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中国文化进程发生显著的转变。对于由秦而汉的历史演进，清人赵翼有“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的说法。他说，“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积弊日盛”，“七国”“战争”已显现“其势不得不变”。“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后来“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天之变局，至是始定”。秦汉政治变革，显现“天意已另换新局”，而文化态势与经济水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秦汉考古收获，对于说明这一历史阶段的进步，提供了确定的证明。而海昏侯墓园的考古成就，就是典型实例之一。

　　儒学普及的社会表现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来，儒学地位逐渐上升，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这一变化，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格局。海昏侯墓出土的许多文物，可以作为这一历史进程非常重要的实证。

　　在刘贺生活的年代，儒学究竟形成了怎样的社会影响，文献资料并不能提供很多的说明。“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当时太学规模不过百人。这与“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比较，人数高下非常悬殊。我们看到刘贺“诵《诗》三百五篇”的记录，而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更通过5200余枚竹简和近百版木牍，提供了非常具体、非常确定的信息。已经有学者明确论说，刘髆、刘贺父子因当世大儒的教授，“得以汇通‘六艺’、兼习‘五经’”。通过当时“贵族官学传承”的视角观察，刘贺显现出“儒生形貌”。“墓中所出简本《易》《春秋》《诗》系于王吉，《诗》《礼》又见于王式”的情形，可以修正“汉博士皆专经教授”的成见。“简本所见西汉前、中期《诗经》《论语》乃至《礼记》等‘六艺’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远非《汉书·艺文志》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杨博：《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与儒家“六艺”典籍》，《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3期）

　　海昏侯墓出土大量的儒学典籍，可以看作文化史的时代标志。这些发现可以给予我们对于西汉儒学社会影响的全新观感。海昏侯墓出土简牍的整理者还指出，篇题为《王会饮仪》的一类文本可以说明当时各项礼仪的施行，都有成文的“仪”类文献以为规范（田天：《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礼仪简”述略》，《文物》2020年6期）。这无疑也为认识当时社会礼俗的一个重要方面打开了新的视窗。出土以孔子形象为主题的衣镜，受到学界注意。有学者指出，“孔子及其弟子画像”以及相关文字，“表明墓主刘贺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甚至“暗含着墓主被废帝位后曾有过深刻的反思，以孔子的话语检视、约束自己”（王仁湘：《海昏侯墓孔子主题衣镜散论》，《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5期）。

　　儒学在东汉社会已经非常普及。史籍载录私学规模能够达到“弟子”“著录且万人”，“诸生”“著录前后万人”，“门徒”“著录者万六千人”。前溯至西汉晚期，可以看到长安太学生发起学潮的记载（王子今：《王咸举幡：舆论史、教育史和士人心态史的考察》，《读书》2009年6期）。通过海昏侯墓园的考古收获可以得知，儒学对于思想界、文化界的深刻影响，是首先在社会上层即贵族集团中有所表现的。

　　江南经济振兴史的初页

　　刘贺作为“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被安置在豫章郡。如司马迁所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而“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据司马迁说，这里“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刘贺“就国豫章”时“食邑四千户”。其实际经济权益，由“汤沐邑二千户”（或说“三千户”）大幅度增加。“海昏”地名，王莽时改称“宜生”，可知环境条件有所改善。两汉之际，因多方面的原因，北方移民大规模南下。我们比较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两个户口数字，138年之间，豫章郡户数增长了502.56%，口数增长了374.17%。在江南九郡国中，增长幅度仅次于零陵郡。而这一时期全国户口呈负增长趋势，分别为-20.7%和-17.5%。当时，豫章郡接纳了大量的南迁人口，生态环境“宜生”的条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刘贺“食邑四千户”，应当是当时江南地方最富有经济实力的贵族。刘贺“就国豫章”，对于海昏地方劳动力的增加和生产经验的传入，应当有积极的作用。刘贺回到昌邑时，“故王家财物皆与贺”。但是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资财，未必完全是他所继承的“故王家财物”，应当也包括在“海昏”地方的开发和积累。

　　海昏侯墓发现随葬的“水稻、粟、大麻、甜瓜、梅等五种可食用植物遗存”（蒋洪恩、杨军、祁学楷：《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粮库内出土植物遗存的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6期）。北方和南方农耕技术的结合可以因此得到反映。

　　后来刘贺言辞被举报，受到“削户三千”的处罚，户数竟然被削夺了75％。这是非常严酷的惩治方式。不过，这“三千”户百姓应随即成为豫章郡行政区内由朝廷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豫章海昏地方的农耕经济实力并不会因海昏侯国“削户”而受到损伤。

　　傅筑夫曾经指出，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确实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分析这一“巨大变化”，应当关注海昏侯国所在“豫章”地方的经济史坐标的意义。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所见丝路史信息

　　北方草原民族习用的金属牌饰，常见采用表现动物形象的图案。有学者指出，“饰有回首式动物纹的马具”，“多出于今蒙古、俄罗斯境内的匈奴贵族墓葬中”。海昏侯墓出土的银质当卢可能是最早的内地出土的“带有回首式走兽纹的马具”，其“图像母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方和西北地区”，“是斯基泰风格、鄂尔多斯式铜器在汉代的延续”（陈宗瑞：《两汉回首式走兽纹马具试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2期）。墓主可能为刘贺长子刘充国的海昏侯墓园5号墓，清理时发现随葬多种玉器。经分析，“约240件加工成器中，约70%为和田玉”（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厦门大学历史系：《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玉器》，《文物》2018年11期）。墓中所出玛瑙，有可能来自更遥远的丝绸之路路段。凡此诸多现象，可以充实我们对于丝绸之路史的认识。

　　海昏侯墓出土金器的装饰形式之所谓“花丝装饰”，有的学者认为可以看作汉王朝与“希腊化世界”之“交往”的文物证据（刘艳：《汉帝国与希腊化世界的交往——再议海昏侯墓金器中的花丝装饰》，《早期中国研究》第4辑，2021年）。有学者称之为“花丝工艺”“花丝技法”制作形成的“组合纹样”，并判断所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细金工艺”（杨一一等：《海昏侯墓出土马蹄金、麟趾金花丝纹样制作工艺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论文集》，2019年1月3日）。类似讨论，还有必要深入。有学者还注意到“海昏侯墓出土虫草”，并论证“青藏东部缘边地带和中原内地的虫草贸易”，注意到“氐”“羌”在“今河湟地区、甘南草原及川西地区与关中、成都平原之间”的交通与贸易活动中的作用（李健胜、周连玉：《从海昏侯墓出土虫草看汉代虫草贸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5期）。这当然也是丝绸之路史考察应当关注的主题。

　　海昏侯墓出土作为编钟架构件的鎏金青铜钩取骆驼造型。这是长江流域较早出现的显示骆驼形象的文物。汉宣帝平陵从葬坑出土骆驼骨骼引起重视。而年代更早的海昏侯墓的这一发现，对于丝路史考察的意义尤为重要。有迹象表明，西北丝绸贸易的主线与四川平原有交通联系。成都附近出产的“广汉八稯布”在河西有集中的消费记录。敦煌汉简中有以“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从事运输活动的简文，可知从敦煌至“蜀”，存在丝绸之路的支线。长江一线对于“西北边”的关注，有鄂城出土汉镜铭文可以反映（周新：《论鄂城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南都学坛》2018年1期）。而大江东下至于豫章地方，海昏侯墓园出土文物对于西北草原丝路的文化影响也提供了证明。

　　帝制时代初期的权力与秩序

　　自秦始皇时代帝制成立，“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别白黑而定一尊”，最高执政者的绝对权力得到确定。然而帝权后来又曾有动摇，出现立“不当立”者而后又“诛二世”，“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情形。汉初吕太后执政终结之后的上层政局动荡也告知人们，帝制形态因帝权继承人的择定，可能出现变数。

　　刘贺入主长安，其实是汉文帝刘恒之后又一位诸侯王据帝位，承大统。霍光的权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据《汉书·霍光传》，汉昭帝去世，选择帝位继承人时，霍光否定群臣所议广陵王刘胥，称“承皇太后诏”，迎昌邑王刘贺入长安。然而刘贺“既至，即位，行淫乱”，霍光废刘贺。丞相张敞等向皇太后的报告中说“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当废”。这一情节，以及刘贺最终被判定“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都特别值得注意。刘贺即位27日，受到指责1127事。被废黜11年之后，又封为海昏侯。“海昏侯墓出土金饼‘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字样表明，在他封侯的当年，还制作了大量准备用于助祭的酎金”。海昏侯墓出土刘贺玉印或解读为“鸱纽”“枭纽”“鹰纽”，以为猛禽象征，有学者解释为与奏牍“南藩海昏侯”字样相关，表达了“效忠朝廷，做国之屏藩之态度”。但是“刘贺回归政坛中心之路”，已经被汉宣帝“彻底”“堵死”（练春海：《海昏侯刘贺印印纽或为“鹰纽”》，《文汇报》2016年11月18日）。相关政治史迹象，都还可以深入探究。

　　宋人洪兴祖讨论屈原《怀沙》的深意，分析政治实体的迅急崩溃，使用了“速亡疾败”一语。贾谊、司马迁形容秦政败坏，言“土崩瓦解”。西汉许多政论家仍然频繁使用“土崩”“瓦解土崩”的说法回顾秦的短促而亡。司马迁对于汉初王侯政治命运，也提示其“殒身亡国”“殒命亡国”的教训。刘贺家族的命运，也演示了败亡的“速”“疾”。刘贺去世时年仅33岁。据考古调查和发掘可知，祔葬刘贺的几个儿子“还未及婚配”。“刘充国5号墓发掘结果”表明“为单人葬”，去世时“年龄当在13—15岁左右”。“6号墓墓主刘奉亲以及年龄更小的4号墓墓主也应没有婚配。”“刘贺墓的几例祔葬可能是考古发掘所见早期殇葬墓的”“珍贵的”“实例”。研究者还推想，“作为小弟身份的4号墓墓主”，“大约是顶着海昏侯国国除后的日暮残云走向这个墓地的”， “场面冷落得多”（张仲立：《海昏侯刘贺墓园五号墓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4期）。然而，与刘贺家族“速亡疾败”大致同时，我们看到了其政治克星霍光家族的衰灭。霍光曾经“立帝废王，权定社稷”。但是他死后不过4年，其家族遭遇严酷的政治清洗，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达数千家。5年之后，刘贺的生命走到终点。也就是说，刘贺衰年，看到了霍氏家族的败亡。

　　海昏侯墓园的考古发现，为说明西汉中晚期的文化史、经济史和中外交流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证资料。就帝制初期上层权力争夺的史迹，也描绘了多彩的画面。发掘工作正在进行。对于今后将获得的考古新识，学界和所有关心汉代历史文化的朋友都满怀期待。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