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一次的全国文物科技工作会议于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这既是一次成果经验总结交流会，更是一次客观分析新形势、部署“十三五”时期新任务的动员会。会上，中国文物报记者就文物科技工作未来发展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

　　记者：“十二五”期间，文物科技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新的时期，中央有新要求、公众有新需求，文物科技工作既有新机遇也有新挑战，请您具体谈谈。

　　刘玉珠：“十三五”期间，文物博物馆事业面临着稳步发展与保质增效的双重任务，面临着文物永续保存和文物合理利用的双重使命，面临着“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的双重要求。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文物科技已具备发力加速的基础，将进入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高的重要跃升期。未来5至10年，文物科技创新正孕育着新的群体性突破，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把握好“十三五”时期的阶段性特征。

　　首先，要准确把握文物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定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相继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多次就文物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和批示，明确要求：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重要贡献。

　　这是党中央关于文物资源价值作用的新思考、新论断，是关于文物工作历史使命和时代使命的新认识、新要求，将文物资源、文物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要准确把握新时期文物保护利用的新需求。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保护方面，正在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从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的整体性保护转变；利用方面，在进一步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同时，文物与教育、旅游、工业设计、文创、动漫、游戏、影视等领域融合发展，发展融合型文化产品将成为文物合理利用的新亮点；研究方面，对于文物多元价值的研究和认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价值的文物保护与利用在行业内得到广泛认同；管理方面，政府职能向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转变，文物管理需要更加系统化、科学化、精细化，依靠技术手段辅助管理，成为文物管理的新趋势。阶段性需求的重大调整，必然要求与之配套的科技支撑体系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第三，要准确把握文物博物馆事业可持续发展对科技创新的新要求。

　　当前，文物量大、面广、种类多样、保存状况堪忧，大量文物急需保护、文物利用率亟待提高是现阶段文物工作的基本现状，城镇化进程的提速，进一步加大了文物保护利用的紧迫性。然而，不足15万人的行业从业人员与如此繁重的任务，形成了巨大反差，考古工作者与推土机赛跑、修复人员与文物劣化赛跑已成为常态，解决这些突出问题，需综合施策，急需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面临一些亟待突破的瓶颈问题：一是对于文物的价值认知能力有限，难以全面、系统挖掘和深刻阐释文物的多元价值，难以讲好“中国故事”；二是对于文物保护的能力有限，在濒危文物的抢救性保护和更大范围的文物预防性保护方面，都有大量难题尚未突破，需求复杂而巨大，技术手段却十分有限、单一；三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能力有限，展示传播方法陈旧、形式雷同，事倍功半，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急需通过创新管理理念和技术，突破装备革新，来提高文物保护利用的质量与效果。

　　从长远看，文物博物馆事业不仅在维系国家记忆、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文化自信和扩大国家文化影响力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也将在培育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和空间，急需通过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的“双轮驱动”，来优化发展方式，进一步提高文物工作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文物工作的影响力。

　　第四，要准确把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文物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机遇。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科技创新是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项政策的部署与实施，文物科技创新有望在更大的范围去调动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协同解决重大科技问题的条件进一步优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文博单位、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创新主体的内生动力将进一步加强，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将充分激发；同时，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带动下，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材料层出不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文物科技创新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记者：“十三五”期间文物科技工作发展思路是怎样的？

　　刘玉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中央在系统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实践确定的新的发展理念，“十三五”乃至未来更长时间，文物科技工作要与“五大发展理念”相结合，在工作中落到实处。

　　首先是融合。科技与文物工作要有机结合。一方面，文物工作者要重视科学技术、用好科学技术，把科研融入到文物保护利用的各个环节，通过技术和管理两种手段，解决好事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科技工作者要以文物工作的需要为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科技进步，解决文物保护利用的热点、难点问题，丰富文物保护利用手段，实现文物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目标。

　　其次是服务。科技要始终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为文物事业的发展服务。要通过发展科技、使用科技，来实现科技对文物事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最后是共享。要按照“文物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要求，大力发展相关科学技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同时，在科研组织之间，加强文物系统内外、文博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知识共享，通过信息和知识的加速流动，促进行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

　　记者：“十三五”文物科技工作重点在哪些方面？

　　刘玉珠：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我国文物科技创新体系，在基础研究、重大关键技术、国产主要装备、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要着重抓住四个方面。

　　一是强化基础研究，补强发展短板。当前，基础研究相对滞后是制约文物科技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文物保护利用的学科体系尚不明确；第二是关于文物的价值认知、保护修复和传承利用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尚未形成；第三，文物病害形成机理、环境因素与病害的关系、保护材料对文物的影响评价等应用基础研究进展缓慢。“十三五”时期加大投入力度，要重点部署一批相关基础研究任务，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等优质社会科技资源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加强与文博单位的稳定性合作，争取在“十三五”末实现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二是优中选优，重点支持前景广阔的技术创新深化提升。我们要有侧重地选择一批需求量大、预期效益高且研究基础扎实的领域，予以重点支持、推动重点突破。

　　三是面向国家和战略需求，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过去一年，我们在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包括19个重点项目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专项凝练工作。与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通力合作，编制了《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与工信部密切配合，初步完成了《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五年行动计划》的编制工作。这些都是未来五年要组织实施好的重大科技专项。

　　四是着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切实发挥科技创新的实用价值。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强科技与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十三五”期间，要多措并举，推动文物保护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在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监测与调控、馆藏文物防震、遗产地风险预控等方面，实施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示范工程，优先选择具备良好科研条件的博物馆、遗产地进行创新成果的实验性应用，对技术的安全性、有效性进行全面、科学、系统评价。加快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向行业标准的转化，通过标准的贯彻执行，实现技术成果的扩散。同时，构建文物保护科技成果信息共享平台，加强科技成果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此外，要在文物保护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多元资金投入、人才队伍建设、市场化服务和激励机制等方面，探索符合文物博物馆行业特点的管理体制机制。

　　这四项工作，是“十三五”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要认真谋划、周密组织、准确发力、精耕细作，拿出时间表和路线图、完善保障机制，扎实推进各项任务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