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宣布：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2020年将在中国福州召开。世界遗产大会上一次在中国苏州召开是2004年，15年间，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世界遗产保护之路。

　　2004年在苏州举办的第二十八届大会，至少有两项重要贡献：一是通过了对2000年凯恩斯决议的修订，根据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的需要，鼓励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的申报，将对各国申报项目的限制从一国一年一项，扩展到一国一年两项（其中至少一项自然或混合遗产）；另一项贡献则是提出建立亚太地区世界遗产研究与培训中心。这一中心于2006年成立，今天已成为世界遗产领域重要培训机构。

　　这15年，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经历了跨越式发展。2004年，中国世界遗产有28处，当时西班牙的世界遗产有39处，意大利38处，法国29处；15年后，中国已拥有55处世界遗产，在数量上与意大利并列，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

　　2004年的世界遗产大会引发了中国社会对世界遗产的关注，促进了中国遗产保护界和学术界对世界遗产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国家文物局连续几年组织“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关注世界文化遗产类型及遗产保护所面临的挑战，先后对工业遗产、乡土遗产、20世纪建筑遗产、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运河遗产以及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遗产保护的法律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这些讨论促进了对文物保护单位（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更为整体、突出其关联性的再认识，影响深远。

　　1996年，庐山国家公园申报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时，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庐山更符合1992年前后出现在世界遗产中的新的文化景观特征，建议以文化景观的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中国当时的文物保护界和世界遗产保护的相关部门尚未理解和认识文化景观的特征和意义。这种状况在苏州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五台山，在申报准备和价值讨论中注意和强调文化景观的特征，顺利形成了对五台山整体环境的保护。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文化景观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成功申报，标志着文化景观成为新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景观这个新类型背后，体现的是我们对于人类生存环境价值的重新认识，以及将其纳入现实保护体系的实践。

　　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和“中国大运河”两组文化线路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大提升了各界对文化线路的兴趣，促进和激励了大众从文化交流、传播的角度看待历史上的交通线路以及类似遗产的价值。近几年，古蜀道、茶马古道、万里茶路和长征线路的研究持续升温，与之相关的文物保护随之跟进，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建设也循序渐进日趋完备。

　　可以看出，世界遗产委员会从侧重资源保护正在发展成为强调促进缔约国文化间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希望通过世界遗产的平台，对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多贡献。基于这种变化，世界遗产在评审中也越来越强调自然与文化的结合，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政府与社区的结合，保护与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结合。中国不断更新、长长的申遗后备名单很好体现了这种结合。

　　对世界遗产价值的深入认识也影响着中国文物保护的发展。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可以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理念促进了社会对遗产保护的关切，同时也使遗产保护成为社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文物局2010年提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把大遗址的保护与城市发展相结合，促进了城市品质的提升。2015年修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充分吸收了中国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有针对性和前瞻性，为全社会保护文物古迹提供了专业标准。

　　15年间，中国已成为具有自己的遗产保护理念和全球视野的遗产大国，具有强大的遗产保护能力。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之路世界瞩目，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将怎样推动世界遗产全球议题？怎样促进世界遗产的健康发展？怎样在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些不仅是中国自身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公约193个缔约国和各相关国际机构、组织期待解答的问题。

（吕舟 《人民日报》2019年07月27日05版，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