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正式收到印度国家考古局（Archaeology Survey of India）批复，获得了2017年度印度喀拉拉邦奎隆港口遗址（Kollam Port Site）考古发掘项目资质。自此，印度奎隆港口遗址中印联合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奎隆港口位于印度西南沿海，是喀拉拉邦（Karela）境内位列柯钦港（Cochin Port）之后的第二大港口。2014年2月开始，港口拟对码头长度和深度进行扩建，在中部偏北的靠岸位置开始向下挖沙，挖深至水下约4.5至8米深处，沙土中发现大量陶、瓷及金属质文物。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CHR）对此高度关注，遣专人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并对出水文物进行了跟踪收集。

        迄今，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陶、瓷残片已约万余件，金属文物约千余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印度本地生产的红砂胎陶器。印度本土以外的文物，还包括可能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彩色玻璃装饰物，以及来自伊斯兰地区的铜钱、孔雀蓝釉陶器。同时出土的中国文物，包括500多件瓷器残片，以及1300多枚铜钱（含残件）。其中瓷器残片包含产自浙江、江西、广东、福建等省的产品，年代约在10至14世纪。铜钱纪年自8至13世纪。这是目前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年代序列较为明确、来自同一国家的唯一一批文物。

        根据印度历史学家的考证，今天的奎隆港口始建于9世纪中叶，港口遗址新出土的几枚注辇王国（Chola Dynasty）钱币可印证其时奎隆属注辇国管辖。《宋史》卷四百八十九记载，西南印度的注辇国有部落名故里，其名称与位置均与今天的奎隆（Kollam / Quilon）相近。奎隆港口发现的大批来自9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及钱币，可以为确认奎隆港口遗址的年代、性质及其与古代中国的关系提供重要实物参考。

        除出土印、中文物外，奎隆港口遗址还出土有一定量的来自地中海、伊斯兰地区的文物。其中，有几件孔雀蓝釉陶器残片，与福建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陶瓶基本相同，年代不晚于10世纪中叶。这一现象表明，奎隆港口遗址是一处海上贸易的中转站，而非仅是中印贸易的终点，这也为勾勒10世纪以来印度-地中海区域的航线提供了重要线索。

        故宫博物院与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CHR）的考古交流与合作项目开启于2013年，并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政府2014-2015年度文化合作项目》。迄今，双方已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古研究交流合作。其间，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人员组成的工作组于2014年至2015年间三度赴印，与KCHR会在印度沿海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陶瓷标本科技检测研究等方面开展了多项具体合作。2016年10月，故宫博物院邀请KCHR工作组访华，在故宫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考古及实验室考古交流培训工作，并前往景德镇瓷器窑址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实地调研。

        2017年度奎隆港口遗址考古工作，将由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CHR）、喀拉拉邦大学（University of Kerela）、故宫博物院三方组成联合考古队，进行包括考古调查、试掘及正式发掘在内的全面工作。