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弟子子张生年是否有误？《齐论语》失传1800年能否重现？

孔子衣镜（局部）

孔子像衣镜架

竹简

“昌邑籍田”铜鼎

市民参观考古成果展

一面汉代的穿衣镜，竟然与“天纵之圣”孔子有关，或将揭开种种千古谜团。2015年，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成果开始对外公布，出土的1万余件（套）珍贵文物，对研究中国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一件“孔子衣镜”，上面绘有孔子画像，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孔子形象。“孔子衣镜”上的文字记录了孔子及弟子的生平，而且关系到《史记》成书过程与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引发了考古界的研究和热议。

“孔子衣镜”为“图史自镜”之用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主椁室内，出土了一件漆木立镜，上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及传记。之前有专家曾称之为“孔子屏风”，但考古专家王仁湘考察实物后认定此“屏风”实为立镜。

“孔子衣镜”集镜体、镜背、镜掩（镜盖）、镜架与图文为一体。其中镜体为光洁的矩形铜板，长70.3厘米，宽46.5厘米，厚1.3厘米，镜缘厚1.2厘米。出土时从中间断裂为上下两块，通体素面无纹饰。镜背木质，保存较完整，长96厘米，宽68厘米，中部置镜处厚6厘米，四周镜框处厚11.8厘米。镜背表里均髹红漆，孔子画像绘于镜背上。衣镜上的孔子儒雅、内敛、谦恭，以布衣形象示人，孔子弟子形象极具个性。镜背表面左上侧绘孔子像，左下侧绘子羽（澹台灭明）像。孔子及其弟子形象刻画真实而生动，线条简练，比较同时期的绘画，如各种墓葬壁画或马王堆汉墓所出帛画，风格大不一样，而且技艺十分高超，显然不是一般匠人所绘。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专家王楚宁推测立镜规格较大，亦具备屏风的功用。

“孔子衣镜”上共有1850个字，其中衣镜背面关于孔子的文字记载600字，关于颜回的内容有250个字，子贡200个字，子路150个字，澹台灭明150个字，子夏170个字。衣镜上的《衣镜赋》有19行文字，《衣镜赋》屏板正面除了《衣镜赋》，还有“钟子听之”4个字，背面有子张的介绍180个字，曾子的介绍20个字。专家表示，对于圣人与弟子画像出现在衣镜上的作用，《衣镜赋》作了很好的解答：“临观其意兮不亦康，气和平兮顺阴阳。”

王楚宁认为，“孔子衣镜”最重要的功用是供刘贺“图史自镜” 之用。古人很早就将铜镜的“借鉴”功用类推到了人与事的“借鉴”之能，《诗经》中记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孔子及其弟子是儒家最为推崇的圣贤，是儒士修身时最好的“借鉴”。“孔子衣镜”的“镜背”上不仅写有孔子的生平传记，还有“子张问干禄”（为官之道）、“子夏之门人问交”（交友之道）等关乎修身齐家的内容。考虑到刘贺的师傅与属官王式、王吉等人皆是一世硕儒，故其立镜上出现孔子及其弟子绝非偶然，当为“图史自镜”之用。

王楚宁认为，汉代漆木器的制作较为困难，“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孔子衣镜”作为形制与屏风相类的立镜，制作过程应当更加困难，再加上绘有至今发现最早的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并写有大量文字，因而意义非凡。与“孔子衣镜”类似的“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风”就因其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不仅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且入选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与“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风”相比，“孔子衣镜”作为更为罕见的大型立镜，年代更早、所绘人物更为著名、出土墓葬的主人地位更高，并且由于“孔子衣镜”关系到《史记》的成书过程与流传情况，也涉及到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故而价值更高。

《子张篇》或揭晓子张年龄之谜

王楚宁针对“孔子衣镜”，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在他所撰写的《关于海昏侯墓的林林总总之“孔子立镜（孔子屏风）”》一文中，对部分文字进行了释读。 

在目前对外公布的“孔子衣镜”图片中，王楚宁发现有一段文字以子张的内容为主，因此称其为《子张篇》，文字共四纵列，篇幅完整，尚能识别110余字，主要介绍了孔子弟子子张的言行事迹。

其中第一列：□子□子曰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十（廿？）八歲。子張問干禄，孔子曰：“多聞闕……”

第二列：……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子……

第三列：……張曰：“子夏曰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第四列：……能。我之大賢與，为人□□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若之何其□人也。

这篇文字亦见于今本《史记》与《论语》之中，补阙之后全文150余字，依据内容可以分为三段文字。第一段文字介绍了子张的个人情况，《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关于子张的部分与此段文字大体相同，但此段文字中关于子张的岁数与《史记》不合，《史记》作：“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无论 “孔子衣镜”上本段的数字是“十”还是“廿”，都与《史记》的记载有出入。古人已经注意到了子张生年的问题，如清代梁玉绳就对《史记》中的“（子张）他日从在陈蔡间，困，问行”提出过疑问：“孔子厄陈、蔡年六十三，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则是时子张才十五岁，恐未必从行也。”王楚宁认为，如果子张比孔子小二十八或一十八岁，则孔子六十三岁时子张已三十五或四十五岁，就可以从行了。

《子张篇》篇幅完整，只记载了“少孔子十（廿？）八歲”一个时间点，故推导子张的生年不能单从《子张篇》入手，还需要更多材料的公布，尤其是子夏的材料。王楚宁认为子夏生年是子张生年的重要参考，《论语》中明确记载的与子张发生直接联系的孔子弟子就是子夏。子夏与子张年龄应差不多，故而子夏的门人能够向他询问交友之道。也正因为年龄相近，所以子贡才会将两人作对比，向孔子发问“师与商也孰贤？”关于两人的生年，今本《史记》作：“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只相差四岁。所以，只要知道了子夏的生年，就能够确知子张的生年是否有误。

“孔子衣镜”与《史记》有重大关联

对外发布的“孔子衣镜”图片上，还有一段关于孔子的文字。王楚宁考证后，初步进行了释读。

文字第一列：……人也，曰房（防）叔。房（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顏氏……

第二列：……故名丘云，字中（仲）尼。姓孔，子氏。孔子為皃（兒）僖……

第三列：……皆聞（稱？）其賢也。魯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孔子……

第四列：……□久，天下聞其聖，自遠方多來學焉。孔子弟子顏回、子赣（贡）……

第五列：……□之間。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當此之時，周室微，□（王？）道壞……

第六列：……必四面起矣，強者為右。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如？）……

第七列：……二□（公？）事是非……

第八列（左侧板第一列）：……

第九列（左侧板第二列）：……鲁哀公……

第十列（左侧板第三列）：……十餘世，至于今不絕，學……

王楚宁认为，文字的大部分内容与今本《史记》相同。第一列至第五列似出自《史记·孔子世家》；第六列明确出自《公羊传》；第五列后半段、第六列前半段与第七列虽能成句，但未见于现有古籍，不能确知来源；第八列、第九列缺失过多，未能详述；第十列虽有阙文，但极似《史记·孔子世家》正文之后的《孔子世家赞》。就有关孔子的文字，并结合《子张篇》的内容，不难发现“孔子衣镜”上的文字与《史记·孔子世家》虽有不同但极其相似，两者肯定有着重要的联系。

《史记》成书之后并未流传于世，而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在宫廷秘府与司马迁家属处各存一份，秘不示人，直到“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杨恽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因告发霍氏谋反有功而封平通侯，海昏侯刘贺则薨于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从时间上讲刘贺活到了《史记》宣布于世，但王楚宁认为海昏侯刘贺在宣帝时代是难以见到《史记》的。因为西汉朝廷严格控制诸侯王拥有《史记》。成帝时，东平王向朝廷求取《太史公书》（《史记》），朝廷认为“《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遂不予。成帝时诸侯王尚需向朝廷求取《史记》，可见《史记》在当时传抄有限，杨恽的“宣布”很可能只是将《史记》的名号公之于世，而非《史记》全书的广泛流传。刘贺作为废帝，言行都受到朝廷严格监控，是不可能从朝廷处得到《史记》的。

既然《史记》的副本在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手中，那刘贺能不能从杨家得到《史记》呢？王楚宁认为绝无可能。杨恽的父亲、司马迁的女婿杨敞是废黜刘贺皇位时带头上书的丞相，是刘贺的政敌。杨敞性格懦弱畏事，不会把《史记》交给政敌刘贺，杨恽于宣帝时代才宣布《史记》，彼时刘贺已是废帝，受朝廷监控，故而刘贺不可能在宣帝时代见到《史记》，亦不可能从杨家得到《史记》。但也不能因此排除刘贺看过《史记》的可能。杨恽宣布《史记》之前，“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史书虽未明确记载司马迁的卒年，但应在武帝晚期至昭帝时代。海昏侯墓出土漆木器多为“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造，这一时期正是昭帝时代，刘贺略有可能在昭帝时代看到稍出于世的《史记》。若“孔子衣镜”也造于这一时期，那其上的文字就略有可能源于《史记·孔子世家》。

即便“孔子衣镜”上的文字不是源于《史记·孔子世家》，也不能否定其与《史记》的重要关系，“孔子衣镜”的文字与《史记·孔子世家》很可能拥有共同的母本。司马迁在论述《史记》编纂成书情况时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可见《史记》中有不少先代古书的内容。汉朝官府搜集到的巨量古书都要交付太史公，“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可以想见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一定大量参考了这些古书，故而他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如果《史记·孔子世家》是将古书中关于孔子的内容“整齐其世传”的话，那“孔子衣镜”上的文字就可能源自《史记·孔子世家》所参考的佚失古书，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孔子衣镜”的文字与《史记·孔子世家》极其相似但亦有不同。因此，王楚宁认为“孔子衣镜”与《史记》肯定有重大联系，即便“孔子衣镜”上的部分文字不是源自《史记·孔子世家》，也应与《史记·孔子世家》来源于共同的文本。

揭秘“孔子衣镜”与《齐论语》的关系

《论语》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意义。因《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与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故是最为可信的研究孔子与儒家早期发展的资料。

对外公布的“孔子衣镜”文字内容中，还有两段与《论语》有关的文字，都出自《子张篇》。《子张篇》的文字与传世本《论语》有三处差异：“子张问干禄”今本作“子张学干禄”；“孔子曰：‘多闻阙疑’”今本作“子曰”；“子夏曰何”今本作“子夏云何”。

王楚宁认为，在今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亦有“子张问干禄”一句，鉴于“孔子衣镜”与《史记》的重要联系，故可能取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或源于共同文本；“孔子曰”与“子曰”相类，考虑到“孔子衣镜”的作者若为保证对话中人物身份的准确与行文的严谨，是有可能将“子曰”写为“孔子曰”的；但“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段不见于《史记》，应取自《论语》，故王楚宁从此句入手，探求“孔子立镜”所用《论语》的版本。

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版本，何晏的《论语集解序》中曾有详述，其中《古论》虽出自孔子旧宅，但其与《鲁论》只是《子张篇》的编次不同，内容上差异很小，故而在西汉时期《论语》的版本实际上分为《鲁论》与《齐论》两大系统。成帝以后，因张禹把《鲁论》《齐论》两个版本合二为一，名为《张侯论》大盛于世，《齐论》佚失于汉末魏晋时期。《论语集解序》提及《鲁论》与《齐论》有三处明显的差异：《齐论》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齐论》与《鲁论》篇次或不同。

目前海昏侯墓出土竹简五千多枚，其中就有《论语》。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论语》是业已公布的距今最早的《论语》抄本。海昏侯刘贺的卒年较中山怀王刘脩早四年，故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简本《论语》当为至今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并且，鉴于海昏侯墓出土了《知道篇》，王楚宁认为，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论语》是《齐论语》，意义不可估量。

那么，“孔子衣镜”上的文字是否有源于《齐论语》的可能？王楚宁认为这个可能性不仅有，而且极大，因为传授《齐论语》的宗师王吉正是刘贺嗣位昌邑王时的昌邑中尉，两人关系密切。《汉书》中所载的传授《齐论语》的宗师有王吉、贡禹、庸生等数位大儒，但只有王吉的事迹最清晰、时间最早、影响最广、名声最大，也只有王吉与刘贺有着长久、稳定的联系，他有充足的时间与足够的地位将《齐论语》传授给刘贺，“孔子衣镜”若亦造于“昌邑九年”或“昌邑十一年”时期，则其上的《论语》内容极有可能来自王吉所传《齐论语》。因此，通过考辨“孔子衣镜”已公布的语句并结合《汉书》等史籍记载后，王楚宁认为，“孔子衣镜”上的部分文字应当来源于《论语》，并且有极大可能源自于失传了1800年的《齐论语》。

（来源：南昌日报 作者：付歆欣 徐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