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海昏侯墓出土大量的文物，除主棺、钱库、酒厨具库及文书档案库发现了数以万计精美随葬品外，在甬道的乐车库和北藏椁的乐器库还出土了编钮钟、编磬、錞于、钲、瑟、琴、排箫等大量珍贵乐器，堪称21世纪初的中国音乐考古重大发现。目前对这批出土乐器研究主要集中于编钟、编磬等乐钟制度的讨论，而乐车库中出土一件青铜半环钮錞于的研究尚无人涉及。

       錞于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青铜打击乐器，最早出现于春秋，盛行于战国两汉。有关錞于的民族属性问题，一般认为主要有巴人錞于和越人錞于两种，有关学者已经进行过讨论。无论是巴人或是越人，似乎錞于都与秦汉之际的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海昏侯墓出土青铜錞于的民族属性似乎非巴人，即越人。事实上，大量考古资料表明，有关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器錞于的民族属性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本文将通过对该錞于实物的观察，结合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试对海昏侯墓中出土錞于的民族属性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有关巴人錞于的情况和特点

       巴人，是指先秦至汉时期主要生活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少数民族。《华阳国志》记载的巴人“其地东至鱼复,西至英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刘琳注《华阳国志·巴志》:“‘鱼复’今四川奉节。‘僰道’今四川宜宾。‘黔’指原属楚国、后属秦国的黔中郡, 辖今湖南西北部及湖北、四川、贵州的临近地区”。张勋燎先生认为巴族发源于鄂西,除了一支人沿长江西上进入四川之外,还有其他的部分向其他地区移动,或逆汉水而进入陕西汉中,或顺大江而下直达湖北东部以至湖南的洞庭湖等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学家就曾在四川、重庆、湖北等省市发现了典型的巴文化遗存，如巴县东笋坝、昭化宝轮院、宜昌中堡岛、秭归朝天嘴等。巴文化遗存以墓葬为主，其中以具如两端上翘的船形而得名的船棺葬最具特色。出土器物中以巴式柳叶剑、巴式钺、无胡戈、矛、镞、图语印章等最具代表性，其中青铜器上常装饰有虎形纹，最具特色的当属巴蜀图语符号，如手心、花蒂纹、王等。

       巴人随葬的乐器均为铜质，常见的有编钟、钲、錞于三类，其中以錞于数量最多。目前在巴人活动区域内共发现錞于近百件，年代最早为春秋时期，多集中于战国晚期，最晚可延续至汉代。这与巴人的活动范围、时间基本吻合。学者林奇等均认为此地錞于应为巴民族的遗物，学界也基本达成共识。就目前发现的巴人錞于实物来看，尤以四川、重庆、湖南、湖北等省市分布最为集中。这些錞于大多出自墓葬、窖藏，也有部分为征集购买。如涪陵小田溪战国二号墓出土铜錞于顶平，侈口盘，盘内有虎钮，圆鼓肩，肩部以下斜收，下部近直筒状，通高47厘米（图一，1）。同出土的铜钲刻有典型巴蜀图符。湖南溆浦大江口镇战国墓出土錞于为侈口盘，盘内置虎钮，腹壁直下（图一，2）。湖南常德錞于为征集品，盘口外侈，平沿。盘中铸一虎钮。盘内虎钮四周刻有侧面人像、鱼纹、三角云纹和船形图案。时代约相当于西汉（图一，3）。湖北建始双虎纽錞于出土于二台子，器身横截面呈椭圆形，盘较深,唇沿稍宽,盘底饰弦纹一周。纽作双虎，张口露牙，尾端上卷，颈系项圈。两虎间有一环,吊痕明显。錞于通体素面,仅盘、纽有简单的刻划纹,如草叶纹、弦纹等，左虎前腿部刻有船形纹饰。年代约相当于东汉（图一，4）。

       从两湖地区到巴蜀地区这些属于巴人生活区域出土的錞于情况看，除了钮部稍有差异外，巴人錞于的形制基本一致。巴人錞于主要特点为盘口外侈，盘沿稍平，圆鼓肩，肩下部斜收呈圆筒状，肩部大于底口部。钮部形态多样，有环、虎、马等，以虎的形象最具特色。虎呈蹲伏欲扑状，昂首张嘴，尾下垂，尾端上卷。錞于器身多素面，盘内的钮部四周多阴刻有如人面纹、船纹、鱼纹、手臂纹、花蒂纹等，具有典型的巴文化特征。到了汉代，盘内还出现了五铢、货泉纹。墓葬中常见铜钲与錞于同出，应该是作为组合使用而出现。

二、有关越人錞于的情况和特点

       越人主要指先秦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和南方广大地区的原始民族，大致在今天的江浙皖粤一带。越人分布范围广，种姓成分繁杂，主要有大越、于越、闽越、瓯越、骆越、滇越等，因而也被称为“百越”。随着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在该区域发现了一种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物质文化遗存，可以看出百越族系的交流、融合。越人文化遗存也以墓葬为主,其中土墩墓、石室土墩墓为主要形式。墓中随葬有几何印纹陶、原始瓷器及青铜器等，其中印纹陶器、原始瓷器和青铜越式鼎、剑、钺等为越人特色。越人的乐器种类繁多，除青铜乐器有甬钟、钮钟、镈钟、鼓、句鑃、铙、铎、錞于等外，还有大批仿铜硬陶、原始瓷乐器，如编钟、编句鑃和錞于，均为成组出现在墓葬。

       现代研究表明，越人使用錞于的时代较早，主要集中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在其活动范围内发现的錞于数量仅次于巴地，多出土于江浙一带越国墓。如江苏丹徒、盱眙大云山、无锡鸿山，浙江长兴鼻子山、海盐黄家山等。其中江苏丹徒北山顶土墩墓出土3件青铜錞于，造型和体量基本一致。体腔呈椭圆桶体，上粗下细。虎钮，平顶，直立浅盘，鼓肩，束腰，平口。盘内、肩部、口部饰云雷纹，下腹部饰由八条浮雕龙纹构成的方形图案，盘内饰云雷纹、交连纹等。时代约为春秋（图二，1、2）。江苏大云山西汉江都王墓出土青铜錞于整体呈椭圆筒形，鼓肩，腹部内收，底部稍外撇，平底。器身两侧有两道明显的脊线。顶盖为带纽圆盘，盘内浅浮雕满饰对称四龙，曲身成“S”形，身饰重环纹。钮位于圆盘中央，整体呈半圆状，钮身为对称双首龙形。肩部两道宽弦纹组成纹饰带，饰勾连龙纹。近口部双面饰长方形纹饰，中间饰双圈表示璧，四周为交连四蛇环绕。口部以双宽弦纹组成纹饰带，饰连续变形蟠虺纹,通高67.51厘米。根据器身鸟虫篆铭文及纹饰特点，确定其时代当在战国中晚期（图二，3、4）。

       除青铜錞于外，硬陶、青瓷錞于在江苏、浙江等地均有发现。以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最典型，其中邱承墩墓葬出土青瓷仿青铜錞于共10件，器型大小一致。均为浅盘，盘中置钮，鼓肩，直腹，足外撇，平口。器身饰戳印的“C”形纹。钮部稍有不同，其中简化虎钮式1件，体腔两侧设出脊。虎钮、环钮及环钮两端堆塑式各3件。钮两端有“S”形堆塑，鼓肩，肩的最大径在中部，直腹略外撇，平口（图三，1）。万家坟墓葬出土硬陶乐器錞于2件，平顶，直立浅盘，宽扁钮，直腹微外撇，平口。腔体外壁满饰纵向的瓦棱纹（图三，2）。邱承墩墓和万家坟墓墓主等级虽有高低之分，但均属于越国贵族，时代为战国早期。

江苏、浙江地区出土的越人錞于虽然有质地差异，如青铜、或硬陶或青瓷等不同质地，但总体看来，该地出土錞于的造型、纹饰特点基本一致。均为直立浅圆盘，盘中心置钮。鼓肩，束腰，口微外撇似与肩部基本同宽。钮部有环钮和虎钮，以环钮居多，钮两侧有穿孔。钮部的虎呈站立姿势，不同于巴人的蹲伏状。少量为素面，越人錞于纹饰极为丰富而颇具特色。錞于肩部、近底口部饰有纹饰带，下腹部饰有方形图案。而纹饰内容因质地不同稍有区别。青铜錞于多填以勾连龙纹或云纹，原始瓷錞于以戳印密集的“C”、“S”形纹居多，硬陶錞于除“C”、“S”形纹外，腹部满饰瓦棱纹。錞于通常是大小、形制相同的三个或十余个成组出现，并且与大量成套乐器同出。从浙江、江苏等地区的考古情况看，越人錞于主要是产自本地，如浙江南山窑、亭子桥窑等原始瓷窑址中就发现有少量的甬钟和錞于等青瓷乐器，这类瓷乐器均装饰有刻画的“C”字纹，特征非常明显。

三、有关海昏侯墓出土錞于的民族属性

       据现有公布资料，我们大致可知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錞于为半环钮，圆首，顶部无盘，束腰，足外撇，底口平。肩、腰、底口部装饰弦纹（图四，1）。与前文所描述的巴人、越人錞于相比，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錞于与二者器物有明显差别，从器物形态可以看出，海昏侯出土錞于顶部无盘的特征与巴人的平盘外侈、越人的直立浅盘完全不同。同时，海昏侯出土錞于的器形为束腰，其底口部外撇、直径略大于肩部，显然有别于巴人的底口直立口、肩部直径远大于口部的形态，与越人錞于在器形上也存在明显差异。纹饰方面，海昏侯錞于基本素面无纹，一些简单的弦纹与巴、越两地錞于的纹饰分布特点也有区别。由此可见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錞于既不属于越人，与巴人錞于也相去甚远。它究竟源自何地？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除上述巴、越两地外，中原地区，尤其是山东地区也发现了不少乐器錞于。

       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山东考古工作者在沂水、临淄、章丘等地考古发现4件青铜錞于，这三地墓葬中出土的錞于呈现较为一致的形态。如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出土了编钟、镈、铃、钲、錞于等。錞于共出2件，形制相同，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錞于。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出土錞于均为圆首，无盘，顶部有綯索状环纽，束腰，口部稍外扩。通体素面无纹。通高49厘米（图四，2）。章丘洛庄汉墓中出土錞于1件，该器整体呈椭圆筒状，圆首，无盘，顶部铸有环纽，束腰，底口稍外撇。腹部装饰阳线鹰纹,通高约49.1厘米（图四，3）。据出土器物分析，该墓主或为西汉早期的吕姓诸侯王。此外临淄西汉初年的齐王墓随葬器物坑出土的錞于形制也是如此，该器物体腔呈椭圆筒形，圆首，无盘，顶部设有半环形钮，束腰，平口，素面无纹，高49.5厘米（图四，4）。总结山东地区出土的錞于特征，我们会明显看到这类錞于的数量虽有限，但均以圆首无盘为主要特征，顶部设半环形钮，束腰，底口平，纹饰简单，与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錞于在器物形制、纹饰、高度等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性。除山东地区出土此类錞于之外，2005年陕西韩城梁带村发现大型两周墓群中，属于春秋早期M27也出土一件錞于，该錞于器形为穹顶，宽肩、束腰，直口、椭圆形筒体，上粗下细，顶端为一半环纽，底部近椭圆形，微敞，全身素面，通高38.9厘米。该件錞于与山东地区出土錞于、以及海昏侯出土錞于形制非常相似，应属于同一系列。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錞于虽然出土于楚头吴尾的江西地区，但并未带有越人錞于特征，与巴人錞于也有很大差异，而是呈现出了典型的山东地区錞于风格。有关山东地区出土的錞于属性问题，徐中舒等先生较早就认为“錞于原为中原地区的乐器，春秋时州国都城名淳于，大概是由于他们擅长制作錞于而得名”，“山东半岛一些地区似为錞于的重要原生地，其主人可能即为东夷”。陆斐蕾也指出“山东地区出土錞于鲜明的造型特色,表明这不应该是巧合,它们的确自成体系。它为先前认为錞于发源于山东半岛,是东夷人创造、是齐文化遗物的观点提供了物证” 。东夷人是指先秦时期生活在黄河下游的各民族总称，从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出土最早錞于情况看，这种可能性是应该存在的。故我们推断目前山东地区出土錞于的族属皆指向东夷人，汉代依然延续这种造型特点。海昏侯刘贺自幼长于昌邑，短暂为帝后，又被贬回故地，前后在今山东地区生活了20余年，自然饱受此地文化熏陶。之后南贬海昏，旧时财产也随之南迁，东夷人錞于最终在刘贺墓室中出现，当在情理之中。

四、汉代錞于的组合方式和功能探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錞于最主要的功能是作为一种军旅中作号令使用的器物,常常与鼓、钲、铎结合使用。《国语·吴语》记录了春秋晚期黄池盟会前,吴王“秉袍,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的情景。《国语·晋语》又云“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傲其民也。”文献中的“丁宁”就是青铜钲。这些文献资料都明确地说明了錞于作为军乐器的功能属性和使用组合情况。有关汉代錞于使用情况，尤其是汉代贵族使用錞于情况，相关文献无从记载，这些年的考古资料或许会提供一些答案。

       海昏侯錞于出土于海昏侯墓的甬道中一辆偶乐车之上，该乐车上还有一套四件铜编铙，此外该甬道同出的一辆乐车上载有实用建鼓，为鼓车。这两辆车组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汉代偶乐车，为我国汉代乐车的首次发现，也为汉代车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偶乐车上所载青铜乐器出土也印证了先秦文献记载的正确。《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郑玄注：“錞，錞于也。”《淮南子·兵略训》：“两军相当，鼓錞相望。”《广雅》：“以金鐃止鼓。” 文献记载，先秦时期鼓与錞于、编鐃相配，多用于军旅中，在行军作战时，指挥军队进退，属于军礼乐器。击鼓进军，击錞于和编鐃止鼓退军。海昏侯刘贺将这种军礼乐车用于自己的车马出行，明显是借用了军礼。据信立祥先生考证，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这两辆偶乐车与出土于椁室的东西车库的6辆偶轺车、以及出土于外藏椁，共有五车二十匹马，属于驷马安车的实用车马等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汉王侯贵族的出行车队: 王侯乘坐的主车即驷马安车居中，最前面以数辆轺车为导车，导车之后、主车之前为鼓车和金车，主车之后为以数辆轺车为从车。击鼓则车行，击錞于和编鐃则车停。无独有偶，海昏侯墓中錞于与建鼓组合模式在山东洛庄汉墓中也得到证实。据报道山东洛庄汉墓（墓主为吕姓诸侯王）14号陪葬坑B区东部出土乐器錞于、钲、铃和建鼓等，其中还原发现錞于、钲、铃三者悬挂于同一木架之上。与之位于B区中部,由1件大鼓和4件小鼓及4组铜插件构成,立柱与底座已无法辨认。这组建鼓使用时可组装在一起,不用时可以拆卸下来,十分方便。这组乐器的发现，也在一定程度证明了文献记载的正确。《周礼正义》疏“以金錞和鼓,者以下,辫四金之用,皆与鼓相将,军事所用也。金錞于亦以和乐。” 此外1972年初至1974年初,在长沙东郊发掘了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所出的一枚乐简上书有“击屯（錞）于、铙、铎各一人”（简一五） ，这枚乐简不仅记载了当时这种乐器的使用情况,还反映了当时与錞于组合使用的,还有铙、铎等乐器的情况。研究表明,这枚乐简的时代为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无论是山东洛庄汉墓中乐器錞于、钲、铃和建鼓组合，还是马王堆3号汉墓竹简中“錞于、铙、铎”组合记载，都表明应该是应用于出行、宴享、娱乐等活动中。

       除海昏侯墓出土青铜錞于外，此外从江苏大云山西汉江都王墓出土越人属性青铜錞于，以及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墓主为吕姓诸侯王）和临淄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出土的錞于情况看，包括海昏侯墓出土錞于在内，汉代高级贵族墓葬出土錞于共四例，每个墓葬都出土一件錞于，共四件。临淄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出土的錞于是出土于三号坑，根据报道该坑的主要功能是兵器仪仗坑，出土器物有兵器、仪仗器和乐器等，其中乐器主要有錞于和甬钟各一件。大云山汉墓錞于出土于盗洞，具体位置和相关乐器组合不详。从相关报道看，该墓外回廊上层有明器编钟和编磬与模型车同出、回廊下层的乐器区有一套完整的编钟和编磬出土，但该錞于究竟属于哪部分乐器组合不得而知。江苏大云山西汉江都王墓和临淄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中也常见錞于与编钟、编磐等旋律乐器同出。另外据音乐考古学家王子初测定，山东洛庄汉墓号乐器坑的錞于与钲两件乐器,发音和谐,呈协和的小三度音程，这都表明了汉代錞于用于宴享场合前提的可能性存在。虽然錞于是否存在固定音高的偶然因素,我们目前还无法确认,但是,无论它是否具有固定音高,都无疑能使用在宴乐场合中。我们有理由相信，旋律将由于金錞于的加入,音色也会愈加丰富，即錞于在汉代（尤其是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出行、宴享、娱乐等活动场所应该是较多存在。

       此外有关錞于具体使用情况，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贮贝器表现得非常清楚。该器器盖生动地展示了汉代滇民族立柱祭社的诅盟场面，在高屋建筑一侧铸有礼乐场景，共四组。其中一组为一件兽钮錞于与一件芒纹铜鼓悬于同一筍虡上，有一椎髻乐者双手各持一鼓槌作击打状（图五）。其余三组乐架所悬乐器失落，由仅剩悬乐柱架及立于其间手执乐锤者形象,可知器盖上所表现的均为悬挂演奏的钟磐类打击乐器。此件贮贝器形象真实再现了汉代西南地区古滇国贵族使用錞于的具体方式，或许与中原地区汉代贵族使用錞于的情况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周礼正义》疏“以金錞和鼓,者以下,辫四金之用,皆与鼓相将,军事所用也。金錞于亦以和乐。”錞于在古滇国主要与铜鼓相和，似乎主要应用于祭祀礼乐，非军事所用，功能性质或与上述汉代高级贵族墓葬出土的錞于有较大的差异。这或许就是中原与边地在器物使用功能上的差异吧。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錞于这类乐器估计在东汉之后就基本上从中原地区消失，这点从诸多东汉墓葬考古和画像石图像中都没有其身影，就是最直接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