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园，2015年7月，在刘贺墓主椁室文书档案库发现5200余枚简牍（包含残断简牍），另在主椁室各处发现110枚签牌（以下简称海昏简牍）[1]。2015年10月，在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指导下，清理保护工作正式展开。简牍原放置在四个漆笥中，漆笥大部分已腐朽，底部以织物承托，出土时仍可见部分织物与竹编织物的残片。竹简放置在三个漆笥内，最小的存简一组，200余枚，最大的存简三组，4000余枚，其余1000余枚放置于另一漆笥中。竹简各卷之间杂有部分木牍（图一）。公文奏牍被单独放在一个漆笥内。简牍出土时保存情况较差。据目前统计，存字完整的简牍不足什一。2018年3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启动简牍整理工作，经初步判断，竹简基本属于古代书籍，另有500余枚竹简与昌邑王国、海昏侯国的行政事务和礼仪等有关。木牍60余件，内容除书籍外，另有公文书。签牌标明随葬衣、物的内容与数量等。现分类简述如下。

[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 年第 7 期。

图一 竹简出土情况

｜一、典籍｜

（一）六艺类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六艺”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及其训传。海昏简牍中的《诗经》、《礼记》类、祠祝礼仪类、《论语》、《春秋》经传及《孝经》类等文献与“六艺”有关。

1.《诗经》

《诗经》现存竹简1200余枚，三道编绳，容字20～25字，多已残断，几无完简。简文内容分为篇目与诗文。篇目简分栏书写，多为四栏，约20字。简文见“■诗三百五扁（篇）”，另有“颂卌扁（篇）”“大雅卅一扁（篇）”“国百六十扁（篇）”（图二∶1）。据此推算《小雅》应为74篇，与今本《毛诗》篇数一致。唯简文言“凡千七十六章”，与今本1142章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雅》《颂》的分组为十篇一组，与今本一致，只是不称之为“什”而径称“某某十篇”，如“鸿鴈十扁（篇）”“清庙十扁（篇）”等。一“组”之内的篇序可能与今本存在差异。《国》的分组则称“卫十扁（篇）”“秦十扁（篇）”“陈十扁（篇）”等。

 

 

简本《诗经》篇题与今本多数取自首章首句不同，除取首章首句外，尚可见取二章一句、二章二句或三章二句等多种情形，如简“清人在彭”“有女同行”分别对应今本《郑风》中《清人》的首章首句、《有女同车》的二章一句，似可推断简本分章与今本或有不同[2]。

 

简本诗文形式是正文附训诂。开篇在篇题后有类似诗小序的文字。正文随文训诂，并非每字、句均作训解。每章末尾以小圆点标记章序、句数，如“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兹，此也。●其三，六句”。每篇末尾汇总章数、每章句数后，以小圆点标记总句数和归纳诗旨的文字，如“《匪风》三章，章四句。●凡十二句。刺正（政）”。

 

简本用字与今本《毛诗》或有不同，如简本“维叶崔崔”，今本《周南·葛覃》作“维叶萋萋”[3]。“崔”“萋”二字音近可通假。

 

诗经学是汉代的显学，先后有齐、鲁、韩三家诗被立为官学，而毛诗则长期在民间传授。到东汉末年，郑玄为毛诗作笺，毛诗成为正宗，而三家诗则先后亡佚。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西汉早期的《诗经》残简[4]，湖北荆州夏家台墓地出土战国楚简《诗经·邶风》[5]，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亦有《诗经》，与《国风》《小雅》部分篇章有关[6]。《汉书·儒林传》记昌邑王师王式自称“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7]。王式所学为传自申公一脉的鲁诗。海昏简牍《诗经》的发现，不仅提供了目前所见存字最多的西汉《诗经》文本，更有可能呈现出汉代鲁诗的面貌，为研究汉代诗经学增添了新资料。

 

[2] 此在简本篇章符号上亦有反映。

[3]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 580 页，中华书局，2009 年。

[4]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8 期；胡平生、韩自强 《阜阳汉简诗经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5] 田勇、王明钦《湖北荆州刘家台与夏家台墓地发现大批战国墓葬》，《中国文物报》2016 年 4 月 8 日。

[6] 黄德宽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物》2017年第 9 期。

[7] 《汉书·儒林传》，第 3610 页，中华书局，1962 年。

2. 《礼记》类

《礼记》类文献现存竹简约300枚，其中大部分为残简。简背多见斜向划痕。根据竹简的形制、容字、文字书体和内容的差异，大致可分为四组。

 

第一组，四道编绳，完简约容40字，文字间距较小。内容相当于今本《礼记》的《曲礼上》和《曲礼下》两篇，目前可识读的文字涉及其中近30章。简文连抄不分章，亦无章节符号，但从相邻两章的衔接处可以看出“章序”与今本《礼记》一致。其文句和用字大多与今本相同，但也有少量差异，如今本《曲礼上》“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一句[8]，简本作“大上贵礼，其次务施报”（图二∶5）。

 

第二组，三道编绳，完简容26字。其内容与今本《礼记》相合者有《祭义》《丧服四制》等篇，与今本《大戴礼记》相合者有《曾子疾病》《曾子事父母》等篇[9]，文字与今本差异较大。另外还有一些文句不见于传世文献，可能属于已亡佚的《礼记》类文献。

 

第三组，因残断过甚，无法推知其形制，但文字书体和间距与第二组相近。内容相当于今本《大戴礼记·保傅》，文字大多与今本相同。

 

第四组，出土时与《论语》简混杂在一起，其形制、容字和书体亦与《论语》完全相同，三道编绳，完简容24字。每章另起一简抄写，但不见分章符号。其内容与今本《礼记》相合者首先是《中庸》篇，目前可识读的文字涉及今本的十余章，文句大多与今本相同。其次是见于今本《礼记·祭义》和《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的“公明仪问曾子论孝”一段[10]。另外还有少量文句不见于今本大、小戴《礼记》和《论语》，究竟属于《礼记》佚篇抑或《论语》佚篇尚难确定。

 

众所周知，传世本《礼记》和《大戴礼记》是战国至西汉早期儒家著作的汇编，汉代多称为“记”。《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礼”类之下著录有“《记》百三十一篇”[11]，应是刘向、刘歆父子所见《礼记》类文献的汇总。海昏简牍中的《礼记》类文献包括形制、书体各异的多个简本，还有一些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文，似说明《礼记》类文献直到宣帝时期仍处于“单篇别行”的状态。另外，上述第四组竹简中《礼记》类简与《论语》简形制和书体完全相同且混杂在一起，说明《礼记》中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内容与《论语》关系密切甚至存在“交集”。

[8]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 2664、2665 页，中华书局，2009 年。

[9] 其中“乐正子春伤其足”一段内容见于今本《礼记·祭义》和《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10] 此段内容今本《礼记》和《大戴礼记》文字略有不同，简本文字与今本大、小戴《礼记》皆略有差异。

[11] 《汉书·艺文志》，第 1709 页，中华书局，1962 年。

 

3. 祠祝礼仪类

海昏简牍中现存100余枚与祝祷、祭祀相关的竹简，可统称为祠祝简。两道编绳，每简容28～32字。这类简的核心内容是向神祝祷，以求福报。简文形式与目前已知的秦汉祠祝类文献相似，如先以发语词“皋”开始，再以“敢谒（某神）”点出求祷对象，继而是祝辞与许诺。具体祝祷对象有先农、五帝等，尤以五帝为多。祝辞常为四字韵文，祝祷目的有求雨、祈求丰收、延年益寿、子孙蕃昌等，其中以祝祷农事顺利者占多数（图二∶6）。

 

这类竹简很可能是海昏侯或昌邑王国祝官实际使用的文本。首先，简文中多见“臣祝”“祝再拜谢”“祝赞曰”等语，“祝”应即祝官。其次，简文中的套语与此前所见的秦汉祠祝类实用文献十分相近。前文已提及的“皋”“敢谒某神”及简文中多见的“（某神）下廷（庭）次席”等语，均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马禖祝篇、北大秦简《祠祝之道》等[12]。它们的使用方式、性质应大致相同，只是使用者不同而已。目前尚难确定这些文本是重复使用的文献，还是不同时期祝祷所用文本的集合。

 

值得一提的是，简文中提及的五帝，是与五方、五色等相配伍的“五色帝”。五色帝在先秦文献中就已出现，汉代国家祭祀中有五帝祭祀，但传世文献中并未详载祭祀细节。明确以五色帝为祷祠对象的文献，于此应为首见。海昏侯祝官所主持的五色帝祠祭，与汉代国家五帝祭祀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察。

 

海昏简牍中另有100余枚记录行礼仪式的文献，姑名之为“礼仪简”。这类竹简主要记录特定仪式中参与者站立的位置、进退仪节、主持者的号令等。其内容、措辞与《仪礼》等记载行礼仪节的文献十分相似。相关竹简记录的主体皆称“王”，应为刘贺做昌邑王时行用的礼仪。

 

除《仪礼》外，记录实际行用礼仪的早期文献十分罕见。这批汉代诸侯王实际使用的礼仪尚属首次发现，意义重大。这既有助于了解汉代实际行用的礼仪内容，也可一窥这些礼仪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

 [12] “兕席”，郭永秉改释为“次席”。参见郭永秉《睡虎地秦简字词考释两篇》，《古文字与古文献论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田天《北大藏秦简〈祠祝之道〉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4.《论语》

《论语》现存竹简500余枚，三道编绳，简背有斜向划痕。每简容24字，每章另起，未见分章符号。通篇抄写严整，不用重文、合文符号，也未见句读钩识。书风总体庄重典丽，但存在变化，似非出于同一书手。因保存状况不佳，完简极少，目前可释读的文字约为今本《论语》的三分之一。

 

各篇首简凡保存较为完整者，背面皆有篇题，目前可见“雍也”“子路”“尧”（对应今本《尧曰》）和“智道”，均是在背面靠近上端的位置刮去一段竹青后题写，由此推测，此简本《论语》原是每篇独立成卷（图二∶3）。现存文字较多的篇有《公冶长》《雍也》《先进》《子路》《宪问》等，而对应今本《乡党》《微子》《子张》篇的内容则尚未发现，《颜渊》篇是否留存还未能确定。

 

简本《论语》与今本有较多差异，用字习惯亦不尽同，如今本的“知”字在此本中皆作“智”，“政”皆作“正”，“能”皆作“耐”，“室”皆作“窒”，“旧”皆作“臼”；今本中表示反问的“焉”，简本皆作“安”，读为“欤”的“与”皆作“耶”。此外，今本的“如”，简本多作“若”，“佞”或作“年”。

 

这说明，此本的用字经过有意识地整理，似与今本《论语》及其源头“鲁论”属于不同的系统。最引人注目的是，书中保存有“智（知）道”篇题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表明此本应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齐论》[13]。西汉最重要的《齐论》学者王吉，在刘贺为昌邑王时任其国中尉，承当辅弼，时有谏争。可以推想，此本应源出于王吉，是《齐论》系统的一个代表性传本。厘清此本的篇卷、分章结构和文字内容，不仅有助于增进对《论语》含义的了解，更将为《论语》学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契机。

[13] 杨军等《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知道〉简初探》，《文物》2016 年第 12 期。 

5.《春秋》

《春秋》现存竹简200余枚，皆残断，无一完简。文字大多模糊不清，无法辨识。目前有文字且可辨识的简40余枚，其内容多是《春秋》僖公经传。

简文有部分内容见于今本《春秋》三传，但有些内容仅见于《公羊传》。如简文“而用师，危不得”，《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君在乎殡，而用师，危不得葬也……癸巳，葬晋文公”[14]。《左传》无此文。《谷梁传》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癸巳“葬晋文公。日葬，危不得葬也”[15]。无“而用师”之文。又如简文“取济西田。恶取之也？取诸曹”，《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恶乎取之？取之曹也”[16]。《谷梁传》《左传》只有“取济西田”四字。这说明简文似应出自《公羊传》。

 

另需留意的是，简文与今本《公羊传》存在较大差异。如简文“夏，公子遂如楚乞师。乞，卑辞也。曷为外内同之也？重师也”，今本《公羊传》僖公二十六年作“夏，齐人伐我北鄙。卫人伐齐。公子遂如楚乞师。乞师者何？卑辞也。曷为以外内同若辞？重师也”[17]，显然较简文为详。又如简文“使宰周公来聘。宰周公者何也？天子之”（图二∶8），今本《公羊传》僖公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18]，僖公九年“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何？天子之为政者也”[19]，简文前、后两句，在今本《公羊传》中分别见于两处。

[14] 《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 第 4916 页，中 华书局，2009 年。

[15] 《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 第 5216 页，中 华书局，2009 年。

[16] 同[14]，第 4913 页。

[17] 同[14]，第 4907 页。

[18] 同[14]，第 4913 页。

[19] 同[14]，第 4890、4891 页。

 

6.《孝经》类

《孝经》类文献现存竹简600余枚，均残损严重。目前看来，其内容与“孝”的说解和阐释相关。从文字内容上看，“孝”“亲”“兄弟”是高频词；从行文结构上看，多处出现一问一答的形式，如“何若则可谓孝？曰：事……”说解阐释的特点颇为明显（图二∶2）。

 

简文不止一处提到《孝经》，也有文句近同于《孝经》，如“服美而弗安，闻乐而……”句，应该是引用《孝经·丧亲》“服美不安，闻乐不乐”[20]；还有对《孝经》文句作解，如“思可道者，言也；行思可乐者，志也；德义可尊者，□也”，应是阐释《孝经·圣治》“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的内容[21]。但还不能说这些简文皆为对《孝经》的直接说解，即便有对《孝经》的说解，亦非训解文字而是阐释其意。

 

简文中的个别文句，与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22]以及甘肃肩水金关汉简中有关《孝经》的几条内容[23]有所关联或重合，可推测它们都属于西汉时期对“孝”的说解和阐释。海昏简牍《孝经》类简文是迄今出土的此类文献中最为丰富的，对研究汉代儒家学说有重要意义。

[20] 《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 第 5570 页， 中华书局，2009 年。

[21] 同[20]，第 5554 页。

[22]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 《〈儒家者言〉释 文》，《文物》1981 年第 8 期。

[23] 张英梅《试探〈肩水金关汉简（叁）〉中所见典籍简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15 年第 4 期。

图二 竹简 

1.《诗经》简

2.《孝经》简 

3.《论语》简 

4. 六 博简 

5.《礼记》 简 

6. 祠祝简 

7. 方技简 

8.《春秋》简

（二）诸子类

海昏简牍中有体裁近于“政论”的竹简50余枚，多数简保存完好，字迹清晰。两道编绳，每简约容32字。简文主张轻徭薄赋、偃武行文，以仁义治国，反对“毒刑骇法”，横征暴敛。简文以周、秦为例，指出周用义治天下，累世六七百岁，而秦以“毒刑骇法，二世而刑亡天下”。这与西汉时期政论文字旨趣相合，思想近于儒家。值得注意的是，简文中有几处言及“春秋曰”，但其所引文句并未见于今本《春秋》经传，尚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诗赋类

海昏简牍中的诗赋类文献现存竹简200余枚，完简不多。经初步释读，知有《子虚赋》及可

暂定名为《葬赋》的汉赋。此外，还有一部分歌诗。木牍中亦有诗赋一篇，惜文字漫漶，具体内容有待进一步判断。

 

《子虚赋》现存竹简10余枚，残损严重，目前可释读者3枚。文句大多与《史记》《汉书》所引该赋相近，但也有部分词句不同。海昏简牍的发现为《子虚赋》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葬赋》现存竹简20余枚，两道编绳。保存字数较多的简15枚，容30余字。简文中咏叹生病、下葬、吊唁、哭丧、祭祀等相关事宜，且多次出现“君侯”“侯”及“夫人”字样，文句表述较为隐晦，其内容是否与“海昏侯”刘贺有关，尚待考察。

 

简本《葬赋》《子虚赋》等诗赋，结合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与北大汉简《反淫》，为深入研究汉赋在西汉中期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新资料。简本歌诗是敦煌汉简《风雨诗》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为汉乐府“采风”“采诗”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契机。

 

（四）六博

海昏简牍中见有“六博”棋谱竹简1000余枚，简文亦多残断，完简甚少。目前可辨者有两道编绳，书写字体三种以上。棋谱除在大的漆笥内集中发现以外，另多见三五枚竹简散见于《诗经》、《礼记》类、祠祝礼仪类、《春秋》、《论语》、《孝经》类及诗赋、数术、方技等简册之间。

 

《汉书·艺文志》中并未收录“棋谱口诀”一类文献。南朝齐、梁间，阮孝绪《七录》将《大小博法》《投壶经》《击壤经》等列入《术伎录·杂艺部》[24]。《隋书·经籍志》子部“兵家”类著录有《杂博戏》《太一博法》《双博法》《皇博法》《博塞经》《二仪十博经》等博戏类文献6种10卷[25]。姚振宗以为“博弈、击壤以谓寓意于兵势，髣髴其伦，遂取以充兵技巧之数”[26]。

 

简文有篇题，惜残泐。篇题之下记述形式以“青”“白”指代双方棋子，依序落在相应行棋位置（棋道）之上，根据不同棋局走势，末尾圆点后均有“青不胜”或“白不胜”的判定（图二∶4）。简文所记棋道名称，可与《西京杂记》所记许博昌所传“行棋口诀”、尹湾汉简《博局占》、北大汉简《六博》等以往所见“六博”类文献基本对应[27]。

 

据《西京杂记》言，六博“行棋口诀”在当时“三辅儿童皆诵之”[28]，可见“六博”在汉代盛行的情况，但其规则约在唐代以后失传。汉晋墓葬中常见六博棋具，包括六博（六根算筹）、博席、博镇、博局（棋盘）、博棋（棋子）及茕（骰子）等物。汉以降的墓葬还经常出土博局纹镜、博戏俑，此外画像石上也时有表现博戏的画面。过去发现的简牍文献，多用六博占卜。海昏简牍中的六博棋谱尚属首次发现，结合既往所见六博棋局实物与图像资料，定会促进汉代宇宙观念、六博游戏规则等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

 

[24] 任莉莉《七录辑证》，第 392～39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25] 《隋书·经籍志》， 第 1016、1017 页， 中华书局，1973 年。

[26] （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 15 卷），第 1353、1354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7]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第 21、125、126 页，中华书局，1997 年；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伍）》，第 181~2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28] （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第 204页，三秦出版社，2006 年。

（五）数术类

海昏简牍还包含几种前所未见的数术类

文献，现存竹简300余枚。其中有60余枚简关于阴阳五行、五方五帝，明确提到“五行金木水火土”“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鸟北方玄武”等，惜简文残损严重，其性质需要进一步判断。《易占》类竹简180余枚，简文多残断，两道编绳，约容35字。简文并不直接抄引《易经》卦爻辞，而是利用《易经》作日常吉凶杂占的数术书，似应题为《易占》，而非《易经》。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所谓《易经》，虽然抄引《易经》，下附占断多与择日之术有关，其实也是用于同样的目的，同样不应称为《易经》，而应题为《易占》。

 

简文格式通常包括四部分：一是讲卦，说明某卦由某个下卦和某个上卦构成，然后用“某卦，某也”开头，简单解释卦义；二是讲彖，通常作“某方多少饺，某方多少，干支”，用于裁断吉凶；三是注明此卦属于《易经》上经或下经第多少；四是讲择日，通常作四时孟中季吉凶或某月吉凶，往往还配演禽所属的动物。此外，另可见简文以卦象配姓氏。

 

《易占》之外，另有杂占书100余枚，尚不能确定其书种类。据残简识读，其内容有刑德端令罚与十二时相配占测吉凶，与尹湾汉简《刑德行时》相近。这些数术类古书的发现与整理，对于深入了解汉代数术之学，以及相关的思想史、科技史、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六）方技类

海昏简牍中的方技书，大致有“房中”“养生”“医方”等，现存竹简约200枚。“房中”在马王堆帛书《天下至道谈》中记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虚”“实”而成为“十道”。“养生”借“容成氏”之口讲“贵人居处安乐饮食”，并可见“黄帝一”的章题（图二∶7）。“医方”可见部分方名，其中有与祛除蛊虫有关的方法。

 

海昏简牍的方技书，是继马王堆古医书、北京大学藏西汉医书、成都天回汉墓医简之后又一批重要的出土医学文献，将其与以上医书进行比较、综合研究，有助于促进我国早期医学文献和医学史的研究。

｜二、文书｜

海昏简牍中的木牍有近60件为公文书牍，因文字残甚，多已无法释读。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海昏侯及夫人分别上书皇帝与皇太后的奏牍，其中可见元康三年至五年（前63~前61年）年号，推测与“朝献”“秋请”“酎金”诸事有关（图三）[29]。另一类初步判断似为朝中关于刘贺本人的议奏或者诏书，惜木牍残损，需要进一步辨明。文字依稀可辨有“今贺淫”“天子少”“列土封”“乙巳死”和“葬谨议”等。

[29] 王意乐、徐长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奏牍》，《南方文物》2017 年第 1 期。

图三 木牍

｜三、签牌｜

海昏侯墓中出土签牌约110枚，均为圆首长方形，多数顶部半圆形部分以墨色涂黑，少数画成网格状或画一横线表示分隔，上钻有一孔。其下标识序号，如“第一”“第二”“第十”等，目前所见最大编号为“第百一十”（图四）。此种特殊形制，可称作“楬”。类似的木楬也见于西汉时期的长沙望城坡渔阳墓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等[30]。

 

约半数以上的签牌正反面皆有文字，多不分栏，每行记述一类物品、数量，所载物品多者分上下两栏书写，但未见两栏以上的形式。极少数签牌不分栏、不分行，天地顶格书写物品类别、数量。

 

所记内容大多为衣物布匹，如“紫丸上衣五”“绢丸上衣四”“黄丸合袍一领”“二幅细地宜子孙被”“筒布复绔一两”“细练中禅一”“烝栗上衣一领”，也有少部分器物，如“铜刀一”“长安木小盘卅七”等。

[30]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 年第 4 期；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上集，第 112～118 页，文物出版社，1973 年。

图四 签牌

｜四、价值｜

综上所述，仅就目前所知，海昏简牍的学术价值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墓中所出西汉简本《诗经》、《礼记》类、《论语》、《孝经》类等儒家经传，是出土典籍类文献的一次重大发现，其中的《诗经》《论语》有较明确的师承来源，对于研究儒家学说及其经典的传布、演变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历代学者争论不绝的一些疑难问题由此可望解决或得到新的启示，从而促进有关学术研究的深入。

 

其次，墓葬时代、墓主身份明确，同墓所出儒家经典、诗赋、数术与方技文献并重之情形，为了解昭宣时期的思想学术图景提供了资料，也为汉代诸侯王教育、文学水平、修养以及思

想信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以往出土文献中有关西汉中期王、侯一级文书较为缺乏，海昏简牍中涉及昌邑王、海昏侯的有关文献恰可弥补现有记载的不足。首次发现了记载诸侯王、列侯所用具体仪节的资料，更可为西汉历史特别是有关诸侯王、列侯制度的研究提供新的重要资料。

 

第三，海昏简牍数量庞大，为研究古代简牍书册的用材、修治、编联、篇题、标点符号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可推动古代简牍书册制度的研究。简牍书法精美，是研究西汉中期隶书的重要材料，补充了这一时期南方古书写本资料的不足，必将有助于深化对汉代隶书演变过程的认识。

 

以上仅是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得出的初步认识，随着全部简牍的修复、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与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对海昏简牍的内涵应会有新的发现，对其学术价值也将有更深入的认识。

原文刊于：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文物》2018年第11期。文章略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