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出土文物的独特价值

迄今为止，从刘贺墓中已经出土各类文物一万余件（套、组），不仅在已经发掘的列侯墓中首屈一指，甚至超过了很多诸侯王墓。这批文物，真实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级贵族的豪奢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所有文物中，最受学界关注、价值最高的文物无疑是出土于西藏椁文书档案库中的大量简牍。其中竹简达五六千枚，经过对1000余枚竹简的初步释读，已经发现了《论语》、《易经》、《礼记》等多种儒家经典和医书、方术等古籍，还有一篇汉赋体的文学作品《墓赋》，文情并茂地描绘了花费数百万为一位列侯修建豪华墓室的过程。木牍共80余版，其中两版是刘贺、刘贺夫人元康四年分别写给宣帝和皇太后的奏折副本的开头部分。可以断言，如果简牍内容全部释读出来，一定会震动学界。

这批文物不仅印证充实了我们对一些汉代制度的认识，还使我们了解到文献失载的一些西汉制度。

刘贺墓出土的黄金数量之大令人惊愕，迄今已达378件，其中重汉代一斤的金饼285件，大马蹄金17件，小马蹄金31件，麟趾金25件，金版20件，如果再加上內棺包金丝缕琉璃席下放置的多排金饼，数量将突破400件，总重量在115公斤以上。这批黄金，主要出于便房西室、内外棺之间和內棺中的金缕琉璃席下。在其中的四件金饼上，有字迹优美的墨书题记：“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由此可以证明，这些黄金，是刘贺为了向皇帝进献“酎金”的黄金储备。酎，是祭祖用的醇酒，正月起酿，八月成酒。西汉制度规定，每年八月，皇帝在长安高庙举行祭祖大礼时，有封地的诸侯王和列侯必须根据封户人数多少，向皇帝进献黄金购买酎酒助祭。如果所献黄金重量不足或成色不好，王削县，侯免国，处罚极为严厉。文献载，仅元鼎五年一次因“酎金罪”失侯的列侯就有106人。这一由文帝创始的制度，称作酎金制。这批黄金，证明了直到宣帝时期，酎金制仍在强力执行。

有关西汉诸侯王、列侯的用乐制度，史无明文。但刘贺墓出土的一套礼制乐器，为我们透露了端倪。在刘贺墓北藏椁的乐器库中，出土了两架青铜编钟和一架铁编磬，同出的还有二十五弦漆瑟、笙、排箫和多件伎乐木俑，其中铁编磬是第一次出土。根据漆瑟上的“昌邑十年”题款判断，这组乐器，应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所用一套完整礼制乐器，钟磬是主体。其中一架钮钟14件，一架镈种10件，一架铁磬14件。据《周礼·春官·小胥》载：“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县，悬也。郑司农注：“宫县，四面县；轩县，去其一面；判县，又去其一面；特县，又去其一面。……轩县三面，其形曲，……轩县去其南面，辟王也。”根据这套乐器可以推定，西汉时期诸侯王乐制以打击乐器钟磬为主，钟磬采用轩悬的方式，辅助乐器有瑟、笙、排箫等。

东汉的车輿制度，《续汉书》叙述颇详，而且得到东汉画像石、画像砖和墓室壁画中的大量车马出行图的印证。关于列侯的车輿制度，《续汉书·舆服志》载：“公、列侯安车，朱斑轮，倚鹿校，伏熊轼，皂盖。”但是，西汉的车輿制度特别是诸侯王、列侯的车輿制度，却至今了解甚少。刘贺墓出土的车马文物，为我们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批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批车马文物，可分为实用车马和偶车马两类。实用车马出土于外藏椁，共有五车二十匹马，应皆为驷马安车。同出的3000余件车马铜饰件，相当一部分有华丽的错金银图像，其精美豪华令人叹为观止，远远超过富平侯张安世墓所出的同类器物。可以断言，这种贵族专用的高等级用车，肯定是刘贺为昌邑王时所使用的。偶车马分为偶轺车和偶乐车，6辆偶轺车出于椁室的东西车库，两辆乐车出于甬道。轺车是一种级别较低的立乘小车，驾一马，可以个人拥有，在高官贵族的车马出行队列中只能作为导车和从车使用。两辆乐车中，一辆为载有实用建鼓的鼓车，另一辆为载有实用铜錞于和铜编鐃的金车。《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郑玄注：“錞，錞于也。”《淮南子·兵略训》：“两军相当，鼓錞相望。”《广雅》：“以金鐃止鼓。”先秦时期，鼓与錞于、编鐃相配，用于军旅中，在行军作战时，指挥军队进退，属于军礼乐器。击鼓进军，击錞于和编鐃止鼓退军。刘贺将这种军礼乐车用于出行，显然是借用了军礼。刘贺墓出土的这些车马文物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汉王侯贵族的出行车队:王侯乘坐的主车即驷马安车居中，最前面以数辆轺车为导车，导车之后、主车之前为鼓车和金车，主车之后为以数辆轺车为从车。击鼓则车行，击錞于和编鐃则车停。当然，实际的西汉王侯车马出行队列要复杂得多，还要加上等级较高的属官的属车和大量的骑卒及步卒。这是西汉王侯的车輿制度，到东汉时期稍有变化。在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的“大王车出行图”上，大王即诸侯王乘坐的驷马安车主车前，只有鼓车而没有金车，应是东汉时期诸侯王的车輿制度。

在北藏椁的钱库中，整齐码放着成缗的五铢钱，高度达1.8米，重达10余吨，总数约200万枚。我推测，这库铜钱，应是宣帝赐给的、为刘贺助丧的赙赠钱。汉代高级官吏和诸侯王、列侯死后，皇帝按制度规定赐钱物助丧，这种制度称为赙赠制或赗赙制。西汉对于赙赠钱的数量，史无记载。霍光死后，宣帝赠赙“金钱”，数量不明。但西汉赙赠制度的细节可以从东汉赙赠制度推知。《后汉书·羊续传》：“旧典，二千石卒官，賻百万。”《后汉书·济北惠王寿传》：“自永初以后，戎狄叛乱，国用不足。始封王薨，减赙钱为千万，……嗣王薨，赙钱五百万。”列侯地位在二千石官吏之上，而远低于诸侯王，刘贺之丧获200万赙赠钱应是符合当时的赙赠制度的。

在东藏椁内，出土了铜籍田鼎和铜籍田灯各一件。籍田鼎刻铭为：“昌邑籍田铜鼎，容十斗，第二。”籍田灯上也有“籍田”刻铭。籍田礼是西汉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之一，从文帝始，每年孟春正月，朝廷都要在长安举行盛大的籍田礼，皇帝亲祀先农后，到籍田躬耕，在京的百官贵族都要参加，意在“祈年”和“劝农”。东汉时期，各郡国都要举行籍田礼，西汉是否如此，记载阙如。这两件籍田铜器的发现，证明了西汉时期各郡国（包括侯国）也是隆重举行籍田礼的。在《汉书》中，刘贺是个劣迹斑斑、行事荒唐的不肖贵族子弟形象。作为全新的历史资料，刘贺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多角度真实再现了刘贺起伏跌宕、命运多舛的一生，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与文献记述完全不同的刘贺。

从西藏椁出土的《论语》、《礼记》、《易经》等儒家经典简书，证明了刘贺自小就受过良好而系统的儒学教育。在宫廷政变被废时，随口就引用《孝经》中的文句，痛责杀气腾腾的霍光等人：“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汉书·霍光传》）”说明十八岁的刘贺，早已对这些经典熟记在心。尽管如此，他还终生坚持苦读。出土于主椁室西室的圣贤像漆屏风，画有孔子、子夏、子张等圣贤像，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像。刘贺将其摆在床榻旁，表明这是他生前最喜爱的常用物品，也证明了他对儒学刻骨铭心的崇奉。简书中的《墓赋》，反映了他对当代文学的喜爱。同出在西室的石砚和墨碇，使人不禁联想起刘贺被废后囚禁在昌邑时，头上簪笔谒见前来视察的山阳太守张敞的情形。这说明，刘贺自幼就受过儒家六艺中“书艺”的严格训练，深谙书道真谛，并终身研习不辍。这些文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刘贺绝非是一个粗犷少文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满腹经纶、有着深厚文化素养的宗室贵胄。

刘贺墓内藏椁出土的漆围棋盘、漆琴、剑戟、皮质甲胄、西周铜提梁卣、两件战国蟠螭纹铜罍、战国铜剑等文物，反映了刘贺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既有琴棋雅兴，又喜习武健身，还痴迷于古物的鉴赏收藏。墓中出土的大量铜、漆、玉质酒具，诸如壶、罍、尊、案、盘、杯等，暗示刘贺有着喜欢交接宾友，纵情豪饮的爽朗性格。高贵、儒雅的风度使这位少年昌邑王有着迷人的魅力，在他18岁时，身边已经聚集了二百多名誓死效命的宾客和死士。在霍光发动的宫廷政变中，这批人全部被杀，面对死亡，他们发出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悲壮慨叹，竟无一人跪地求饶！

值得注意的是，墓中出土30余件纪年款漆器和铜器，全部是昌邑国之物。其中最晚的纪年为“昌邑十一年”，其余分别为“昌邑二年”、“昌邑三年”、“昌邑九年”和“昌邑十年”。“昌邑十一年”为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其年刘髆薨逝，刘贺即位为第二代昌邑王，时年只有五岁，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稚子。可以断定，这些文物，都是刘髆置办的。由此可以看出，与其父刘髆相比，刘贺在昌邑王位的十三年间，行事简朴低调，绝对没有恶名，这也正是霍光集团拥立其为帝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一。

四枚写有“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题记的金饼，证明墓内的黄金确实是准备进献皇帝的酎金，但没有进献成功。元康三年，正是刘贺被封为海昏侯之年。据《汉书》刘贺本传记载，在被封的同时，又受到“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的打击。这就意味着，刘贺不能参加宗庙祭祖大典，无权再向皇帝进献酎金，迹近宗室除籍。因此，这些酎金只能埋进坟墓。

墓中发现的铜药杵臼和虫草、五味子等草药，表明刘贺生前患有严重的疾病。《汉书·刘贺传》记载，刘贺被废后，囚禁生活的折磨和巨大的政治恐惧很快摧垮了他的身体，严重的风湿病使他步履维艰。贬谪到海昏侯国后，湿热的气候肯定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病情，加上新的政治打击，仅仅过了四年就溘然长逝了。

刘贺是个历史悲剧人物，他的失败，绝非不肖所致，而是缘于缺乏政治经验和权臣当政的时代。史书是胜利者书写的，对政治失败者横加罪名是史书的定势和常态。因此，《汉书》中对刘贺的记述评价不足凭信。

三、 陨落帝星的无奈哀荣

从刘贺墓的宏大规模的墓室和精美豪华随葬品的巨大数量看，他的葬礼似乎极为隆重，可谓备极哀荣。这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废帝大多死于非命，以庶民礼草草埋葬大相径庭。但事实恰恰相反，这种表面上的哀荣，实际上是一次新的政治打击的结果。西汉制度，列侯死后，其家人无权自行处理丧事。《汉书·景帝纪》：“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其葬，国得发民挽丧，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神爵三年（前59年），刘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这一离奇事件立刻成为刘贺政敌攻击他的口实，他们认为这是“天绝之也”，主张“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建议将海昏国除国绝嗣，并很快得到宣帝批准。这样，刘贺的家人瞬间都成了庶人，再也无权继承和享用刘贺作为列侯的专用财产。这些财产中，当然包括刘贺被废后经朝廷恩准继承的刘髆的全部财产。对于前来“视丧事”的太中大夫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这些财产全部埋入刘贺坟墓中。但是，由于财产太多，只能修造规模宏大的墓室。这也正是表面上刘贺备极哀荣的真正原因。显然，这是一种无奈的畸形哀荣。如果刘贺地下有知，一定会像自缢前的崇祯皇帝一样，发出椎心泣血的祈愿：愿世世毋生帝王家！

来源：江西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