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根据地鼎盛时期,拥有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12万之众的红军队伍和10万余人的地方武装,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疆域”。为创建和保卫根据地,无数红军将士献出宝贵的生命。10月12日,记者跟随国家文物局长征文物保护调研宣传组走进四川巴中,走进烈士陵园,踏寻红色足迹,重温革命记忆。
一场穿越时空的相见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坐落于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在这个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里,长眠着25048名红军烈士。红军烈士集墓区,坐落于陵园之内。烈士吴展的墓碑,就位于集墓区。
吴展,安徽六安人,时任红十师参谋长兼彭杨军事学校教育长,他与徐向前同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1931年,吴展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开展工作,便从此与家人失去了联系。1933年牺牲,年仅33岁。
1983年吴展的妻子彭镜秋收到了一张烈士证书。但是家人及亲朋好友都不清楚吴展究竟牺牲在哪里,安埋在何处。
2009年巴中一位摄影家来到烈士陵园拍摄了许多照片传到了“巴蜀论坛”的网页上。2010年,吴展的外孙女婿偶然浏览“巴蜀论坛”网页时发现了吴展烈士墓碑的照片。
2011年,吴展最小的儿子——83岁高龄的吴方宜和几位亲人分别从北京、山东、安徽等地赶到通江,吴方宜在墓碑前长跪不起,喊出了生平第一声“父亲”。
临别前,家人把从他安徽老家带来了一抔土和一瓶水洒在他的墓上,寓意他魂归故里。
据介绍,这样的寻找,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时有发生。总长102米的英烈纪念墙上,刻录了安息在集墓中的7823名红军烈士的姓名。黑色的花岗岩上,柏娃子、刘高氏、何女子……这样的小名和只有姓氏的名字不在少数。
1934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迁至王坪村,担任收治前后方伤病员的任务,最多时高达数千人。然而由于当时条件艰苦、缺医少药,成千上万的红军伤病员因伤势过重在医院不幸牺牲。“最初还能让烈士一人一棺一墓,后来由于牺牲的战士越来越多,只好采取一穴多人甚至挖大坑集中埋葬。”站在红军烈士集墓前,讲解员介绍,这处集墓共安葬了7823名红军烈士,是全国唯一一处红军为牺牲的战友烈士修建的陵园,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军烈士集墓区后的山坡上,是占地150亩的无名烈士纪念园。在这里,17225座白色大理石墓碑呈扇形布满整座山坡,远远望去,如同列队守卫的卫兵一样整齐划一。洁白的墓碑上光滑无一字,只有一颗鲜艳的五角星。
2011年7月至2012年4月,巴中市和通江县对陵园进行扩建,对总医院旧址群和王坪新村进行修缮。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散落在全县各地的50处11428座17225名红军烈士的遗骸全部迁入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但由于遗骨早已不可考证核实姓名,所以墓碑上都没有刻上名字。根据迁移的地点不同,墓群被分成了50个片区,每个片区有一块碑,铭刻了迁墓的地点、时间和人数,也方便当地的百姓前来祭拜。
如今的烈士陵园,占地4.2平方公里,分布着铁血丹心主题雕塑、英勇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集墓区、无名烈士纪念园、英烈纪念墙、总医院旧址群、“赤化全川”石刻标语等景点,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先后被列入全国100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
这里的每一处设计都意义深远:铁血丹心主题雕塑高7.8米,代表陵园集墓区埋葬的7823名红军烈士;千秋大道341级台阶记录着总医院于1934年1月迁来的历史。从2012年4月至今,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近300万人次。
“赤化全川”:石头上的革命
在秦岭巴山的崇山峻岭中,红军当年刻下了数以千计的石刻标语。其中有红军入川第一幅石刻标语“争取苏维埃中国”,有堪称“世界石刻之最”的“赤化全川”“平分土地”。红军石刻标语,作为红军宣传工作的重大创举,被诗人、作家、艺术家们形象的比喻为“刻在大地上的丰碑”和“石头上的革命”。
据文物部门的数据统计,川陕苏区时期红军共留下1300余条石刻标语,通江县如今保存完整的300多条石刻标语,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就达66处。“赤化全川”石刻标语就是其中的一幅,它位于沙溪乡景家塬村左侧,海拔800米,崖体座东向西,左右皆为石壁。“赤化全川”4个大字,每字高5.85米、宽5.2米,笔划深0.35米,笔划道里能卧下一人;整个字幅面积为300平方米。
早在80年前,川陕苏区地处国民党反动派的四面封锁之中,纸张十分奇缺,川陕省委宣传部组织了錾字队(俗称钻花队),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岩石,石壁等,动员大批石工,錾刻标语。因为石刻标语不易损毁,利于保存,既解决了纸张奇缺的问题,又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宣传作用,所以石刻标语这一宣传形式迅速被广泛应用。如今这些标语已成为一道靓丽的红色风景线。
1934年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錾字队选此高崖,最初准备刻一条“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标语,当刻好“国民”二字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刘瑞龙到此视察;錾字队的同志请他给提点意见。他指出该标语字数太多,没有气魄,缺乏视觉冲击力。刘瑞龙思索片刻后,叫人拿来纸笔写下“赤化全川”4个大字。
刘瑞龙当年之所以要刻“赤化全川”这副标语,是因为早在1933年8月,中共中央在《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指出:“赤化四川的任务很迫切的摆在你们面前……你们有伟大的前途,全党都注视你们,你们应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中央向你们和红四方面军全体战斗员致极热烈的革命敬礼。”因此红四方面军把“赤化全川”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开创、巩固、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斗目标。红四方面军及川陕苏区党政积极为“赤化全川”做好各个方面的准备,在这里錾刻“赤化全川”4个大字,是为了进一步来扩大“赤化全川”的舆论影响。
“赤化全川”4个大字,三月动工,由人用麻绳将农民用的背篓、箩筐拴住,石匠就坐在背篓或箩筐里,从悬崖顶用绳子放下,人悬在半空中作业,工匠们随时面临掉下悬崖的危险……工匠们历经4个月的艰辛完成了这幅令世人震惊的石刻标语。
1935年春,红军北上后,当地反动势力卷土重来,阴霾重现,老百姓在凄风苦雨中受尽折磨,但“赤化全川”4个大字犹如一团不灭的火焰,在人民群众的心底燃烧着胜利的希望。为彻底扑灭老百姓的希望之火,当地地主阎升平、阎际风等人,以一石二斗小麦为赏,令甲长阎成文用墨和烟尘将红军石刻涂去,阎成文贪吃赏麦,以稻草灰调米汤代之,加之崖高字大,乱糊几笔,不了了之。解放后,当地群众为纪念红军,重新用石灰涂上,使石刻至今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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