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6月6日,“推进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座谈会”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近120名来自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其中3位部门领导和3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本版摘登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坚守人民立场提高保护传承能力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李金早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和旅游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有关要求,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深入开展非遗保护工作,非遗实践日趋活跃,社会认同不断增强。
一是健全保护政策法规体系。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普法教育,颁布一系列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牵头制订并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全国29个省(区、市)相应颁布了省级非遗条例。
二是完善保护传承制度。完成第一次全国非遗资源普查,登记资源总量约87万项;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
三是提升保护传承能力。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发布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确定第一批10个“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等,采取诸多举措对目标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
四是广泛开展传播活动。创新非遗传播方式,引导推动专业机构和全社会参与非遗保护和传承,人民群众参与非遗保护的积极性日益高涨。
五是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工作,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项目的申报。目前,共有40个非遗项目入选,位居世界第一。
六是夯实工作保障。全国31个省(区、市)均已设立省级非遗保护中心,29个省份在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单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2013年以来,中央财政投入非遗保护经费64.22亿元,每年为每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提供2万元传习补助。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文化和旅游部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坚守人民立场,着力让人民参与保护传承,让保护成果为人民共享。为传承人收徒传艺、传承传习提供必要条件。
二是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非遗保护传承能力,增强非遗在现代生活中的传承活力。
三是充分发挥非遗在国家重大战略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推动非遗保护与精准扶贫、就业增收相结合,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
四是加强统筹协调,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的非遗保护体制机制。
提供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中国方案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李春良
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3项、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4项,数量均居世界第一。长期以来,我国探索建立了自然遗产依托自然保护地管理的机制,利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法律法规,实现对世界自然遗产、自然文化双重遗产的科学保护和有效监管,不仅保护了总面积达6.8万平方公里的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迹,而且保存了200多个文物保护单位、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与传统村落,更为遗产地每年带来超过140亿元的旅游直接收入,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国在自然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过程中的积极探索,为全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任重道远,责任重大。林业和草原部门将继续秉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认真履行管理职责。
一是统筹规划,协调推进自然遗产申报。把我国最典型、最优秀、最具保护价值的自然遗产资源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其价值为全世界所认可。
二是加强监管,提升自然遗产的规范化管理水平。全面梳理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自然遗产保护制度,落实地方政府和遗产地管理机构的监管责任,建立破坏遗产资源问责机制,打造过硬的遗产保护管理队伍。
三是加强协调,妥善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然遗产的生态旅游功能,探索绿色发展模式,建立多方合作共赢机制,使遗产地和周边社区群众更加笃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由遗产保护的受益者,变成坚定的拥护者和保护者。
四是深化合作,推动自然遗产走向世界。我们将坚守国际承诺,加强与国际各方的交流合作,提升我国遗产保护管理水平;同时积极宣传我国自然遗产保护成就、经验和模式,为全球遗产保护管理提供中国方案。
五是加强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遗产的自觉性。充分发挥自然遗产地的科普教育功能,广泛开展遗产保护宣传,普及遗产保护知识,阐释遗产珍贵价值,提高遗产保护意识,弘扬生态文明理念。
奋力谱写文物事业改革发展新篇章
国家文物局局长 刘玉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物保护利用进行战略谋划、整体部署,有力推动了新时代文物事业持续保持向上态势。
探索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迈出坚实步伐。十八大以来文物工作的实践证明:加强党对文物工作的领导,全面落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保护和利用好文物资源,守牢文物安全底线红线;不断完善文物保护法律制度建设,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利用格局;推动文物国际交流合作,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强化文博队伍政治意识和业务素质,提升文物治理能力和水平——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文物工作亮点纷呈。一是确保文物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加强协同配合,打击文物犯罪、火灾隐患整治、文物法人违法案件整治等专项行动取得重要成果,16个省份将文物安全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二是让文物活起来多措并举,博物馆改革发展日新月异,跨界融合创新方兴未艾,“博物馆热”渐成大势,积极探索文物市场活跃有序发展路径。三是加强法律保障、制度设计和精准管理,文物保护法修改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和中央文化立法五年计划,现有16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200余部地方性法规规章,编制341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四是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稳步推进,四部门联合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程助力54个县脱贫攻坚。五是文物国际合作成为外交“重头戏”,文物展览成为国事活动“金名片”,中国援外文物保护工程和合作考古成为“一带一路”文化领域重要收获。
全国文物系统要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坚决守住文物安全的红线底线,加强长城保护、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统筹实施“一带一路”中外合作考古,加快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以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为关键,坚持部门协作、上下联动,有效推动文物保护利用改革重大举措落实落地,加快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老区发展,着力解决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点难点,聚焦社会关注的热点痛点,动真碰硬、补齐短板,攻坚克难、担当作为,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对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突出发挥革命文物资源的重要作用,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统筹推进新时代文物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
构建历史文化的保护体系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杨保军
一、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反映文化交融、彰显东方智慧、体现中华文明特征的重要载体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如唐鼎盛时期的长安城,就是在吸纳多元文化的变革中发展形成的,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智慧结晶。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也是东方人居智慧的集中体现。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在其选址、规划和营建中都蕴藏着极为丰富且极具智慧的思想观念、理论原则和技术方法,其选址讲究“辨方证位,综合统筹”,规划讲求“因形就势、城景相融”,营建要求“因势利导,理水营城”。元大都北京城就是典型代表。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还是与人民联系最紧密的文化遗产。人民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文明延续的传递者。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集合了历史与现实,是将物质遗存与人民生活密切结合的综合性活态遗产。在古城扬州,以淮扬餐饮和茶馆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生活方式能延续至今,靠的就是一代代人的传承。
二、对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工作的几点建议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制度设立30多年来,系统保护了13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528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76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和1404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然而,由于遗产对象的复杂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建议重点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高思想站位。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不可再生性,生态资源破坏了尚能亡羊补牢,文化遗产破坏了则不复存在。所以,我们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历史文化遗产,要从文化自信的高度认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第二,改变过去自下而上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做法,形成全国整体一盘棋的思维,着眼亚洲甚至世界文明交流,构建能够完整体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历史文化体系,逐步建立系统性、整体性的保护网络。
第三,传承并创新凝结东方智慧特色的保护理念和方法。我国古代城市建设崇尚“天人合一”,多数城镇与山水、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紧密结合、浑然一体,体现了独有的东方智慧。应加大整体性保护力度,创新保护方法,延续城市人文环境和生活场景,让每个时代的历史痕迹和生活记忆都有生动留存,延续人们祖祖辈辈传承至今的乡愁。
我们应成为国际考古和遗产保护大国
北京大学教授、考古系原主任 李伯谦
这几年,文物保护工作、考古工作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认可度越来越高。像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已经25年了,中国已经从最早的参与者,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导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还承担了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国家的项目。我们国内科研单位和高校也有很多走出国门,洪都拉斯、埃及、印度等国都有我国参与的考古项目。这一方面弥补了中国考古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将中国考古学放到亚洲、世界的视野里。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说明我们的学术研究理论和成果,正在影响国际学术界。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一是统筹规划、整合不够,大家都是各自为战,力量分散,难以充分发挥整体作用;二是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严重不足。在此,我建议:
第一,要加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指导,注意各个机构、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既要服务国家大局,也要保证学术质量,避免一哄而上。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讲话中都提到了考古领域的合作,我们要完成这一任务,真正成为国际考古和遗产保护大国。
第二,要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应该在国内高校设立相应的专业研究方向,和国外联合培养。我们国内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北大设立了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社科院考古所设立了外国考古研究中心。人才队伍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一定要久久为功,也希望国家能够给予政策支持。
第三,要重视援外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一带一路”地区历史悠久、古代遗存丰富,在这里开展援外工程,尤其要注意文物保护问题。要尊重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真正体现出中国的大国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第四,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增加世界文明比较研究的专项课题。充分发挥国家重大课题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带动国内外学术研究力量参与我们的研究,讲清楚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差异,讲清楚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意义。
充分发挥非遗“民心相通”的能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朝戈金
非遗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其他遗产不同的是,非遗是由人们实践着的活的文化,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才有非遗。所以非遗工作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
今天我们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文明互鉴,非遗工作在这里面大有用武之地。因为非遗主要是民间的文化,它最接地气,最讲实用,最具有生命力和传播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跨国联合申报的非遗项目,比如诺鲁孜节、烤馕制作技艺,都是多个国家共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报书的,因为这些非遗项目是被不同国度的民众所长期共同享有和实践的。所以说,非遗的交流最能体现“民心相通”的意思。
今天,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就不能不强调非遗。非遗的不胫而走的能力,有时候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我国的“格萨尔王传”,早就跨出国门,在不丹、锡金、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俄罗斯等国流传。没有政府安排,没有刻意推广,传播力却是惊人的,效果也是持久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宗旨,要求我们进一步做好非遗工作。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就文化战线而言,就应当体现为做好民众文化的传承工作、发展工作和创新工作。总体而言,近年来我国的非遗工作成绩巨大,各级文化行政部门顺应民意,激发民众的聪明才智,尊重民众作为文化持有人的权益,鼓励他们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使得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有些工作思路和模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
中国的非遗工作成绩突出,原因是多方面的。指导思想明确,管理体制高效,社会各界支持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作为学界的一分子,我还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政府、民众和学界的密切合作,给非遗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拥有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加上脚踏实地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学者做好非遗工作的基本要求。
(来源:《光明日报》记者李韵整理 2019年06月09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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