；又名“宛朐侯刘埶墓”），以及2010年发掘的西安南郊凤栖塬汉墓（8号墓为富平侯张安世墓，卒于汉宣帝元康四年，即公元前62年，又名“富平侯张安世墓”或“凤栖塬张安世墓”；25号墓为其夫人墓）(11)等。据统计，迄今经过考古发掘的西汉列侯墓计20余座，属于16家列侯(12)。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和海昏侯刘贺墓之外，西汉列侯墓的考古大多同样是集中于墓葬主体部分的发掘，而对地上墓园建筑等遗存的勘探和发掘比较缺乏，使得我们对西汉列侯墓的认识远不系统。此外，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的下葬年代为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与海昏侯刘贺墓（公元前59年）属于同一时期，更易于比较观察。

西汉列侯墓同样是由地上建筑设施和地下埋葬设施两大部分组成。根据文献记载和有关的考古发现可知，列侯墓的地上建筑有墓园、祠堂类建筑、祔葬墓和封土等，但迄今从考古学上比较全面确认的只有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家族墓地。以张安世墓为例：墓地的中心为墓园，东西长约195米、南北宽约159米，周长约708米，四周以兆沟为界，兆沟长宽各不相同，并且互不连通，但却明确地标示出墓园的范围；墓园中心为张安世墓（8号墓），坐南朝北，甲字形竖穴墓，其东西两侧各有3个陪葬坑；张安世墓东侧是其夫人墓（25号墓）；墓园东部有平面近方形的祠堂建筑，边长19米，可与文献记载的“起冢祠堂”(13)相印证；墓园的东、西、北侧分布有12座祔葬墓。就西汉列侯墓的形制和结构来看，主要是竖穴木椁墓，西汉中期虽然出现了砖砌墓室，但其顶部仍然使用木板覆盖。随葬品也很丰富，当然比诸侯王墓要少。在装敛方式和用具方面，有的使用银缕甚至金缕玉衣(14)。

10.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按：发掘者认为，该墓有可能是西汉文帝时期的长沙靖王吴著之墓（公元前157年前后），但刘涛将其与长沙地区的诸侯王墓和列侯墓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该墓“非诸侯王陵，而可能是一座列侯墓葬”，本文从刘涛说。参见刘瑞、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第576～5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1. 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塬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b.张仲立等：《西安南郊凤栖塬西汉家族墓地》，《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10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c.丁岩等：《西汉一代重臣张安世家族墓考古揽胜》，《大众考古》2014年第12期。

12.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365～3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按：据2010年的统计，考古发掘的西汉列侯墓计12家列侯的17座，加上长沙砂子塘汉墓和近年发掘并公布的蓝田支家沟汉墓、西安凤栖塬汉墓以及海昏侯刘贺墓，总计为16家列侯的21座墓。

13. a.班固：《汉书·张汤传》，第2653页，中华书局,1962年。b.李银德：《西汉列侯葬制研究》，《湖南博物馆馆刊》(第2期)，第157-170页，岳麓书社，2005年。

14.李银德：《西汉列侯葬制研究》，《湖南博物馆馆刊》（第2期），第157～170页，岳麓书社，2005年。

作者：白云翔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文章略有增删。

来源：江西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