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对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发布时间：2021-10-27

秦汉简牍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严格意义上讲，秦汉简牍是一个与“时段”相关的概念，指秦汉时期（也包括秦统一前）的简牍，而敦煌吐鲁番文献是一个与“地段”相关的概念，指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的文献，狭义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指敦煌藏经洞发现及吐鲁番出土的、公元三世纪后的纸质写本或刻本文献，尤其以晋十六国唐五代宋初汉文写本为大宗；广义的敦煌文献，包括敦煌乃至整个甘肃出土的各语种文献（参见王素《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页），广义的吐鲁番文献，包括新疆乃至整个中亚出土的各语种文献（参见季羡林《〈吐鲁番学〉研究专辑·序》，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页）。

　　“文献”是一个广泛的概念，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言：“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所以，广义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不只包括两地区的纸质（包括写本和刻本）、铜质、石质、砖质、陶质、绢质文献，还应该包括简牍文献，不只包括两地区的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甚至更晚的文献，还应该包括秦汉甚至更早期的文献。由此推论，广义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应该包括该地区出土的秦汉简牍（以及少量帛文书）。王素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第53页）所收第一件敦煌文献，是1970年在甘肃天水县出土的《蜀汉章武元年（221）二月铜镜文》，而恰好在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墓就出土了秦简461枚，这些文献中有一部分甚至抄写于秦统一之前（参见张德芳主编、孙占宇著《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页），王素在《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所收第二件敦煌文献是1991年4月在武威出土的木牍《魏青龙四年（236）五月四日左长随葬衣物疏》，而武威恰好又出土了《武威汉简》（参见张德芳主编、田河著《武威汉简集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1-6页），王素在同书中所收第三件敦煌文献为疑似敦煌藏经洞所出魏景初二年（238）九月十六日敦煌太守仓慈写《佛说五王经题记》，而敦煌恰好出土了巨量汉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3页）。又比如在楼兰，不只出土了魏晋汉文简纸文献，而且发现了东汉佉卢文残木牍和织锦（参见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0页），所以，在敦煌吐鲁番，秦汉简牍文献与魏晋十六国以及隋唐宋的纸质等文献总是如影随形，交相辉映，共同谱写着千余年间丝绸之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动。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朝代，汉承秦制，但又超越了秦制，秦汉建立的行政体制、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文化主流，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秦汉简牍文献对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的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历史上看，敦煌吐鲁番人是汉魏遗庶，是汉代文化的继承者

　　古代吐鲁番被称为高昌，从高昌壁到高昌郡，再到高昌国，这里长期以来建立的基本上是汉人地方政权，传世史书《魏书》对汉魏以来吐鲁番的历史记载较为详细，《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载：“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云‘高昌’。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东去长安四千九百里，汉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并居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据河西，皆置太守以统之。去敦煌十三日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又载：“熙平初，遣使朝献。诏曰：‘卿地隔关山，境接荒漠，频请朝援，徙国内迁。虽来诚可嘉，即于理未怗。何者？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困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恶徒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神龟元年冬，孝亮复表求援内徙，朝廷不许。正光元年，肃宗遣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肃宗许之。”([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429-2431页)上引《魏书》文字，至少告诉我们六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吐鲁番从汉武帝时起，就有不少来自中原的汉族兵士留下来，成为早期的吐鲁番移民，帝国通过不断的屯田，来自河西和中原的官吏、兵士甚至刑徒不间断地移民和定居，自然而然使汉文化在此传承开来；第二，汉王朝在吐鲁番地区设置西域长史、戊己校尉，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一定会成为吐鲁番地区的权威思想；第三，汉代以后，魏晋时期，河西一带的汉人世家大族和普通民众不断向吐鲁番移民，而他们正是此前汉代从中原移居敦煌的汉族移民，他们当然带来了汉文化，所以，从汉代起，中原文化对于敦煌文化和吐鲁番文化具有源头性质；第四，古代吐鲁番人对汉代以来的文化抱有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文化心态；第五，他们奉行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而儒家文化正是汉武帝以来确立的官方文化；第六，古代吐鲁番地区受北魏的影响很深，而北魏的文化正好也受汉代以来河西文化的影响，而且程度甚深（参见拙著《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276页）。

　　吐鲁番地区的移民往往来自敦煌，而敦煌人往往又是汉代的中原移民，这在吐鲁番出土的墓志中有鲜明的记载。《武周长寿三年（694）张怀寂墓志铭》：“贤明继轨，代有人焉。佐汉相韩，备该策史。襄避霍难，西宅敦煌，余裔迁波，奄居蒲渚，遂为高昌人也。”这件墓志的主人张怀寂,所属张姓曾经是高昌国的王姓，他的祖先于西汉晚期避霍光之乱由中原的南阳迁往敦煌，又于前凉灭亡后避苻坚之祸由敦煌迁往高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还常见“令狐”姓，这也是本地的显赫家族，他们也是西汉末年避王莽之乱由太原迁敦煌，又于公元442年左右由敦煌迁高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之“阴”姓，其实也是东汉末年由南阳迁武威，前凉中期又由武威迁敦煌，公元442年左右再由敦煌迁高昌（参见王素《高昌阴氏的由来—读〈高昌主客长史阴尚宿造寺碑〉札记》，《中国文物报》1989年5日26日第3版）。这些都旁证吐鲁番文献只能是汉代文化的延续。如前所言，汉承秦制，秦汉文化自然而然在敦煌吐鲁番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吐鲁番出土文献必然具有浓郁的秦汉文化底色和因子。陈寅恪指出以敦煌为代表的河陇地区“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2页）诚哉斯言。

　　二、从题材上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与秦汉简牍有深度的继承性

　　秦崛起于西北，秦简自然体现了西北文化特色，秦汉简牍中之汉简有相当一部分是西北简（尤其是河西简和西域简），而敦煌吐鲁番文献是典型的西北文献，与秦汉简牍大都同在丝绸之路辐射圈，临近的地域，相同的环境，互动的氛围，使秦汉简牍与敦煌吐鲁番文献具有许多相同的历史记录与描写对象，三种文献在题材上往往具有让人惊叹的一致性，此谨举一例：

　　吐鲁番出土高昌国时期的文献中，有一组接待各国来往使者的文书，比如97TSYM1：13-4、5背面《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记载了阚氏高昌国“送处罗无根”“送烏萇使向鄢耆”“送鄢耆王北山”“送婆羅門使向鄢耆”“送吳客并子合使北山”“送若久向鄢耆”“送婆罗干北山”，这些使臣来自南朝、丝路绿洲国家以及印度等地；72TAM171：12(a)，17(a)，15(a)，16(a)，13(a)，14(a)+72TAM171：12(a)，17(a)，15(a)，16(a)，13(a)，14(a)，15(b)+72TAM171：10(a)，18(a)《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兵部差人看客馆使文书》记载了高昌国接待“苏弩胡鹿大官”“公主时健大官”“毗伽公主[寒]□□妇兒”“摩奋提懃妇兒”“汉客张小憙”“真朱人贪旱大官、好延枯臈振摩珂赖使金穆乌[纥][大][官]”“坞耆来射卑妇兒”“尸不遝役旱大官”“苻[离][抴]使肥遝[大]官”“宁受□[苻]离抴阿利摩珂大官”“居伦抴使”，这件文书是高昌国兵部派往客馆服侍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使者的杂役记录，主要是突厥使人，也有来自坞耆（焉耆）和内地（汉客）的使者。类似的文书还有各类“传供文书”，往往是给当时下榻高昌国国宾馆里来自各国的使者供给衣食住行的文书，69TKM33：1/2(a)《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一）》载：“五日将天奴传，麺三，付康苟扫、张阿祐二人，供何国王儿使奚（中略）次中郎伽子传：□付阴黑儿、贾保守二人，供垔吴吐屯使由旦五人道粮。”以上文书提及中亚粟特何国王子派遣的使者和垔吴（伊吾）吐屯派遣的使者到高昌国下榻。但更多的还是来自突厥等地的使者，这从以下文书可以看出。69TKM33:1/7(a),1/10(a)《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二)》载“供延壂珂顿”“供赐离兜折耆、遮殖二人道粮 “供浑珂顿使”“供诃利多祀”“[供]萨偈尽”。69TKM33：1/3(a)，1/６(a)《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三）》载“供浑上平地十人”“供[催]宋尚书赤马”“[婆]演使卫畔阤”“供提[懃][道]粮”“[供]□婆颉毗”“供提懃婆演使[乌]□[那]十人道粮”，60TAM329：23/1,23/2《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帐（一）》载供“珂寒使”“供虔大官”“供吐屯抴 [大]官”“婆演大官别逥尽”“供恕逻珂寒乌都伦大[官]”“[供]北相珂寒使吐别贪旱”“供卑失移[浮][孤]使乌庾延伊利”“供射[尼] [珂]寒使吐屯”“吐屯大官[别]”“供[贪]”“阿赖□”，60TAM329：23/3《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帐（二）》载“供属贪旱”“供吐别贪旱”，73TAM517：04/8-4《高昌都子等传供食帐（一）》载供“[雞][弊][世]”，73TAM517：04/8-3《高昌都子等传供食帐（二）》载“迎贪旱珂寒使”“[贪]旱珂寒孤艮贪旱上五人尽”，73TAM517：04/8-1《高昌曹石子等传供食帐（一）》：“次传：三斗，供珂寒寺中四斗。供令尹尽。曺石子传：二斗，供次传：二斗，供依提具抴使[那]”73TAM517：04（a）《高昌曹石子等传供食帐（二）》载“供何使叙”，73TAM517：04/2(a)《高昌元礼等传供食帐（三）》载“供婆”73TAM517：04/3(a)《高昌元礼等传供食帐（四）》载供“人□会贪旱”“弊婆演”73TAM517：04/8-2(a)《高昌元礼等传供食帐（二）》载“供栈头”，73TAM517：04/1(a)《高昌元礼等传供食帐（一）》在供“珂寒[使]”“供赏栈头吐屯使□纥作道粮”“供迎依提具抴使”，66TAM50：9（b）《高昌重光三年（622）条列虎牙氾某等传供食帐二》载“供大波帐上用”“供客胡十五人赏”“供世子送与吴尚书”。75TKM90：20（a）《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载：“[出]行绁五疋，付左首兴，与若愍提懃[出]赤违一枚，付爱宗，与乌胡慎阿钱条用㲜六张，买沾缵[疋]，付得钱，与吴儿折胡真[赤]违一枚，付得钱，与作都施摩何勃[绁]一疋，赤违一枚，与秃地提懃无根。[月]廿五日，出[绁][二][疋]，[付]□[富][买][宍][供]□□。[出]㲜一[张]，[出]行绁行绁行绁三疋，赤违三枚，付隗已隆，与阿祝至火下。[张]绾传令，[出][疏]勒锦一张，与处论无根。摩何□□[绁]一疋，㲜五张，赤[违]□枚，各付已隆，供鍮头[发]”类似的文书还有66TAM50：32（a）《高昌重光三年（622）条列康雅问等传供食及作坊用物帐》、66TAM50：32（a)《高昌重光三年（622）条列康鸦问等传供食及作坊用物帐》、66TAM50：9（a）《高昌重光三年（622）条列虎牙氾某等传供食帐一》等。

　　对当时的馆舍接待各国使臣的开支进行账簿记录，在唐西州时期的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仍然较多。这就是著名的“北馆文书”。“北馆”可能位于高昌县，这里是州治治所所在地，必然要为州府承担接待客使任务，因而兼有州馆的性质，甚至代表了唐帝国的形象。“北馆”一词本身也见于吐鲁番出土文献，OR.8212/520Ast.IⅠ.4.018《唐开元年间西州都督府诸曹符帖事目历》：“为征北馆车坊牛事。”大谷3475《唐开元十九年（731）正月西州岸头府到来符帖目》（《大谷》二，图版五、六）：“户曹苻，为北馆坊出举本小麦、依前苻征欠死马肉钱，限月内征送事。”“北馆”可能是中古时期南北地域接待使者（包括国使）的馆驿，《广弘明集》卷十九《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记载梁武帝至同泰寺御讲般若，参与者有“波斯国使、于闐国使、北馆归化人”，这里的“馆”是建康接待诸国来使的客馆。

　　其实，接待来访使者并进行详细的接待账目记录，早在敦煌悬泉汉简出入簿类文书中就有详细记载，如果我们把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汉简里这类文书进行比较互证，就可以精确细致地描写古代丝绸之路沿线馆驿对内外宾客的接待规格、对人力财力与物力的耗费，全方位、多角度地重现中古时期丝绸之路的外交外贸、客馆运行、文化互动，我们的研究也就更具有立体性和穿透力。敦煌悬泉汉简T0116号探方简文：“出粟一斗六升，以食鄯善王、王赐妻使者犬苏者等二人，人再食，食四升。”（Ⅰ90DXT0116②：41）这就是一份典型的接待记录，鄯善王和王妻所派使者二人，路过悬泉置用饭两次，每饭每人四升；悬泉汉简T0114号探方简文：“·右使者到县置，共舍弟一传，大县异传食如式，龟兹王、王夫人舍次使者传（第一栏）；堂上置八尺床卧一张，皂若青帷，阁内□上四卧皆张帷床内置（第二栏）；传舍门内张帷，可为贵人坐者。吏二人道（导）（第三栏）。”又：“神爵二年三月甲戌。莎车王夫人使者渠代等六人来□□毕。以次为驾一乘以载从者六人至□□□□□□不食戊午出。”（Ⅰ90DXT0114①：112A）（ⅠT0309③：228）。又：“出粟四斗，以食疏勒王王妻使者呼留竭等十人献事已罢归人再食，食四升西。”（引文据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第5页、第11页；张俊民《简牍学论稿—聚沙篇》，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51页、第360页）“疏勒王使者二人积四食食四升半升”（Ⅰ90DXT0208S:35）（甘肃简牍博物馆等《悬泉汉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彩色图版第302页，红外线图版第606页）又：“甘露元年二月丁酉朔己未，县（悬）泉厩佐富昌敢言之，爰书：使者段君所将疎（疏）勒王子橐佗三匹，其一匹黄，牝，二匹黄，乘，皆不能行，罢亟死。即与假佐开、御田遂，陈……复作李则、耿癸等六人杂诊橐佗丞所置前，橐佗罢亟死，审，它如爰书，敢言之。”（ⅡT0216③：137）（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6-107页）又：“客大月氏、大宛、疎（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ⅠT00309③：97）（《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33页）又：“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鱼离、县（悬）泉、遮要、龙勒、厩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禀麦各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受薄（簿）入，十一月报，毋令缪（谬），如律令。”（ⅡT0114③：522）（《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42-第143页）又：“以食乌右大将夫人使者穷一人一食西。”（1315）（张德芳、石明秀主编《玉门关汉简》，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彩色图版第111页，红外线图版第247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69页；袁延胜《悬泉汉简使节往来中的西域女性》，《西域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24页，尤其是第22页）。

　　由于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敦煌吐鲁番两地一直是万方辐辏、国使汇聚的地方。使者的接待工作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务，所以敦煌汉简和吐鲁番出土高昌国时期的纸质写本文献都有客使接待的详细记录，高昌国在客使接待的规格与风格上与汉代一脉相承，两种文献正好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我们注意到高昌国有专门设置外交接待的官职“主客”，这实际上也来自于汉代，“主客”在传世文献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周书》卷五十《异域下》：“次有八长史，曰吏部、祠部、库部、仓部、主客、礼部、民部、兵部等长史也”。在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主客郎中”，见于72TAM199:8《高昌重光元年（520）张阿质儿墓表》，有“主客事”“主客参军”“主客主薄”，请比较67TAM78：25(a)《高昌延寿十一年（634）主客残奏》：“□□□□[左][亲][侍][散][望]臣高□。威远将军麴□；客曹参军臣阴焕子；客曹[主][薄][臣]□□。□寿十一年甲午岁十一月廿五[日]□□□。虎牙将军中兵校郎领主客事高□，主客参军[孟]□，主客主薄□□。”“主客”即掌管诸蕃和外国朝贡等事务的机构和官员，麴氏高昌时期的“主客”，主要是代表政府迎来送往，并对居住高昌的客人按规定进行供应和照顾；“主客事”即掌管诸蕃和外国朝贡等事务的基层吏；“主客参军”即主客司负责出使、检校及导引之事的官员；“主客主薄（簿）”即主客司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非违，监印、给纸笔、杂用之事的官员。但我们发现：上揭“主客”“客曹”这类官职名称《汉书》已见。《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附金安上》：“上召（金）岑，拜为使主客。”颜注引服虔：“官名，属鸿胪，主胡客也。”《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上使使者问所欲，以弟岑为托。上召岑，拜为郎，使主客。”吴恂案：“师古曰：‘官名，属鸿胪，主胡客也。’先谦曰：‘官本召作诏，无郎字。引宋祁曰，拜为下当添郎字。’钱大昕曰：‘《百官表》大鸿胪属无此官。’恂案：《汉旧仪》尚书郎四人，一郎主匈奴单于营部，一郎主羌夷吏民，一郎主天下户口垦田功作，谒者曹一郎，主天下见钱贡献委输。《后汉书·百官志》尚书六人，六百石。本注云,成帝初置尚书四人，本书《百官表》作五人，误。分为四曹：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凡吏民民字意补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夷狄事。世祖光武承遵，后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二说不同，据志较为可信，然则成帝拜岑为客曹尚书郎也。《魏书·李平传》：‘平子谐为聘使至石头，梁主客郎范胥当接。’云云，蓋此职六朝时犹存也。颜氏所见，殆无郎字。故有属鸿胪之说，以鸿胪主蛮夷故也，又玩下拜为郎句，则上作召字为是。”（《汉书注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40-241页）给人最为印象深刻的是：汉代的“主客”，专门接待“胡客”，也就是北方异族使者，检《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而使郭吉风告单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卑礼好言曰：吾见单于而口言。”颜师古注：“主客，主接诸客者也。问以何事而来。”所以我们认为，高昌国时代的“主客”一职，是上继汉代，通过南北朝传承而来。唐代礼部也有主客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后、诸蕃朝见之事（参考《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亦承自汉代。

　　也正因为敦煌吐鲁番文献与秦汉简牍文献在题材上具有深度的继承性，广义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本来就包括相当一部分秦汉简牍文献，所以，早在十五年前，饶宗颐就指出：“目前敦煌学界只注重以敦煌经卷和敦煌石窟的图像史料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是有缺憾的。我认为还应十分注重竹、木简方面的材料。现在已陆续出土了巨量的两汉、魏晋的与敦煌有关的简，刚好可供研究早期敦煌的历史和文化。目前这个时期的研究，包括敦煌简方面的研究，尚未深入，正有待开展。我的主张是首先要敦煌学界把早期敦煌（匈奴时期的敦煌）和与敦煌有关的两汉、魏晋简纳入广义的敦煌学之范围内，这样就可能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饶宗颐还指出：“敦煌学要突破以研究隋唐为主要的时代坐标的局限，所以我的关注点是：由秦代到魏晋南北朝都有仔细研讨的必要；敦煌学也要突破以经卷文献和石窟图像为主要的研究材料或物质对象的局限，所以我提倡研究简牍和石刻史料等等。而上述两点更应该结合起来，这些方面的工作，正等待着许许多多人的投入，这就是我对于广义敦煌学的期望。”（《敦煌学应扩大研究范围》，季羡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页）饶宗颐作为一代中国文化研究巨人，高瞻远瞩，老吏断狱，为新时代敦煌学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限于当时篇幅，饶先生在文中没有提到吐鲁番文献与秦汉简牍的关系。我们今天在学习先生鸿文的基础上，重点于本文论及秦汉简牍与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的重要性，算是续貂之作吧。

79TAM382：5-1《北凉高昌郡功曹白请溉两部葡萄派任行水官牒》作者/供图

　　三、从体裁来看，秦汉简牍对敦煌吐鲁番文献影响深远

　　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的过程中，我们有时真感觉出土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与传世文献是“两个世界”。传世文献往往是千百年来大浪淘沙的结果，其间留下的往往是“高大上”的东西，是阳春白雪的东西，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华或核心价值观所在，是提供给精英阶层反复阅读和遵循的范本，而历史上“下里巴人”的草根文化，平民大众的常用体裁，往往留存于地下文献里。地下文献细大不捐，其保存物往往具有两极性（极为珍贵和极不珍贵），其被视为极不珍贵之埋藏品，也许是当时人们觉得不屑一顾或无足轻重、或已经过时的文化记载物，它们被丢弃或埋藏于地下，它们在地面早已失传（这一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变文、药方、私家书信、随葬衣物疏等），所以，研究中国文化史或者人类文化史，不同时代的一些文化现象与文化史料之链接，不能只靠传世文献，它们有时候反而是断裂和断线的，我们还得靠不同时代的地下出土文献，在这个另类世界里，文化的“根脉”相互间往往形成一个连续的“链”，秦汉简牍文献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正可以作如是观。

　　这一方面比较典型的就是书信体裁史研究。在人类文化史上，书信可能是一种使用最为频繁、涉及面最广、历史最为悠久的体裁之一，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都会使用这种体裁。以敦煌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出土了近千件书信全文或残卷、残片，这些书信上自晋代，下至清代。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书信的成熟期应该是魏晋，因为二王杂帖的书信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实际上，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书信体裁基本定型和成熟于秦汉，这从秦汉简牍里大量的书信（比如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黑夫与惊家书）原件可以看出。

　　书信体裁应该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正文、祝愿语、署名、封题、平阙。至迟在秦汉时代，书信的全部基础已经基本上形成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件西域楼兰出土的东晋纸质写本书信，L.A.II.ii孔纸33.1正面、背面：“此月十四日发郡，奉姑臧十三日告，云得世龙故月九日书，夫人湌食如常，以为欣慰。烧奴曰：其□南昌兄功甚，大小平安，临来差错□不得书疏，此月九日发发发发发发，顷来多事，故不复不复悉发□□□□□□□□□□……张济逞□再拜还……无□复未□□□……事？舍人功甚，已达主，复以□南州告悉如常也。烧奴还□以此月十四日发郡奉姑臧，十三日郡内□□□平安□□世龙故月九日书：夫人湌食[康]□酒泉归万万福。烧奴□□南昌兄[弟]□大小平安……安安[康]。”再来看看吐鲁番出土高昌国时期的书信，72TAM169：26(b)之三《高昌书仪》（1-235）：“伏愿兄?胜常。数某等问：余悉无恙。未知近旨诲，用忧灼。”72TAM169：26(b)《高昌书仪之一》：“与伯书。题云伯坐前甲乙言疏。二月四日拜疏，厶言：便及春中，伏惟增怀，渐暄，不审伯尊何如？不奉动止，下情顷驰。即日，厶自慎所行。谨言疏不备。厶再拜。厶言：违离易久，忽便积载，仰恋之心，不知为譬。即日事悠然，奉见未期，益增驰结。少适，伏愿珎重。伺信更承动静。厶言。”再看看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时期的书信，67TAM78：27《唐残书牍》（2-69）：“[起]居胜常，伏愿寑唯增悲结，谨言疏不俱未（？）亦（？）通再拜张郎及问讯寺女浑□ 娘前々”64TAM24：30《唐赵义深与阿婆家书》（2-174）：“□损，寝膳胜常，但义深、甤（蕤）莲且得无恙。”再看敦煌文献S.361《书仪镜》：“与妻姨舅姑书：孟春尚寒，伏惟次姨动止康悆，即此某及娘子男女等无恙。”从以上例子可知：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书信，同后世书信一样，常常要“问讯”对方，要祝对方“无恙”，甚至要附送对方礼物，这些内容在汉代都已经非常完备，无论是汉代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汉简，均有翔实的记载，《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这里除了书信用语“问”“无恙”成为后世私家书信的必备要素外，还提到“印封”，亦是后世书信的标配。东汉卫宏《汉旧仪》卷上：“以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里，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

　　上揭敦煌吐鲁番书信文献书信用词中，往往涉及一年四季的时令词语，写信人因时节抒发对收信人的挂念和问候，其实这在汉简书信中已经有鲜明体现。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敦煌汉简1962A+1962B《书信》：“足下，年直居边，候望甚急，不得甚闻。子和少公毋恙。年再拜，幸=甚=。行者中公记进羹子和，进书夫人足下。甚苦侯望。春时不和，年伏愿子和少公近衣，进御酒食。”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敦煌汉简1963A+1963B《书信》：“中公伏地再拜请。少君足下，善毋恙。甚苦事，春时不事，中公再拜，幸=甚=。少君下，中公伏愿少□不得闻。少君毋恙也。中公伏愿少君时□”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敦煌汉简1963A+1963B《书信》：“中公伏地再拜请。少君足下，善毋恙。甚苦事，春时不事，中公再拜，幸=甚=。少君下，中公伏愿少□不得闻。少君毋恙也。中公伏愿少君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敦煌汉简2266A《书信》：“□□足下，善毋恙。苦□家中事。春时，礼伏地，愿梁翁来戍，近衣适进酒食。”敦煌马圈湾汉简707B《书信》：“冬寒，叩头，愿近衣□□□致左掾起居，□□□□□□□□”。

　　敦煌吐鲁番书信文献有固定的起首格式，这些格式也形成于汉简。从汉代起（最迟西汉末）书信格式一般就是“写信人+伏地再拜+报+收信人+足下：+死罪白奏+”，中间当然也有不少变体，但将写信人放在前端，却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在带有一定行政色彩书信中尤其如此，行政讲求等级与差别，其间谦词、敬词极为常见，先看吐鲁番出土西凉时期的一封行政书信，75TKM91：11/5《西凉建初四年（408）秀才对策文》（1-59）：“凉州秀才粪土臣马隲言氵（引者按：旁边三点，为删除符号）稽首言：“臣以疏漏，才非翘类，洪泽涛奖，谬忝过分。用非腾跃，超登”再请比较敦煌汉简117：“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粪土臣△稽首再拜上书。”这里的“稽首再拜”是典型的书信用语，居延汉简326.22B：“戎伏地拜言君足。”居延汉简330.1B：“猛报少卿足下，幼兰记来不幸。愿少卿□足下临之幼兰属舒耳愿少卿□□□记□摓□□□。”居延汉简330.1A：“幸死罪白奏。”又请比较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敦煌汉简1870+1794B《书信》：“五凤二年七月壬子朔壬申，玉门候长尤延寿政伏地再拜言：幼卿君明足下，毋恙。久不明相见，夏时，政伏地愿幼卿君明适衣进食，察郡事。政居成乐五岁余，未得还，道里远辟，回往来希，官薄身贱，书不通，叩=头=，因同吏郎，今迁为敦煌鱼泽候守丞王子方，政叩头，愿幼卿行幸为存请□君倩不曾御，不北边居归未有奉奏，叩=头=，大守任君正月中病，不幸死，大守□□□猛。政得长奉闻幼卿君明严教，舍中诸子毋恙，政幸甚，谨因”通过以上书信用语，也可以反过来判断以下两件楼兰出土的西域文书是不是书信，OR.8212/498LA IV v 031文书：“□□□ □□□ □□ 首再”L.A.Ⅱ.ⅱ—孔纸21.12：“死罪白。募”我们认为这是两封行政领域的书信，因为其中的“首再”很明显是“稽首再拜”或“顿首再拜”。

　　总之，随着秦汉简牍的出土，为我们了解秦汉书信的真实风貌提供了条件。以下数件汉代书信简牍文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后世西域书信如楼兰、吐鲁番出土的魏晋十六国唐书信文献的行款格式及语言文字的基础，从汉代以来，甚至从人类产生书信以来，书信的文风与内容就是雅俗共赏，也就是说，既有庄重典雅的一面，又有通俗随意的一面。书信的内容包括身体和生活的问候，关注和商量的事项，包括不少生活琐事。这些书信的必备要件在汉代也非常定型了。汉代的私人书信在许多方面（如行款格式、术语套语等）往往与当时的官文书关系密切。但不同的是，私人书信常常用口语写成，用章草展现，从北方汉简到南方汉简（如长沙东牌楼东汉简），情况均是如此。居延新简EPT44:4A：“十一月廿二日具记。习叩头死罪言。君万年湌食如常。不哀怜赐记恩泽诚深厚。得闻南方邑中起居，心中驩喜，习叩头死罪死罪●教告尉史，记即到●候长政叩头言，臈到，愿归取臈具习毋状，诚以月廿一日听政一宿，还属政以。”居延汉简140.4A：“家前寄书=已来到，独物未来耳。坚叩头。唯□饭厚自爱。来往者数，乃起居毋恙，谨□赐幸幸赐幸赐。”居延汉简140.4B：“赐赐。□起居得毋有它。谨因叩头言。坚家寄时卿家当有有来者未，坚叩头。唯时卿即有来者，幸寄一记来。”居延汉简505.43+505.38+502.14B：“毋状。愿房孝卿到自爱怒力，加意慎官事，叩头=幸=甚=。宣在驩喜，隧去都仓三十余里，独弟六隧卒杜程李侯常得奏都仓二卿，时=数寄记书，相问音声，意中快也。实中兄。”居延汉简507.1+507.28：“伏地再拜言。长孟足下，善毋恙。久不相见，得毋他缓急，毋有黄志。”居延汉简214.133：“□之有反问，未间，元不得见。未间，□□怒力，谨之强饭，自爱，出入辟火当。”居延汉简中有大量的私人书信，居延汉简81.5A：“谊叩头言。游君容万年毋恙。顷舍中得毋有它急。”居延汉简81.5B：“前日厚赐，谊叩头幸甚。去时卒=不见游君容，心独愧。”居延汉简81.5C：“毋以幸得游君明时为谊。言大厚，叩头死罪。毋以复后。”居延汉简214.157：“□卿坐前善毋恙。顷者久不相见，得毋隧长王卿行塞具吏卒良部卒三人”居延汉简81.5D：“恩也。金长叔为谊所嬉，心中不亡故也。吴来。”居延汉简73.9A：“泉叩头幸甚。泉幸有丈人言君孙、子都时报田幸自足下不后大夫泉叩。泉自丈人□女舒君来君毋恙。数累以丈人，因道泉行卒，不得与舒君来君得报急力之言，视丈人，泉叩，幸=甚=.因诣丈人，长孙、子恕、子期君□□。”居延汉简142.28A：“受叩头言。子丽足下。□□过客十五人，元不备。叩=头=.谨因言子丽幸许为卖材至今，未得蒙恩，受幸叩头，材贾三百，唯子丽□□决卖之，今霍回，又迁去。唯子丽。”居延汉简142.28B：“必为急卖之，子丽校=邮书□□必赐明教。叩头幸甚=谨使卒肩奉钱再拜。子丽足下，钱当曲第八□。张君长。”

　　楼兰出土的魏晋书信，在缄封上也继承了汉简书信。日本学者籾山明、中国学者胡平生、张德芳均研究指出敦煌悬泉出土的汉代私人书信《元致子方书》写完后，先纵向折二折，复横向折三折，折叠成小方块型。原帛为黄色，因年久脱色，呈黄白色。帛上字迹虽叠压浸印，但仍清晰可辨。而魏晋楼兰出土用纸张书写的信折叠成小方块形后，仍用木制封检加以封缄，然后邮递。这封帛书信件似乎也是为了封缄、邮递而折叠成小方块形的（参见中国文物研究所胡平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书信到了唐代，有函封、直封、斜封、折封四种缄封方式，它们在轻重和使用场合上有区别。从敦煌吐鲁番书信文献可以看出：唐代以后，一般家书封起来，折叠，写上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参见赵和平《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7页），这就是书信封题，恰如唐代诗人岑参《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诗所写：“一身从远使，万里向安西。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送子军中饮，家书醉里题。”岑参《虢州郡斋南池幽兴，因与阎二侍御道别》诗：“夜眠驿楼月，晓发关城鸡。惆怅西郊暮，乡书对君题。”其实，封题在里耶秦简中就已经很完善了，里耶秦简9-624+9-653：“狱东书一封，诣酉阳廿八年四月癸未水下尽□”里耶秦简9-1436+9-2126：“书一封，沅阳印，诣迁陵七月庚辰旦，过酉阳都邮。”里耶秦简9-1449+9-1713：“□行御史一封，临沅丞印，诣迁陵，以邮急，年正月辛亥日入，起临沅□府，月癸酉日中时，过酉阳都邮。”里耶秦简9-1593：“金布书一封，丞印，诣洞庭泰守府。卅年五月壬戌水十一劾劾下三，守府快以来。”里耶秦简9-1600：“恒署书二封，卅四年三月□。”里耶秦简8-1225：“尉曹书二封，迁陵印，一封诣洞庭泰（太）守府，一封诣洞庭尉府。九月辛丑水下二刻，走□以来。”里耶秦简8-1533：“户曹书四封，迁陵印，一咸阳，一高陵，一阴密，一競陵。廿七年五月戊辰水下五刻，走荼以来。”尤其是最后一件文书的封题，写明了寄出的官文书信性质、数量、寄往地址、发信时间、送信人名字。类似例子又如里耶秦简8-1886：“狱南曹书三封，丞印，二诣酉阳，一零阳。卅年九月丙子旦食时，隶臣罗以来。”里耶秦简9-2003：“令曹书一封，丞印，诣酉阳。”里耶秦简8-728+8-1474：“狱南曹书二封，迁陵印：一洞庭泰守府，一洞庭尉府。九月”里耶秦简9-2130+9-2146：“书二封，迁陵印，其一封安阳，一洞庭尉□。卅四年九月丙子，隶妾辶见以来。”

　　四、从语言文字上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与秦汉简牍一脉相承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与秦汉简牍的语言系统均属汉语西北方言，在语言文字上具有重要的一致性和继承性。

　　吐鲁番出土高昌国时期的文书中，有一“遝”字，其训释一直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72TAM171：19(a)，9(a)，8(a)，11(a)《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兵部差人往青阳门等处上现文书》有“右伍人，往永昌谷中横城门里遝伍日”“右伍人，往桢谷中遝伍日”“右陆[人]，往赤谷中□伍日”“右伍人，往永昌谷中山头遝伍日”，但遍检吐鲁番文献，该字只出现在唐平高昌之前高昌国时期的吐鲁番文书中。

　　对于以上文书中的“遝”字，不少吐鲁番学论著识读为“还”。我们认为这里的“遝”的含义应该是“前往边境防守巡逻，其职责包括捉拿敌人或违法犯罪者等”。该字及其用法屡见于秦汉简牍。

　　检《方言》卷三：“遝，及也。东齐曰迨，关之东西曰遝，或曰及。”可见这是典型的北方方言词，而且行用于关东关西（函谷关以东以西）一带。《尔雅·释言》：“逮，遝也。”《说文·辵部》：“遝，也。”段玉裁注：“《广韵》遝，行相及也。《文赋》纷葳蕤以馺遝。《方言》迨遝及也，东齐曰迨，关之东西曰遝，或曰及。《公羊传》祖之所逮闻也，汉石经作遝闻。”《说文·辵部》：“ ，遝也。”段玉裁注：“ 遝叠韵。”《广雅·释言》：“遝，及也。”《墨子·迎敌祠》：“城之外，矢之所遝。”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工律》：“遝其未靡，谒更其久。”总之，在早期，“遝”应该是“逮”“及”“迨”义，“遝”“逮”为通用字。又检《说文·目部》：“眔，目相及也。从目，隶省。读若与隶同也。”段玉裁注：“隶，及也，石经《公羊》：祖之所遝闻。今本作逮。《中庸》所以逮贱，释文作遝。此眔与隶音义俱同之证。眔，徒合切，在八部，隶在十五部，云同者，合音也。”“眔““遝”实为古今字。

　　“遝”在秦简中引申成为一个典型的法律术语，意思是“罪状连及”，里耶秦简Ⅱ9-706：“赀一甲，与此相遝。它如劾。”

　　“遝”在秦汉简牍里还有一引申义，即“追究”“传唤”“逮捕”，具体细节视上下文而定，这实际上还是与上揭“罪状连及”义相关。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法（廢）令、犯令，遝免、徙不遝？遝之。”岳麓书院藏秦简J22号令：“令曰：治狱有遝宦者，显大夫若或告之而当徵捕者，勿擅徵捕，必具以其遝告闻，有诏乃以诏从事。”里耶秦简Ⅳ8-133：“或遝。廿六日三月甲午，迁陵司空得、尉乘□。”里耶秦简Ⅲ8-136+8-144：“有遝耐辠以上。”居延汉简193.19+58.17A：“遝戍卒觻得安成里王福，字子文。敬以遝书捕得福，盗械。”（“逮书”即“传唤逮捕证”）敦煌悬泉汉简I0210[1]：54:‘狱所遝一牒：河平四年四月癸未朔甲辰，效榖长增谓县（悬）泉啬夫、吏、书到，捕此牒人，毋令泄漏，先阅知，得遣吏送。”又请比较敦煌马圈湾汉简71文书：“送致遝所，况让前□，书到，趣治决，已言，如律令。”

　　但是“遝”在唐代文献中所见越来越少，在汉字发展史上，它一直与“逮”“追”等词语竞争，并最终被后者替换，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证“遝”字与“逮”字关系密切，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逮”之意义引申轨迹，从而反观“遝”之意义脉络。检《尔雅·释言》：“逮，及也。”《说文·辵部》：“逮，唐逮，及也。从辵，隶声。”段玉裁注：“逮，通语也。”段玉裁的话颇为重要，原来“逮”“遝”自始至终是通用词与方言词的区别，颇为有趣的是，“逮”也由“及”引申为“传唤、追捕、押送囚犯”。《篇海类编·人事类、辵部》：“逮，追也。”《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请逮勃所与奸诸证佐。”《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张守节正义：“逮谓追赴河南也。”《汉书》卷二三《刑法志》：“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颜师古注：“逮者，在道将送，防御不绝，若今之传送囚也。”《汉书》卷五九《张汤传》：“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颜师古注：“传谓传逮，若今之追逮赴对也。”《汉书》卷一《高帝纪》：“贯高等谋逆发觉，逮捕高等。”王先谦补注：“刘攽曰：予谓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当讨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异物也。一云逮以辞，捕加力也。逮呼名召之，捕加束缚矣。”居延汉简EPS4T2·101：“移人在所县道官，县道官狱讯以报之，勿徵逮，徵逮者以擅移狱论。”

　　在汉语史和汉字史上，代替“遝”的不仅有“逮”，还有“追”，请比较里耶秦简Ⅲ9-1112正：“[廿]六年二月癸丑朔丙子，唐亭叚校长壮敢言之：唐亭旁有盗可卅人，壮卒少，不足以追，亭不可空，谒遣卒索。敢言之。”敦煌文献P.2979《唐开元二十四年岐州郿县县尉判集》：“岐山吕珣隐匿防丁王仵牒问第卅一……如岐山吕珣，不知何者，家藏逃户无数，其人昨缘一户防丁，久匿其舍，有伯叔往以追括，执文书信足有凭。而吕珣逆而捍之，诅以为贼，以拘以缚，不异虏掠。”敦煌文献中的“往以追括”，正可以与上揭吐鲁番文献中的“往永昌谷中横城门里遝伍日”“往桢谷中遝伍日”“往赤谷中□伍日”“往永昌谷中山头遝伍日”相比较。又请比较79TAM382：5-3b《北凉因欠税见闭在狱启》：“□□启：去八月内被勅，当人输苋炙一斛。即往于山北，行索无处。今坐不输炙为幢，见闭在狱。遭遇节下，乞愿赐教，听于被输□□炙。蒙恩，付所典，谨启。十月五日上，听倍输。”“遝”实际上即“行索”，也就是“抓捕”。

　　关于“追”，又请比较《唐律疏议》卷一七《贼盗》“谋叛”条：“即亡命山泽，不从追唤者，以谋叛论。”《旧唐书》卷二一一《东夷传·高丽》：“（武德）五年，赐建武书曰：‘……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等，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敦煌文献S.2630《唐太宗入冥记》：“二太子在来多时，频通款状，苦请追取陛下。□□称诉冤屈，词状颇切，所以追到陛下对直。”“追”也引申为抓获。《篇海类编·人事部》：“追，逮也。”又：在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所藏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十一月十五日交河县帖盐城为入乡巡貌事》是交河县下发给盐城的一件关于“入乡巡貌”的帖式（下行）文书，所谓“入乡巡貌”，就是隋唐时期实行的检查户口的“大索貌阅”制度中的一个程序，文书中首先书写了八十名需要被核实户口的人名，然后书写了命令城主于当月十七日“火急点检排比，不得一人前却，中间有在外城逐作等色，仍仰立即差人往追”等内容。

　　又检吐鲁番出土十六国及高昌国时期文献75TKM91：26《建□某年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72TAM153：31-33《高昌计人配马文书》有“逻人”，即巡逻之人，亦可以与“遝”进行比较。高丽藏本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五《五分律》“人逻”：“力贺反。《韵略》云：‘逻，巡行非违也。’戍属也。谓游兵以御寇者也。”《说文新附·辵部》：“逻，巡也。”《玉篇·辵部》：“逻，游兵也。”《增韵·个韵》：“逻，游侦也。”《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奉报，还，遇敌于沔中，钞逻得扁。”《北史》卷四七《袁翻传》：“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新唐书》卷九一《温大雅传附温庭筠》：“丐钱扬子院，夜醉，为逻卒击折其齿。”《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密羸行，入关，为逻所获，与支党护送帝所。”

　　在吐鲁番出土高昌国时期文献中，“遝”与“逻”在形体上也混用，60TAM329：23/1,23/2《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帐（一）》有“恕遝珂寒乌都伦大[官]”72TAM150:45《唐曹摩罗等杂器物帐》有“曹摩遝”，64TAM29:17(a),95(a)《唐垂拱元年（685）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一）》有“遝施”“遝”均应为“逻”。

　　在吐鲁番文献中，可与“遝”比较的还有“候”，“候”本来是指在军种负责侦查敌情，在府中值宿担任警卫和服务的人员，甚至包括整治道路、稽查奸盗和迎送宾客的人员，《唐律疏议》卷八《卫禁》“缘边城戍不觉奸人出入”条：“诸缘边城戍，有外奸内入（原注：谓非众成师旅者），内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觉，徒一年半。”从汉代开始，边郡都尉属下有候官，候置候长，上承命于候官，下辖边燧若干，职主边候伺察诸军事，有边事则疾报候官，下置候史以佐之，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屡见记载。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主要是指放烽警戒、侦查守候，往往是差役，比如在烽上放烽警戒，尤其是白天的放烽警戒；又有“候次”，即侦查守候这种差役（特别是白天）的班次；还有“候人”，即执行放烽警戒班次的人（时段、班次，从哪一天到哪一天）。2006TSYIM4:3-21《北凉高昌郡高宁县差役文书（一七）》：“前差贼曹阚禄白，谨条次候右[差]约勅纪识奉行。校曹主薄（簿）就，功曹史□。”2006TSYIM4:3-3《北凉高昌郡高宁县差役文书（一）》：“□□张相冨、翟紾。右二家户候次，[逮][三]□□ 火，与高昌、田地承七日，候廿日[竟]□ 曹阚禄白，谨条□ □诺纪识奉行主薄（簿）就。”66TAM59：4/4-1(a)《残启》:“放马候五日，去晨以受罚竟候。遭遇节下，愿见采[省]见[可]谨启。”又有“候望”，伺望、观察。宁乐九（2）号《唐开元二年八月蒲昌府贺方判抽突播烽兵向上萨捍烽候望事》（74）：“□□□□□□□八月日府索才牒。队副高行琳，苻下授官讫。其上萨捍烽所，即顿阙人候望。突播烽既有四人，并长探两人，宜抽烽兵白圈子，向上萨捍替高琳候望，即帖维磨戍，准状。方示，五日。”这一类的短期役往往以五日为番期，请比较《烽式》：“凡掌烽火置帅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六人，并取谨信有家口者，充副帅，往来检校。烽子五人，分更刻望视，一人掌送符牒，并二年一代，代日须教新人通解始得代去。如边境用兵时，更加卫五人兼守烽城，无卫兵则选乡丁武健者给仗充。”又：“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漏，观望动静，一人烽帅，知文书符牒转递之事。”又：“烽子则昼分为五番，夜分持五更，昼候烟，夜望火，凡烟火一昼夜须行二千里。”《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懿宋咸通九年”：“贼夜使妇人持更。”胡注：“夜有五更，使人各直一更，击鼓以警众，谓之持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