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熏炉的功能考察

——以海昏侯墓出土铜熏炉为例

权弼成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

     作为武帝孙辈，刘贺在西汉昭宣时期政治活动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2016年位于江西南昌新建区海昏侯墓的发掘，使这位在地下沉睡两千余年的王室贵族重见天日。根据目前公布的材料，海昏侯墓内出土铜器500余件，器类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生活杂器、度量衡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这些精美的铜器分别放置于主椁室、车马库以及回廊型藏椁的各个区间内。根据报道可知，墓葬中出土博山炉11件、熏炉2件。该墓出土的香薰用器数量之多在两汉时期墓葬中是较为罕见的，通过对这些器物的研究并结合刘贺本人的生活经历，可对汉代熏炉使用做更具体的认识。

一

目前，正式对海昏侯墓出土熏炉进行说明的主要来源是《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和《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器》两篇简报，其中前文记录发现博山炉8件，而后文则更正为博山炉11件，熏炉2件。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器物的数量势必会予以更正，但是在具体介绍遗物过程中，前文定名的铜博山炉（图1）炉盖呈圆弧状，并未如一般认识中博山炉（图2）炉盖呈圆锥状的典型形制，而后文中则又将博山炉、熏炉进行了区分。以上现象可能说明简报编写者对器物分类的理解有所不同，同时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汉时期不同形制熏炉之间认识的复杂性。因此在展开讨论前，有必要说明博山炉与熏炉之间的关系。

 图1  青铜鎏金熏炉    

图2 青铜鎏金博山炉

熏炉在先秦时期已有出现，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中已经出现可进行香薰活动的遗物，至迟在战国时期楚墓中出土了可明确视作熏炉的器具，其器形似深腹豆、器盖有镂孔，凤翔地区亦发现此类熏炉。西汉初期熏炉的样式较之前并无太大差别，以豆型熏炉为主。西汉中期开始出现博山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茂陵无名冢一号坑出土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该器炉盖为博山型，透雕层峦叠嶂的山峰，并用金银加以勾勒。此后直到东汉末期博山型熏炉一直流行。由于独具特色的博山型炉盖，学者多将此纹饰的出现与西汉中期以后开始流行的神仙思想相互印证，并称此类器具为“博山炉”。以上做法赋予了博山型熏炉相应的文化意义，但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其文化内涵掩盖了器具本身的功用。例如，从实物资料来看，不仅熏炉上会出现博山型装饰，南越王墓中出土有多个博山型瑟枘，且时代在西汉初期，早于神仙思想广泛流行的时代。从文字资料来看，“博山炉”一词在两汉时期尚未使用，直到东晋葛洪著《西京杂记》“长安巧工丁缓者……又作九层博山炉，镂为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才开始用“博山炉”一词形容该类熏炉。汉代对博山型熏炉的名称仍是以最基本的“熏炉”命名，之前提到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上刻铭“金黄涂竹节熏卢一具”即表明西汉时期人们对该器的直接称呼。基于以上原因，博山型熏炉首先应作为两汉时期出土熏炉中的一类予以对待。为方便本文论述，上文提到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博山炉都将视作熏炉看待。

根据文献记载，刘贺在昭宣之际动荡的政局中被定性为“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并最终被以霍光为首的权臣官僚们废黜。不可否认上述事件中霍光确实挟带私意为维护自身政治利益而贬损刘贺，但是自昌邑国开始，刘贺其人行事或多或少都显得较为乖戾而不遵循例。刘贺在昌邑国时爱好游猎，经常“驱驰国中，动作亡节”，以至于时任昌邑中尉的王吉劝谏到：“大王不好书术而乐趣逸游，冯式撙街。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篓辔，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匮薄。”并对这种不健康的作息行为作出结论“数以更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虽然不能仅凭此说判断时人对健康生活的理解，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刘贺在昌邑国时期日常生活中并不十分注意爱惜节劳，于夏冬酷暑极寒之时仍在外奔走，这些举动极有可能为后来刘贺贬黜后身体抱恙埋下隐患。张家山汉简《引书》认为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必于暑湿风寒雨露，奏理启阖食不和，起居不能与寒暑相應，故得病焉。”早在西汉初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导致身体虚弱乃至生病的重要原因，因而汉代提倡“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内在己者得，而邪气因而不生。”等健康的生活习惯。可惜刘贺并没有接受王吉的建议，依旧我行我素。至昭帝崩，大将军霍光征招刘贺到长安参加丧礼。从得知丧事伊始，身为继位人的刘贺却做出一系列不合礼制的行为，诸如奔丧途中不素食且略女子载衣车、参与丧礼而不守哀容等。待到正式成为皇帝更是不加收敛，犯下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不尊居丧之礼而举乐、游戏、食肉等严重悖逆汉朝礼仪的罪行。刘贺被废黜后先归于昌邑国，后改封于海昏侯国。有学者指出刘贺本人命途多舛“与其过分张扬、个人品质、缺乏政治经验有密切关系。”更进一步讲，刘贺日常生活中不拘礼节、不重养生与其政治上的心浮气躁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这最终也导致他政治上的失败与身体的衰弱。

自被废黜后刘贺身体每况愈下，山阳太守张敞监视刘贺后向汉宣帝报告“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步行不便。”根据这条记录可知，经历政治风波之后，遭到罢黜返回昌邑国居住的刘贺身体状况已经明显欠佳。海昏侯墓发掘后出土大量精美的酒器，有观点推测刘贺可能已经罹患风湿疾病，墓葬中出土的蒸馏器、酒器可能为疗疾所用。令人在意的是，刘贺在为帝期间便有“与从官饮啖”、“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的行为，此类活动在宣布废黜缘由时便被人指责，鉴于刘贺行事较为放纵不循常理，饮酒对刘贺来说可能是早已有的习惯，海昏侯墓出土酒器似乎不仅仅与治病相关。然而，海昏侯墓出土的13件铜熏炉却可能为刘贺患病的相关记载提供线索。

熏香用于治疗疾病、疏通空气的功用在先秦两汉之际被人们所掌握。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开始利用熏香祛除卑湿、驱逐蚊虫。《诗·豳风·七月》：“穹室熏鼠，塞向槿户。”使用熏炉焚烧具有香味的草药可以抗菌杀虫，也有利于室内空气清新。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明确出现掌管熏香的官员“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蝈氏掌去蛙黾，焚牡菊，以灰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则凡水蛊无声。”凤翔地区的姚家岗宫殿建筑基址附近还采集到一件凤鸟衔环铜熏炉，除底座为覆斗形外，其形制与西汉以来的豆式熏炉较为相似。到西汉时期，熏炉等遗物开始广泛出现于中高等级的贵族墓葬中，马王堆汉墓M1、M2分别出土豆式陶熏炉2个，熏炉内还发现有高良姜、辛夷等具有清凉、散气性质的熏香香料。与此同出的帛书《五十二病方》还记录了利用香薰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取女子布，燔，置器中，以熏痔，三日而止。”除了出土资料外，《史记》中亦有汉代名医淳于意曾经使用熏疗法治愈济北王侍者韩女的记录。总的来说，西汉以来采用熏炉燃烧香料治疗疾病的方法已经较为成熟。武帝时期，博山型熏炉出现并开始流行。由于博山型熏炉炉盖顶“山”型装饰与汉武帝时期流行的“仙山”概念相似，现代学者如艾素珊、杰西卡·罗森、扬之水、练春海等先生都先后撰文指出博山型熏炉是汉武帝时期神仙信仰的产物。正如本文开头叙述，博山型炉盖的图像元素的确可能是同时期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反映，但是这不应当掩盖博山型熏炉本身具有的实用功能。《博物志》：“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瘥，长安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犹不歇。”直至西晋时期人们的历史记忆中仍保留着汉代熏炉具有治疗疾病的实用功效。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熏炉显示刘贺可能并不适应当地气候。迄今为止除海昏侯墓中出土多件铜熏炉外，南越王赵昧墓中出土熏炉也高达13件。双方所处时代及身份皆差异明显，但是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皆属于广义上的“南方”。在汉代人心目中，南方的气候、地理条件都显得过于卑湿，并不适合长期居住。高后时期与汉王朝与南越国发生冲突“会暑淫，士卒大疫，并不能逾岭。”贾谊在长沙时也产生了“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的恐惧心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提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也证明直到西汉中期人们面对南方湿热气候条件的消极态度。事实上，由于生活环境相对恶劣，整个西汉时期长江流域的人口尚不能和黄河流域相提并论，海昏侯国位于当时的豫章，文献记载豫章郡总计仅有户数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户，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刘贺最初就封的昌邑国环境则相对较好。《尚书·禹贡》将九州土壤根据肥力划分三等九级，其中昌邑所在的兖州“厥土黑坟，厥草推翻，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该区域的土壤呈黑色，土地肥力中下，即便这样到平帝时“山阳郡户十七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万一千二百八十八。”同一时期昌邑比海昏国所在区域人口多出一倍有余，西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生存环境要好于长江流域。刘贺经历了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他从征和年间出生于昌邑国到元平元年（公元前74）被诏至长安，其人生的大半部分活动经历皆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区域，显然对这些地区的气候、环境更为适应。由于受到宣帝排挤，本来历经政治风波而身形枯槁的刘贺不得不面对长江流域更为潮湿闷热的环境。在此基础上，熏炉成为缓解这种苦境的有效工具。《伤寒论》载：“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通过香薰的手法能够排热解毒，海昏侯墓中出土大量的铜熏炉可能正是为治疗与防止疾病侵袭所作的准备。可以佐证的是在更南端的岭南地区，由于气候较吴楚之地更为闷热潮湿且多蚊虫侵扰，广州地区汉墓中多发现有熏炉随葬，《广州汉墓》总计发掘汉代墓葬400余座，其中墓葬中出土熏炉数目总计将近200件，占到墓葬总数的50%。使用熏炉排解体内毒素的风俗至迟在汉代已经形成。

除了刘贺本人经历提供的线索外，海昏侯墓中熏炉出土位置也暗示刘贺与香薰行为有密切的关系。目前西汉时期墓葬保存较为完好且出土多件熏炉的高等级贵族墓葬有满城汉墓M1、南越王赵昧墓及本文涉及的海昏侯墓。通过比较以上三座墓葬中熏炉分布位置的异同有助于我们理解海昏侯墓中铜熏炉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满城汉墓M1中出土铜熏炉5件，其中2件位于中室并与帷帐等随葬品共出，后室中部2件靠近墓主人，后室南部侧室出土1件，报告编写者结合侧室内出土遗物推测该空间可能为浴室。南越王墓出土铜熏炉11件，陶熏炉2件，其中东西耳室共出土4件，其余熏炉则分布于发现殉人的东西侧室中，墓主人所在主室并无熏炉出土。根据目前已经公布资料来看，海昏侯墓出土熏炉13件，已公布出土位置的熏炉有3件，这几件遗物无一例外都出土于主椁西室南部。根据以上情况可将墓葬中熏炉出土位置分为三类：特殊空间；左右耳室；墓主人所在空间。特殊空间指满城汉墓中室出土的熏炉，诸多观点认为该墓中室应为墓葬的祭祀活动空间，则该区域出土熏炉也应在此语境下发挥相同的功用。出土于左右耳室的熏炉以南越王墓为代表，其熏炉出土多伴以食器、炊具、水器、杂器、兵器、乐器、工具等材料，更像是墓主人生前财物的集中体现。最后一种则是熏炉靠近墓主人或与墓主人在同一空间，满城汉墓后室中部、南越王墓东西侧室以及海昏侯墓出土的熏炉都属于此类情况，南越王墓主室中虽未见熏炉，但是东西侧室殉人身侧都有熏炉随葬，也符合此类特征。熏炉与墓棺共出同一空间显示出器物与逝者之间密切的关系，结合以上出土熏炉皆为实用器来看，这些遗物应当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重要器具，而并不单纯为墓主人逝去陪葬放置。比较特殊的是满城汉墓M1后室南侧出土的熏炉，出土器物组合显示该空间可能为浴室，如何解释浴室中出土熏炉这一现象？《周礼·春官》：“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衅浴，谓以香熏草药沐浴”。至迟在战国时期，将熏香、沐浴等结合起来祈求安康的方式已经出现。通过考古材料观察，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熏炉根据位置不同其内涵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海昏侯墓中剩余的几件熏炉还未公布，从已公布资料看该墓出土熏炉和墓主人的关系还是较为密切的，结合刘贺本人的经历来看，这些器具可能与祛湿排毒的香薰习俗有关。

二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海昏侯墓中出土多件铜熏炉可能与其器物本身的实用功能有密切关系。熏炉本身也是汉代社会文化中较为流行的器具之一。两汉时期大中型墓葬中多有熏炉身影的出现，一方面显示了熏炉流行人群的主要构成，同时也暗示熏炉在墓葬空间语境下或许有其更丰富的含义。接下来将以“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海昏侯墓中出土熏炉的内涵。

在两汉时期各型各式的熏炉中，博山型熏炉是引起人们最多关注，也是被赋予文化意义最多的器具。无独有偶，海昏侯墓正是处于博山型熏炉最为流行的西汉中期至晚期阶段，从简报中11件博山型熏炉也可看出端倪。博山型熏炉所具有最大的特色便是其“山型”炉盖，许多观点都指出其特征与武帝时期逐渐成为主流的神仙思想中“仙山”形象重叠进而认为博山型熏炉表明了武帝时期神仙思想在社会中广泛流行。不可否认，博山形象的出现与流行可能是西汉中期以后神仙思想的图像反映，但是 “博山”文献的提出实际到西晋以后才逐步出现。刘向著《熏炉铭》：“嘉此正器，崭若岩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汉代对博山型熏炉的描绘多关注器物的形态与实际功用描述，对山的形象并未直接指向“仙山”。东晋以后博山型熏炉的形象更具文学色彩。鲍照撰诗“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斫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铜博山香炉赋》中的描绘则更为具体而华丽“制一器而备众质，谅兹物之为侈。于时青女司寒，红光翳景。吐圆舒於东岳，匿丹曦于西岭。翠帷已低，兰膏未屏。爨松柏之火，焚兰麝之芳。荧荧内曜，芬芬外扬。似庆云之呈色，如景星之舒光。齐姬合欢而流盼，燕女巧笑而蛾扬。刘公闻之见锡，粤女惹之留香。”南朝诗人对博山型熏炉的描绘颇具故事性，且在意向上涉及历史掌故、仙人、山岳等多种元素，此外还注意将熏炉燃烧时放出青烟与器物图像相结合。两相比较，魏晋以来关于博山型熏炉的描述更多寄托了作者的个人色彩，“博山”一词似乎已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而西汉时期熏炉的使用者以中高等级贵族为主，其内涵与当时文献对其器物的描述仍有相当差距。虽然两汉时期的确流行成仙思想，但是博山型熏炉本身“仙山”形象的成立不免有后世赋予的意味。可以佐证的一点是岭南地区出现博山型熏炉后，其装饰并未出现像中原地区传统的山岳、仙人元素，而是出现了以茎叶样式的植物图样，博山型熏炉此时更像是一株植物置于盘中。这固然是博山型熏炉传播到此处后接受本地装饰纹样而发生的改变，但是背后是否也可说明博山型熏炉映射的神仙意趣并不绝对，仅通过装饰图案来解说汉代熏炉的内涵似乎尚有不足。作为实用器，熏炉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可能与其本身使用功能有关，海昏侯刘贺的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纵览文献中有关刘贺的记载，除了参与政治活动外，对刘贺本人事迹的叙述很大一部分涉及灾异景象。早在昌邑国时，刘贺身边便多次出现暗示不详的征兆，不仅如此每当灾异发生后，必然会出现刘贺询问臣下对灾像的解读。以此为节点刘贺在继位前后共发生过三次这样的事件。第一次为“尝见白犬”、“后见熊”、“又大鸟飞集宫中”，此时臣下的回应是“大王位为诸侯王，行污于庶人，以存难，以亡易，宜深察之”。第二次则是“后又血污王坐席”，臣下于此的警戒是“血者，阴忧象也。宜畏惧自省。”待到刘贺继承皇位后，曾发生“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第三次面对征兆时臣下直接指出“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 以上三处虽然灾像不同，但是从臣下的劝谏来看都是要刘贺反省自身行为并甄别身边宵小的警语。然而，刘贺遭到贬黜返回昌邑国后，其灾异景象却为之一变。山阳太守张敞在向皇帝汇报完刘贺身体状况后，还提到“昌邑多枭”这一现象，刘贺自己也声称“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与这一灾像相映衬的便是刘贺此时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不详征兆中以“枭”、“鸮”来暗示身体衰弱乃至病亡的情况并不仅此一例。贾谊就任长沙傅期间，曾有飞鸟进入居室，其形“服似鸮，不详鸟也。”此景象发生后贾谊同样因谪居南方，十分担忧自身健康。以上灾异景象中都出现了类似的元素“枭”、“鸮”等恶鸟形象，且这一景象一旦出现就可能昭示目击者身体健康将面临危机。鸮多出现在南方多水的区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索引载荆州记云：“巫县有鸟如此鷄，其名为鸮，楚人谓之服。”尽管刘贺南迁海昏国后并未记录类似现象再次发生，但是他所在区域闷热潮湿的气候显然更不利其健康。

 古人面对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并产生不适时会将这些生理变化解释为邪气的入侵，为了恢复健康，除了治疗疾病外还会通过辟邪活动化解心理上的压力。吴楚之地多“信巫鬼，重淫祀”的行为与此有关，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傩戏。《后汉书·礼仪志》：“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上文提到作为祛湿除菌的器具，熏炉的使用可以帮助谪居南方的北方人逐渐适应当地环境。焚烧熏香在缓解生理痛苦的同时，可能也逐渐产生了抵御灾异的文化内涵。李时珍描述熏香原料时便指出“兰乃香草，能辟不详，杀蛊毒。”即印证这一点。使用熏炉焚香抵御疾病的行为可能会使器物的实用功能延展出更多的含义，这一现象从考古资料上看更为明显，西汉后期至东汉还有部分汉墓出土陶质熏炉，此阶段熏炉以明器居多。尽管该时期器物本身已经不复本来的实用功能，但是其本体衍生出的辟邪驱秽之意可能还在延续。这种含义在汉代画像石中也有所表现。一般观点认为画像石中出现博山型熏炉的图像即意味着海中仙山符号的出现，并寄托着人们对神仙世界与长生的向往。从该图像在画像石墓中分布的位置来看，则不止于此含义。画像石中博山型熏炉图像常出现于墓门左右柱石上下，其出现位置可能说明了熏炉起到的作用。墓门是墓葬的入口，即隔绝生者与逝者的世界，也发挥了阻挡奸邪的作用。汉代画像石墓门上经常出现神荼、郁垒的对称图像，《论衡·订鬼》：“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熏炉图像频繁出现于墓室门口处可能也昭示着该器物同样有避讳驱邪的意味。

三

熏炉是秦汉物质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类器物，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博山型熏炉的出现，图像元素中“山”型纹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将之与汉代以来的神仙思想相类比。然而，图像元素的内涵并不能等同于器物自身具有的意义，无论是博山型熏炉还是其他形制的熏炉，其最根本的用途是进行香薰活动。

目前两汉时期出土的熏炉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少量出土于北方草原地带。根据图表（表一）可知，长江及岭南地区出土熏炉的数量整体上高于黄河流域与北方草原。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出土熏炉在西汉早中期之间数量差距较大，这可能与当时天气环境转变有关，王子今指出“自汉武帝时代起，已逐渐多见关于气候严寒的历史记录。”使用熏炉有助于人适应南方相对潮湿闷热的环境，但是随着大环境的转凉，南方当地对于使用熏炉的需求有可能不如之前那样急迫。当然，刘贺的经历告诉我们当时的北方人到南方后，仍然不能较好的适应当地环境。这也使熏炉在该区域继续流行提供了存在的必要。从整体上看，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熏炉的流行是长期存在的。黄河流域出土熏炉在西汉早期还很少发现，至西汉中期以后数量上突然提高。该现象似乎不能简单地从实用角度予以解释。有人关注到熏炉造型在西汉早中期曾发生过一次较大的转变，并指出这种现象反映出熏炉特征出现了由实用性转为装饰性的阶段性变化。这一观点似可为黄河流域及北方草原地区熏炉数量的变化提供解释。从气候条件讲，黄河及更北方的广大区域对熏香的使用并非十分必要，且当地缺乏相应的使用传统，这种器具更多出现在中高等级的贵族墓中，亦显示出该器似乎更是作为一种流行风尚而不断传播，也正因此博山型这种强调装饰的熏炉在西汉中期以后的黄河流域出现。

图3  两汉时期熏炉出土数量统计

西汉中期以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北方草原及岭南地区都或多或少开始出现博山型熏炉，这种形式的熏炉最早发现于关中地区，之后向其他区域传播。多数观点认为这类器物的流行是因为熏香时产生烟雾与该器物的装饰相映衬，使用者借此过程表达长生的意愿。正如本文开头叙述，“博山”概念与神仙形象直接用于描述熏炉到较晚才有明确记录。海昏侯墓出土的熏炉除了在遗物方面提供丰富的材料外，刘贺本人的遭遇也为我们解读熏炉的器用内涵提供语境。无论从器物功用还是依托功能延伸出的文化内涵讲，两汉时期熏炉的价值在地缘上似乎显示出不同的取向。在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熏炉最初以实用功能用于祛湿驱虫，这种功能的不断扩散进而引出了其文化上可用于辟邪驱秽的内涵。黄河流域及北方草原地带并无使用熏炉的紧迫性，但是自长江及岭南地区熏炉所流行的文化内涵有可能间接的传播至中原地区，因而熏炉在装饰性上更为加强，成为一种辟邪的象征性符号。这种风尚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反过来影响长江及岭南区域，至东汉中晚期后无论南北方都出现了明器化的熏炉，且出土熏炉的墓葬等级已经下延至中小型墓葬中。换句话说，即便器物本身已经不堪实用甚至在图像元素上都有所变异，但是熏炉所具有的的驱邪避秽含义仍使人们主动在墓葬中随葬该器。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尽管汉代以来熏炉的样式和种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精美的图像符号反映了当时人们思想文化上的变动，但是熏炉本身的器用功能及其引申出的文化内涵与该器的流行、分布也有相当的关系。海昏侯墓中出土多件精美的熏炉，其数量远高于一般中高等级贵族墓中出土的熏炉。刘贺一生跌宕起伏，生于昌邑的他既在长安接受过群臣乃至万民的恭颂，也历经了由政治动荡所造成的挫磨。特别是被贬黜至豫章后，无论自然环境还是政治环境都对这位汉王朝曾经的继位者显得尤为严酷。刘贺不正常的健康状况提示我们这些数量众多的熏炉有可能是刘贺为应对南方湿热的气候条件而做的准备。另外，刘贺的经历中多次出现灾异现象，其中一部分与其本人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熏炉能够发挥祛湿辟邪的功用，这为解释该器物流行的原因提供了更多文化内涵上的支撑。从更广阔的领域观察，熏炉所具有的实用属性与文化属性，可能存在地理空间上的差异。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1年春之卷（总第十七辑），注释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